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之后，陈永年再也没有在宿舍里安稳地睡过一个整觉。他把那张泰坎文字纸条从信封里抽出来，贴身藏在衬衣内袋里，每天换洗时都亲手转移。宿舍的门锁他换了一把新锁，钥匙只挂在自己脖子上。但每次推门进屋，他都会下意识先看地板上有没有新的水渍、抽屉的缝隙有没有偏移半毫米。他成了一个活在疑心里的人，每一个同事的笑容在他眼里都带着测谎仪的凉意。
三天后，阿霞带着女儿出院回了芒河镇。陈永年请了半天假去接她们。镇汽车站的水泥地上铺着瓜子壳和橘子皮，阿霞抱着女儿从破旧的省际班车上下来，瘦了一圈，脸色蜡黄，但看见他时还是笑了。女儿趴在她肩上，小手攥着一只塑料玩具熊，看见陈永年，含含糊糊叫了一声“爸爸”。陈永年伸手接过孩子，手掌托着她轻飘飘的后背，忽然觉得那分量比一包白粉重得多。他忽然想抱住她们母女俩不松手，想对阿霞说“我们搬家吧，离开芒河”，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回家吧，我煮了粥”。
晚上，阿霞在厨房忙活，女儿在客厅的地席上玩积木。陈永年坐在门槛上抽烟——他终于开始抽了，第一口呛得眼泪直流，但第二口他就习惯了。烟雾散进夜色里，混着河水的潮气。他掏出那张泰坎纸条，借着屋檐下的白炽灯又看了一遍。那串数字他已经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组合了上百遍，始终不得要领。他翻到背面，对光斜照，忽然看到纸面左上角有一个极淡的压痕——像是写过字后被撕掉的那页纸渗透过来的。他仔细辨认，压痕隐约是三个字母：P. H. W. 这是什么缩写？人名？地名？还是组织代号？
他把纸条放回去，听见阿霞在身后说：“永年，你最近是不是瘦了？”他回头笑了笑：“没有，巡河走得多，结实了。”阿霞没有再追问，但她看他的眼神里有种慢慢沉下去的东西，像石头入水，无声无息。
第二天上班，陈永年把那张纸条锁进了办公室的铁皮柜，用一摞旧档案压住。他决定不再随身携带，因为他渐渐察觉到有人在翻他的东西——外套内袋的折痕、钱包里纸币的顺序，都出现过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在每个口袋放一根头发，回来检查是否断裂。到目前为止，头发都还在。但他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
一周后的周四晚上，那个陌生号码发来了完整任务信息：“明天下午两点，芒河渡口，穿灰色外套，戴黑色帽子。两人同行，一男一女。送他们到省城第一人民医院，挂号后离开。全程不要交谈，不要问诊。酬劳一万，事毕后打款。”陈永年看完短信，拇指悬在删除键上停了很久。省第一人民医院。那是女儿刚住过的医院。也是那条蓝色腕带出现的地方。他隐隐觉得这条线正在向某个他不愿意看见的方向收紧。但他最终还是按下了“保存”，然后删除了短信记录。
第二天下午，他提前十分钟到渡口。一艘白色快艇靠岸，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四十来岁，戴金丝眼镜，穿白衬衫黑西裤，像个乡镇干部。女的三十出头，圆脸，盘发，穿着碎花连衣裙，怀抱一个襁褓——里面裹着一个婴儿，睡得正沉。两人面色平静，见到陈永年后只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寒暄。陈永年按照指令，带他们上了一辆提前租好的灰色面包车。他开车，男人坐副驾，女人抱着婴儿坐在后排。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低鸣和婴儿偶尔的哼哼声。陈永年从后视镜里偷偷观察那个襁褓——布料裹得很严，看不清孩子的脸，但襁褓的边缘压着一张卡片，上面印着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标志。
车开了两个半小时，进入省城郊区，楼房逐渐变高，车流渐密。陈永年按导航驶入医院地下停车场。熄火后，男人先下车，环顾四周，然后拉开后车门，扶着女人出来。女人抱着婴儿，脚步很稳。男人回头对陈永年说了全程唯一一句话：“你在停车场等我们，四十分钟后回来。”说完两人便走向电梯间，消失在拐角。
陈永年靠在驾驶座上，盯着电梯门上跳动的数字。他忽然冲动地下车，跟了上去。他压低帽檐，假装低头看手机，乘另一部电梯上到三楼——儿科门诊。走廊里挤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哭声、叫号声、护士的喊话声混成一片。他慢慢穿过人群，在走廊尽头的候诊区看见了那对男女——男人站在窗边打电话，女人坐在塑料椅上，怀中的襁褓放在膝盖上。但陈永年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个襁褓里的婴儿始终没有动过。没有踢腿，没有转头，连哭声都没有。他盯着那个襁褓看了将近五分钟，婴儿的姿势纹丝未变。他的后背开始冒冷汗。他绕到护士站旁边，假装看墙上的宣传栏，余光瞥见那女人从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印着表格和条形码，是一张住院登记单。但登记单上患儿姓名那一栏，是空白的。
女人把登记单交给护士台，护士低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问，直接敲了几下键盘，打印出一张手腕带——蓝色。和他在那晚背包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护士把腕带递给女人，女人低头把它扣在襁褓边缘。然后她站起来，跟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进了走廊尽头的诊室。男人则留在原地，继续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陈永年没敢靠近，但他听见了几个零碎的词：“……货到了……晚上……老地方……”他退回电梯，回到停车场，钻进面包车，把帽子压得更低。他的手在方向盘上颤抖。那个襁褓里的“婴儿”从头到尾没有动过——那可能根本不是活婴。那是用来掩人耳目的道具，或者更糟——那里面装的，是别的东西。
四十分钟后，那对男女准时返回。女人怀里的襁褓还在，但形状比进去时扁了一些。她把它放在后座脚垫上，坐好，闭眼休息。男人坐回副驾，只说了两个字：“走吧。”陈永年发动汽车，驶出医院。返程的两个半小时里，他满脑子都是那个安静的襁褓、空白的登记单、蓝色腕带，以及男人电话里那句“货到了”。他确信自己正在运送的已经不仅仅是军火零件了——这条链子里，还混着某种与医院、与儿童、与伪造病历相关的勾当。他不敢深想，因为深想下去，他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举报，或者成为共犯。
回到芒河渡口时天已擦黑。那对男女下了车，上了一艘等在岸边的黑色快艇，很快消失在河面雾气里。陈永年把面包车开回租车行，徒步走回派出所。他推开宿舍门，屋里一切如常——但他拉开铁皮柜时，那摞旧档案的摆放角度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但压在底下的泰坎纸条，不见了。他翻遍了整个柜子、抽屉、床垫缝隙、枕头夹层——什么都没有。那张纸条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他坐在地上，后背抵着床脚，感到一阵真实的眩晕。有人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精准地打开了铁皮柜，取走了纸条，又把一切恢复原状。这个人知道他的钥匙藏在哪里——也许是枕头内衬，也许是他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鞋垫底下。他忽然想起前几周宿舍门锁被换过之后，郑达夫曾以“安全检查”为由让他交出过一把备用钥匙，他当时没有多想就交了。他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望着楼下院子里正在冲洗警车的李耀祖。李耀祖正哼着歌，水管里的水哗哗冲刷着轮胎。
手机响了。是坤叔的号码。他接起来，坤叔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和：“陈警官，今天辛苦你了。那对朋友很满意，说你是可靠的人。酬劳已经打到你卡上了。另外，下次再见他们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新朋友’——别惊讶，都是自己人。”陈永年攥紧手机，正要开口问纸条的事，坤叔已经挂了。
他站在窗前，看着李耀祖直起身，关了水管，然后抬头朝他的窗户望了一眼。李耀祖嘴角带着笑，抬手做了个“回见”的手势。陈永年没有回应。他慢慢放下窗帘，在黑暗中站了很久。他忽然意识到，今天在医院里，那个男人打电话时说的“老地方”，可能就是芒河。而“新朋友”三个字，意味着团伙的规模比他想象中大得多，也意味着他已经迈进了某个再也找不到门的房间。他摸了摸内袋——那个油纸包还在，从第一天起他就没有扔过。他把它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两百克。这包东西曾是他抗拒的起点，如今却成了他唯一能握住的实体——沉甸甸的，像一块锚，让他不至于被漩涡卷得太远。但锚也会拖着人下沉。他把它放回原处，闭上眼睛，听到河水拍打岸基的声音，又急又闷，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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