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在松本次郎的纸板隔间里坐了整整四十分钟。
这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人面前坐这么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松本也没有说话。他用小刀削完那根木棍，又从脚边的塑料袋里摸出一块新的木头，继续削。佐佐木注意到他削的不是普通的木棍——每一根的末端都被精心刻成了一个小动物的形状，有的像狗，有的像猫，有的像一只展翅的鸟。它们排成一排放在纸板墙角，被LED灯的白光照着，像一支沉默的迷你军队。
“你刻这些做什么？”佐佐木终于开口。
“给巷子里的孩子。”松本的声音沙哑而缓慢，像是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话，每一个字都要从喉咙深处重新学习怎么发音，“这附近有一些打工的外国务工者，他们的小孩没有玩具。我刻了放在巷口，他们会来拿。”
佐佐木低头看着那排木雕。她想起真壁档案里松本的犯罪记录——轻度纵火，在图书馆门口烧自己的个人物品。一个会为陌生孩子刻玩具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在图书馆门口烧掉？她问了他这个问题。
松本的手停了一下。小刀悬在木头上方，LED灯的光在刀刃上反射出一道细细的白线。“那些东西是我女儿的。”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她五岁那年被诊断出白血病，在海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了八个月，最后没撑过去。她妈妈在那之前一年就走了，车祸。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但还差一笔钱。医院说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案，不在医保范围内，需要自费。我去找了福利事务所，找了市政府的补助金窗口，找了我能想到的每一个机构。他们都说材料不全，让我补充。我补了七次，每次都说还差一样东西。”
他放下小刀和木头，把手伸进纸板夹缝里，抽出那张佐佐木刚进门时就注意到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在儿童公园沙坑边的合影。女孩大约四五岁，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羊角辫，门牙掉了一颗，笑得很灿烂。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胡子刮得很干净，看起来精神很好——那是松本次郎，但不是现在的松本次郎。现在的他满脸皱纹，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和照片上判若两人。
“第七次补材料的时候，医院打来电话说，不用补了。孩子已经走了。”松本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稚嫩的字——“给爸爸，小樱”。那是五岁孩子能写出的最工整的字。“我在图书馆门口烧掉了那些材料。厚生福利省的申请表、福利事务所的受理回执、医院的催款单，还有她画给我的一幅画。警察问我的时候，我说不出原因。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和她一起走。”
佐佐木沉默了。她想起高原上周在钟表铺里对真壁说的那句话——这家协会帮过这条街上至少五十个低收入家庭，你不能拿他们的名义去骗政府的补助金。现在她明白了高原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他不是在为一个被遗忘的机构辩护，他是在为一个被遗忘的体系辩护——那个体系本该保护松本小樱这样的孩子，但它没有。它让一个父亲跑了七次福利事务所，等到所有的材料都补齐了，孩子已经没有了。
真壁说要嫁祸给这个人。一个有前科的流浪汉，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他的辩白。他会在拘留所里度过漫长的审讯期，然后被以纵火罪起诉，没有人会去查他背后的故事，没有人会在意他在纸板角落里为陌生孩子刻下的那排木头动物。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被牺牲的人。
佐佐木从纸板隔间里站起来，腿麻了，她扶着墙壁站了一会儿才恢复知觉。她低头看着松本，这个四十八岁的男人正把照片重新塞回纸板夹缝里，动作很慢，很轻，像是怕弄坏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而那确实是他唯一珍贵的东西了。
“松本先生，接下来几天，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佐佐木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他面前的地上。那是她上次任务剩下的酬劳。“你用这些钱，去找工业区后面那条河边的桥洞住几天。别回这里，也别告诉任何人你去了哪儿。”
松本抬头看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为什么？”
“因为有人要烧掉那些公益物资，然后说是你干的。”佐佐木说，“你最好先把自己藏起来。”
松本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捡起地上的钞票，一张一张地叠好，塞进内衣口袋，那个动作很慢，但没有任何犹豫。他没有问佐佐木是谁，为什么要帮他，也没有问那些要陷害他的人是谁。也许在他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之后，来自陌生人的恶意和善意都不再需要解释。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了句谢谢，然后开始收拾他那些木头动物。
佐佐木走出仓库时，港口的风灌进她的领口，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站在黑暗里，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她想起今井被带走那天晚上，她在咖啡厅里对今井说的那些话——“她的做法确实欠考虑，但动机可以理解。”那番话最终把今井送进了精神病院。她又想起真壁让她扮演的角色——联络和警戒，整个行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她曾经以为自己被安排了重要的位置，现在才明白，那个位置的真正含义是——把所有人串联起来，让每一个人都能被看到，被记录，被控制。
而今晚，她做了一件和今井本质上相同的事。她试图保护一个被真壁选中的牺牲品。
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今井瞳。
纵火计划预定在周五晚上执行。在那之前，佐佐木还有四天时间。
她决定用这四天做一件事。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海东医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那是一座灰白色的建筑群，建在真鹤市北郊的半山腰上，面朝真鹤湾。住院部的窗户都装着铁栏杆，远远看去像一座监狱。佐佐木在医院门口被拦住了——非亲属不得探视。她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是在做校园心理健康课题，需要收集住院患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接待处的护士面无表情地拿出一份访客申请表，让她填写身份证号码和访问目的。她填好之后，护士把表格收进抽屉里，说需要主治医生批准，让她三天后再来。
佐佐木没有等三天。她在护士转身去接电话的瞬间，迅速扫了一眼挂号系统屏幕上正在显示的住院患者名单。患者名单按楼层排列——三楼，长期观察区。她的目光飞速往下扫，在看到“今井瞳”三个字之前，先看到了那个编号：HC-06。这个编号的格式和真壁档案里“样本7”的编号格式完全一致。
佐佐木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高个子男人从住院部深处走出来。他的胸牌上印着名字和职务——“藤卷雅彦，精神科主任”。佐佐木立刻转身面对接待窗口，继续若无其事地低着头填写表格，但她的余光看到藤卷在她身后停了一下。那一下停顿不超过两秒，却让她脊背发凉。然后脚步声继续向前，消失在走廊尽头。
佐佐木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她把整件事从头到尾串联起来——藤卷雅彦是虚舟计划当年负责评估样本的医生，富樫伸彦是藤卷的合作者，富樫发现了真壁的秘密，真壁让富樫消失了，然后藤卷又帮着真壁把今井关进了精神病院。但她还是找不到所有事件之间的联系。如果藤卷和真壁是合作关系，那虚舟计划到底是谁在主导？四十年前的实验和今天的实验之间，到底是简单的复制，还是某种更深层的延续？真壁说他曾被当成样本，但他现在是实验者。藤卷四十年前就是研究者，现在还是研究者。而那个在虚舟计划中被标注为“样本19”的女人——她是谁？她生下的那个婴儿，究竟是不是真壁本人？如果不是，那个婴儿后来又去了哪里？
所有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虚舟计划的原始档案。那批档案必须在某个地方，而最可能存放的地方，就是海东医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的病历档案室。虚舟计划本身就是这家医院和厚生福利省共同主导的项目。
佐佐木站起来，拍了拍大衣上的灰尘，没有再回头。她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拨通了高原的手机。电话响了几声后接通了，高原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佐佐木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你上次跟我说，你在真壁那个旧档案夹里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个女人，备注是‘样本19’。你还有那张照片的照片吗？”
高原沉默了几秒。“我拍了。”他说，“但我没有发给任何人看。”
“发给我。现在。”
高原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更低：“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藤卷雅彦的名字。”佐佐木说，“今井就在他管的病区里。富樫的论文合作者是他。虚舟计划当年负责评估样本的医生也是他。他现在是海东医科大学精神科的主任。一个人花了四十年做同一件事，绝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他在找人，或者找一个答案。而真壁——他就是被找的那个答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佐佐木以为信号断了。
“真壁知道吗？”高原终于开口。
“我不确定。”佐佐木说，“但我确定一件事——真壁不是在帮我们，他是在重复他自己被伤害的四十年前。他把我们当成了新的样本。而虚舟计划——这个项目的档案一定还在海东医科大学。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我们就得先把那些档案找出来。”
高原在电话那头深深吸了一口气。“你疯了。”
“对。”佐佐木把烟头弹进雨里，看着它在水洼中熄灭，声音平静而清晰，“但疯了的又不止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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