15. 犬饲的嗅觉

犬饲圭吾在海东医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旧病区的地下室里站了整整三个小时。

专案组是凌晨五点抵达的。旧病区位于医院园区最北端，是一栋昭和三十九年建成的四层砖混结构建筑，十年前因为抗震标准不达标被正式停用。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大面积脱落，露出下面黑灰色的水泥，窗框上的铁锈沿着墙面流下来，在每一扇窗户下方形成了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远远看去像一条条凝固的血泪。正门的封条还在，但侧门的链子锁被人剪断了——佐佐木在之前的供述中承认，她来过这里，用一根发卡撬开了地下室入口的旧锁。

“她就是从这里进去的。”犬饲对身后的鉴证科警员说，用手电筒照向洗衣房后方的防火门。门半开着，门把手上挂着一截被剪断的链子锁，断口处的金属截面还很光亮，显然是近期才被破坏的。

防火门后面是一道狭窄的水泥楼梯，墙壁上没有窗户，只有每隔一段距离安装的应急灯。应急灯大多已经坏了，只剩下最后一盏还在倔强地亮着，发出幽蓝色的微光。楼梯间的空气寒冷而潮湿，带着纸张发霉和金属锈蚀混合的气味。犬饲沿着楼梯往下走，脚步声在密闭的空间里被放大成沉闷的回响。

地下室比他想象中大得多。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去，照亮了一排又一排的铁质档案柜。这些柜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有些柜门敞开着，露出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文件夹；有些柜门紧闭，锁孔已经锈死，需要用撬棍才能打开。墙壁上挂着几张褪色的海报，内容是关于档案分类编码的说明和消防安全的警示标语，印刷日期是昭和四十三年。

“按照年份排列。”鉴证科的小林巡查从最左侧的柜子开始逐一检查，用手电照着柜门上的标签，“昭和三十八年到昭和五十年……这一整排都是虚舟计划的档案。犬饲前辈，这规模比我们预想的大得多。光这一个房间就至少有三千份文件。”

犬饲没有说话。他走到房间中央，把手电筒放在一张落满灰尘的铁桌上，光柱朝上照着天花板，在四周投射出扩散的光晕。他开始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地检查，从最早年份的档案开始看起。

昭和三十九年的档案柜里装的是虚舟计划的立项文件和初期招募记录。犬饲翻开最上面那个泛黄的文件夹，第一页是一份打印体的项目申请书，标题是——“关于极端社会压力环境下服从行为机制的追踪研究（代号：虚舟计划）”。申请单位是海东国厚生福利省社会保障局，协作单位是海东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研究所，项目负责人一栏签着两个名字：藤卷雅彦（当时是精神医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以及一个犬饲从未听说过的人物——当时的厚生福利省社会保障局局长，名叫真壁清一郎。

犬饲盯着“真壁清一郎”这五个字看了很久。清一郎。他在脑海中反复咀嚼这个名字，然后从内侧口袋掏出记事本，翻到之前调查真壁周平背景时做的笔记。真壁周平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死于产后并发症，他在海东福利院长大，没有直系亲属。官方记录里，他的父亲名叫真壁清一郎，职业一栏写着“厚生福利省职员”，死亡原因一栏写着“因公殉职，具体信息不予公开”。

因公殉职。不予公开。犬饲把档案夹合上，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两下。虚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就是真壁周平的父亲。真壁清一郎在儿子出生前后死亡，死因被列为机密。而真壁周平本人——样本7——在不知道这一点的前提下，被招募进了由他父亲参与创立的实验项目。这不是巧合，这是设计。虚舟计划从一开始，就把真壁周平预设为最核心的观察对象。

昭和四十一年的档案记录的是实验第一阶段。犬饲找到了样本7——真壁周平——的初始评估报告。报告里的照片和现在被拘留的那个男人判若两人：一个瘦削的十九岁少年坐在实验隔间的折叠椅上，穿着不合身的白衬衫，眼神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评估结论写着：“社会关系薄弱，服从性极高，对权威认可的需求异常强烈。适合作为第三阶段道德阈值测试的核心样本。”

犬饲把这份报告复印了一份，夹在记事本里。然后他继续往后翻，从昭和四十二年翻到昭和四十六年，从第一阶段翻到第三阶段。他看到了高原在真壁档案夹里见过的那些照片——电击设备、按钮面板、样本们在实验隔间里崩溃大哭的画面。他也看到了那些冰冷的评估术语——“高服从性”“抗压测试通过”“适合继续参与”。每一份报告的末尾，都盖着藤卷雅彦的印章。

昭和四十六年的档案柜里，犬饲找到了那份改变一切的文件——虚舟计划第四阶段的追踪观察方案。封面上的油印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内页的内容保存得相当完好。方案里列出了所有参与第三阶段实验的样本名单，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对应的追踪观察员编号和预计观察周期。观察周期的时长令人毛骨悚然——“样本1至样本15：终身追踪，直至样本死亡或丧失行为自主能力。”

犬饲从柜子里抽出最后几个文件夹，他的手指越来越黏腻，那不是灰尘——档案柜的铁皮边缘在搬运时割破了他的食指，血和灰尘混在一起，把泛黄的纸页染上了暗红色的指纹。他没有停下来，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他翻到了样本名单的最后一页，在“样本19”那一行旁边，看到了用红笔圈注的一行小字——“1968年6月产下一名男婴，婴儿体长48cm，体重2850g，Apgar评分正常。婴儿已按协议转移至海东福利院，福利院接收编号W-68-019。追踪观察权限转交至样本19的指定观察员，继续执行第四阶段方案。”

犬饲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没有点燃，只是咬在嘴里。婴儿的去向，档案里已经明确了——海东福利院，接收编号W-68-019。他在自己随身携带的案件调查笔记中写下这串编号，然后继续往下翻。

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已经严重褪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她的眼神空洞而疲惫，但在低头看婴儿的那一瞬间，嘴角还是微微弯了一下。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样本19，海东医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特别监护病房，1968年6月14日摄。藤卷雅彦。”而那张泛黄的病历卡上，打印着样本19的真实姓名——“编号：HC-19，姓名：高原静子”。

犬饲的手停顿在那张病历卡上，烟从指间滑落，无声地落在堆满灰尘的档案柜上。

高原静子。高原。他的目光回到那张抱着婴儿的照片上，死死地盯着那个包裹在白色襁褓里的婴儿。片刻之后，他忽然在照片底部的不起眼位置，看到了一个细微的补充备注——“备注：婴儿父亲身份已确认，虚舟计划首席研究员，编号无法追溯。婴儿已于1968年6月27日转移至海东福利院，福利院接收编号W-68-019。”

犬饲翻开自己的案件笔记，上面赫然印着从海东福利院调取的真壁周平档案复印件。在“入院记录”一栏中明确写道：“接收编号W-68-019，男婴，约1968年6月下旬入所，无姓名，无出生记录。由海东医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工作人员送交。”他又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抽出了另一份档案——高原俊也的家庭调查记录。上面的字迹清楚地写着：“母：高原静子，于1970年与高原秀和（真鹤市东和重工焊接工）结婚，1971年育有一子——高原俊也。养母于2009年因肺癌去世。生母下落不明。”

犬饲将两份报告并排放置在积满灰尘的铁桌上，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两张泛黄的纸页上。接收编号一致，婴儿入院的时间衔接完全吻合——真壁周平就是照片上那个襁褓中的婴儿，而高原俊也则是这个女人后来生下的第二个孩子。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藤卷在虚舟计划的追踪体系里不是普通角色，他不仅是样本3，也不仅是观察者。他就是那个无法追溯编号的研究员——四十年间一直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的人。但他在得知真壁和高原二人招募进实验后，没有犹豫，没有制止。他继续观察。继续记录。等待他们发现彼此的那一刻。这个发现本身，就是虚舟计划第四阶段最终极的实验数据——服从与血缘，哪个会在终极冲突中胜出。

犬饲慢慢直起腰，将手电筒的光柱从档案柜上移开。他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真鹤湾的海面在晨光中泛着灰蓝色的光，海风从北面吹过来，带着冬季特有的凛冽和咸涩。他站在旧病区门口的台阶上，把那根一直没点燃的香烟从嘴里拿下来，捏碎，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真鹤市警署搜查本部的电话。

“通知所有人，这个案子远没有结束。”他的声音在晨风里显得格外低沉，“虚舟计划的追踪观察周期是终身制。所有第三阶段的受试者，至今仍在被观察。我们需要全国协查，找出所有名单上的人——以及所有的观察员。”

他没有说的是，这份名单的长度远超任何人的想象。四十年来，虚舟计划的触角从海东医科大学延伸到了厚生福利省、真鹤大学、数十家社会机构，甚至包括银行的贷款部门和地方媒体的编辑室。每一个样本身边，都有一个或多个观察员。他们可能是同事、上司、医生、记者——任何一个看似无关的人，都有可能是那双从单向玻璃后面看过来的眼睛。

他也没有说的是，就在他左手边的档案柜最底层，还有一个尘封的铁盒，里面装着二十年来陆续更新的追踪报告复印件。每一份报告都详细记录了真壁周平成年后在学术界步步高升的轨迹，包括他何时获得学位、何时发表论文、何时开始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以及更近期的内容——他何时在真鹤大学张贴招募公告，何时选定了五名学生，何时第一次将他们带入人文楼B2层024室。

阳光照在犬饲脚边的档案柜上，把褪色的编号标签映得微微发亮。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幽暗的地下室，防火门在晨光中静静地半开着，像一个刚刚被撬开的、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头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