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春节在满天爆竹声里过去了。
对周家来说，这个年过得没滋没味。周太太照例做了八宝饭和腌笃鲜，照例在客厅里摆了一盆水仙，照例给每个儿孙发了红包，但水仙花开得稀稀拉拉，红包也比往年薄了不少。大年初一早上，来拜年的人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有些人来了连茶都没喝完就起身告辞。周世昌站在客厅窗口，透过玻璃看着那些匆匆离去的身影，什么话都没说，背影像一尊被风雨侵蚀了太久的石狮子。
苏瑾在这个年里没有休息过一天。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蒸年糕、包汤圆、炖鸡汤、做春卷，灶台上的火从早烧到晚。周家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嘴，全靠她一个人伺候。她瘦了一圈，手腕细得像两根筷子，但手上的活一样没落下。孙姐正月里私下跟周太太说了句“苏瑾这丫头真能吃苦”，周太太点点头，难得地夸了一句：“是个实心眼的。”
实心眼的苏瑾，在正月初十那天晚上，在周峻伟的夜宵里又下了一剂秋水仙碱。剂量和之前一样——针尖上那么一点点。但这一次，她下的不是他的碗里，而是他专用的那把瓷勺里。勺子是周太太从景德镇带回来的，白瓷青花，底部烧着“峻伟”两个字。只有周峻伟一个人用那把勺子。苏瑾把秋水仙碱的微量结晶溶在热水里，涂在勺子凹面的釉面上，晾干。药液干了之后无色无味，肉眼看不见任何痕迹。当周峻伟用这把勺子舀热汤的时候，温度会让结晶重新溶解，无声无息地滑进他的喉咙。
这是她的备用方案。厨房里的调料瓶、碗柜里的碗筷、灶台上的砂锅，每一样都可能在周太太日趋警惕的目光下暴露。但一把专用的瓷勺——没有人会检查一把勺子。
元宵节过后，周峻伟回去上班了。
农机公司的人看到他回来都吃了一惊。他比住院前瘦了将近二十斤，藏青色呢子中山装穿在身上像是借来的，袖口空荡荡地晃。但他的精神看起来确实在好转——说话声音洪亮了，走路步伐快了，甚至在开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讲话，说要“在新的一年里把农机销售指标翻一番”。
只有苏瑾知道，那洪亮的声音下面埋着什么。
秋水仙碱的一个特点是，在中毒初期，患者会经历一个短暂的“假愈期”——症状减轻，精神好转，甚至食欲恢复。这是因为身体在毒素累积的初期会调动全部代谢储备来维持正常功能，造成一种“痊愈”的假象。但在这个假象背后，骨髓的造血功能正在被不可逆地抑制，肝细胞的分裂正在被一个一个地阻断。当储备耗尽之后，崩溃会来得比第一次更快、更猛、更不可挽回。
她在白溪镇那本油印的内科教材上读到过这个描述。那本书上还画了一张曲线图——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突然在某一个节点急转直下，像一列脱轨的火车冲向谷底。她在那张图上用手指反复描摹那条曲线的走向，一直描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正月二十这天上午，苏瑾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不是柯正明。是一个她没见过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穿着灰布棉袄，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她在八角井菜市场的干货摊前挑香菇的时候，余光扫到那个鸭舌帽站在斜对面的肉铺门口，手里拎着一块用报纸包着的猪肉，正低头看一份《青城日报》。她把香菇放进篮子里，往左走了三个摊位，蹲在菜摊前挑菠菜。过了大概半分钟，鸭舌帽也跟了过来，站在离她两个摊位远的地方，继续看报纸。
她在心里做了一个判断——不是职业跟踪。职业跟踪不会让她在一个菜市场里连续两次发现同一个人的存在。柯正明派了个新手来。或者，这不是柯正明的人，而是另一个人派来的。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她都必须在今天之内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在当天下午就做出了。
她从菜市场回来后，照常做好了午饭。饭后，周峻伟回房间午休，周太太出门去打麻将，周世昌在他的书房里看文件，孙姐在后面院子里晾衣服。整栋周家大宅安静得只剩下厨房里水龙头滴答滴答的声响。
苏瑾换了一身干净的素色布衣，把头发重新梳好，对着镜子用冷水拍了拍脸颊，然后走到周世昌的书房门口，敲了三下门。
“进来。”
周世昌的书房在二楼走廊尽头，不大，靠墙是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柜，里面塞满了整套的《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各种烫金的精装书，有些书的塑料封套还没拆。书桌上摊着一份红头文件，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龙井茶。周世昌坐在书桌后面的高背椅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看文件。他抬起头，看见是苏瑾，摘下老花镜搁在文件上。
“什么事？”
苏瑾跨进书房，把门虚掩上。她站在书桌前两步远的位置，双手交叠在围裙前面，低着头。这个姿态她在周家用了大半年——柔顺、恭敬、无害。
“老爷，”她说，“有件事，我想当面跟您说。”
周世昌靠在椅背上，看着她。他这大半年对苏瑾的印象仅限于“做饭还行，手脚干净，话少”。一个来自乡下的厨娘，在他眼里和其他所有佣人一样，不值得特别注意。但今天她主动来敲书房的门——这是他到周家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说吧。”他说。
“是关于二公子的事。”苏瑾说，“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周世昌的眉头皱了一下。周峻伟是他目前最关心的人——大儿子刚死，二儿子大病初愈，他不允许二儿子再出任何闪失。
“讲。”他简短地说。
苏瑾微微抬起头，用一双干净而略带忧虑的眼睛看着他。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二公子最近精神是好了一些，但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半夜起来烧水的时候，好几次看见他房间的灯亮到凌晨一两点。前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对着电视机发呆，我端水过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些话——说了很多话。有些话让我很害怕。”
“说了什么？”周世昌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他说……”苏瑾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他说在这个家里，他活得不像个儿子，像个备用的东西。说大公子在的时候什么都是大公子的，大公子不在了，老爷想的还是三公子。说他连生病都是一个人扛，没人真心疼过他。”
周世昌脸上的表情从皱眉变成了阴沉。他把老花镜拿起来在手里折了折，发出清脆的一声“啪”。
“还说了什么？”
“他说……”苏瑾的声音更轻了，像是在说一个自己都不忍心重复的秘密，“他说有时候真恨不得自己当初没从医院里活着出来。”
周世昌的手顿住了。他沉默了片刻，把那副老花镜重重地拍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周家的院子，他站了一会儿，背对着苏瑾，忽然用一种沉沉的、被压抑过的声音说：“老大死了，老二心里不踏实。这事不怪他。”
他在替周峻伟解释，像他这辈子无数次替儿子们解释一样。苏瑾在心里听出了这个老男人的逻辑——他把一切都归因于“兄弟去世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个解释很安全，很体面，不会牵扯到任何他不愿意面对的东西。
“老爷说得对。”苏瑾顺着他的话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宽慰，“我想也是这个道理。只是有些话憋在心里，不跟您说我不放心。”
周世昌转过身来。他看着站在书桌前这个恭顺的年轻女人，目光在她的脸上停了片刻。然后他忽然问了一个苏瑾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问题。
“苏瑾，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七。”她说。
“在乡下有对象吗？”
“没有。”苏瑾垂着眼睛说，“表姨死了以后，没人管这些。”
周世昌点了点头。他回到书桌后面坐下，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拿起文件，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那就好好在周家干。周家不会亏待你。”
苏瑾鞠了一躬，退出书房。
她在走廊里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轻轻吐出一口气。刚才那段对话的每一句都在她的计划之内——除了最后那个问题。周世昌问她有没有对象，这不在她的脚本里。但她从那个问题的落点和语气里判断出，他不是在试探她，而是一个习惯于掌控一切的老派家长在清点自己权力范围内的所有可用资源。在他眼里，一个从乡下来的、无亲无故的、听话能干的年轻女人，是一个可以随意安排的棋。他甚至不需要现在就安排，只是先问问，先记着，像记着抽屉里还剩多少现钞一样。
她在心里把周世昌这句话存了档，然后走下楼梯，回到厨房。
正月二十五日这天，苏瑾在青云巷口又看见了那个鸭舌帽。
这一次他没有戴帽子，而是换了件灰蓝色的工作服，坐在巷口修鞋摊旁边的小马扎上，假装在擦一双皮鞋。他低头擦鞋的动作很专注，但苏瑾注意到他的皮鞋锃亮反光，不像是需要擦的样子。
她没有停下来。她提着一篮子菜从他面前走过去，连眼皮都没抬。但她的心在那几秒钟之内完成了好几层逻辑盘算：这个人不是职业刑警。职业刑警不会犯反复跟踪的错误。那他是谁的人？周家的？还是别的什么人？
当天傍晚，孙姐在厨房里对苏瑾说了一句话。
“苏瑾，你最近出门小心点。”
苏瑾正在削土豆皮，手里的刨子停了一下。“怎么了？”
“今天下午有人在巷口跟巷口的王婶打听你。”孙姐压低了声音，“问你是不是在白溪镇待过，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周家。王婶说那人穿的挺体面，不像坏人，但问的话怪怪的。王婶没说啥，就打发走了。”
苏瑾继续削土豆皮，刨子推着褐色的皮一条一条地卷起来。“可能是警察。”她淡淡地说。
“警察？”孙姐的音调一下子拔高了，“警察找你干什么？”
“不是找我。”苏瑾把削好的土豆扔进清水盆里，抬头对孙姐笑了一下，“是查大公子的死。上回那个姓柯的警察来过，问过江口路的旧案。”
孙姐的脸色变了。江口路三个字在周家是个忌讳，谁都不提，但谁都知道。她抿了抿嘴，走过来凑到苏瑾耳边，用一种又警惕又担忧的语气说：“你嘴巴要紧一点。老爷不喜欢下面的人说这些。”
“我知道。”苏瑾说。
孙姐走后，苏瑾一个人站在水池边洗土豆。天井里的天光正在变暗，铁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青砖地面上。她把土豆在水里反复搓洗，洗到每一个土豆的皮都光滑发白。然后她关了水龙头，在围裙上擦干手，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工作手册。
翻开新的一页。她在“柯正明”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加重的横线，然后写了一段新的记录。
“1985年2月底。柯正明已掌握：1. 苏瑾与林婉清户籍异常；2. 沈月娥档案缺失；3. 周峻生尸表疑似中毒体征。目前缺少：1. 直接物证（药源、残留、工具）；2. 周峻伟病情的医学证据；3. 苏瑾与林婉清同一性的确凿证明。结论：窗口正在收窄，但尚未关闭。需加快周峻伟部分进度，同时准备应对第三轮接触。”
写完，她翻到下一页，在“周世昌”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新的条目。
“备注：周世昌在书房谈话中表现出对家庭管控欲的持续强化。趋势判断：长子死后，次子身弱，三子独立，他处于权力焦虑期。可利用：他在寻找可以替代和掌控的对象。潜在风险：他对我个人产生兴趣是计划外变量，需密切留意，必要时转化为有利因素。”
她把工作手册合上，放回口袋。然后她蹲下来，打开碗柜，把周峻伟的那把青花瓷勺取出来，放在灯下仔细看。勺子的釉面上已经看不出任何药痕，但她用手指轻轻摸了摸——微量的结晶在高温汤水反复冲刷下已经残留在釉面的细微裂纹里，肉眼不可见，但每一餐都在持续释放。
她把瓷勺放回碗柜最里面，盖上一块干净的纱布。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膝头的灰，重新系紧围裙带子，走向灶台。
正月已过，二月春寒料峭。青城市的梧桐树开始冒新芽了，嫩嫩的、黄黄的，从光秃秃的枝干上探出头来。江口路上的副食品商店换了一块新招牌，白底红字，写着“江口路综合商店”。13路公交车还是老线路，司机换了一个年轻的，开车很猛，过弯的时候车轱辘压得吱吱响。
柯正明在刑警支队的办公桌上堆了厚厚一摞白溪镇寄来的材料。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把沈月娥生前在供销社的全部记录、苏瑾在白溪镇的全部档案、以及林婉清在棉纺织厂子弟学校的全部学籍表，一字不差地比对了三轮。他在两行出生日期的数字中间打了一个红圈——差了一年零三个月。不是同一个人，却没有人同时见过她们两个。
他把这个发现写进了一份报告。报告的标题是：“关于1979年江口路事件受害人林巧珍之家属现状的补充调查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及“苏瑾”的名字——他还没有拿到能将苏瑾和林婉清画上等号的那把钥匙。但他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了这样一句话：“受害人之胞妹林婉清在案发后下落不明，其当前身份及行踪具有重大侦查价值。建议立案追查。”
他把报告装订好，亲自送到了局长办公室。
三天后，局长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江口路事件已经办结归档，不宜重新启动调查。如发现新的刑事案件线索，可另案处理。注意，不要给群众造成‘政策反复’的印象。”
柯正明看着那行批语，坐在办公桌前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报告锁进抽屉里，站起来，从椅背上取下了外套。
他不是要去找苏瑾。他要去找周世昌。
他知道，从局长到市里，从市里到当年江口路案卷上每一个签名的人，这条线都绕不开周世昌。周世昌虽然退了，但他留在青城官场的那张网还在。只要周世昌还在网中心，江口路的真相就不会浮出水面，而那个在白溪镇消失了的林婉清，就永远没有机会用真实的身份站在阳光底下。
现在，他想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网，扯开一个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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