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斯抄录的地图坐标指向了猎园地下车间的正下方——大约三十英尺深，穿过鞣制车间的地基，穿过一层天然花岗岩床，进入一片在老布莱克伍德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工挖掘空间。地图边缘标注了一行极小极细的铅笔字，伊莱在解剖台上用索恩的放大镜才看清了内容：“一号入口：锯木厂锅炉房地窖，铁梯向下，第三层横巷左转，走过水闸，石门上刻有春花。”
市政厅的拆除队在猎园北侧边缘搭起了围栏和工棚，但他们的挖掘机还没有开到锯木厂。按照达里娅拿到的市政厅文件，锯木厂被列在拆除计划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庄园塔楼，第二阶段是地下车间，第三阶段才是锯木厂和锅炉房。如果他们按部就班地推进，锯木厂至少还有两周时间。
但有人在抢先。
伊莱、索恩和卡普兰在傍晚时分抵达锯木厂废墟时，发现锅炉房的地窖入口已经被打开了。不是被市政厅的挖掘机打开的——铁门上挂着一把被撬断的铜锁，锁芯还卡在门扣里，断裂面新鲜，没有锈迹。铁门内侧的墙壁上有一道崭新的凿痕，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头顶的砖拱，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被拖过时刮出来的。锅炉房地窖里的灰烬被踩得乱七八糟，脚印层层叠叠，至少有三四种不同尺码的靴印，全部通向地窖最深处那面被煤烟熏得漆黑的后墙。
后墙上有一扇石门。
石门不高，大约只有五英尺，一个成年男人需要弯腰才能通过。门楣上刻着一个被煤灰半掩的符号——五瓣春花。和钥匙握柄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和老布莱克伍德日记上的笔触一模一样，和玛丽安娜怀表内壳上的刻痕一模一样。
石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缝隙宽度刚好够一个人侧身挤进去。门后的世界完全黑暗，从深处涌出一股混合了潮湿岩石、陈年铁锈和某种更微弱的、类似杏仁油的气味。索恩闻到那股气味时猛地拽住了伊莱的肩膀。
“氢氰酸残留，”他说，声音压得极低，“苦杏仁味。老布莱克伍德在矿道里用过氰化物处理什么——可能是矿石，也可能是别的。我们需要通风，至少半个钟头。”
他们等了四十分钟。索恩用一条浸了水的粗布围巾蒙住口鼻，率先挤进石门。伊莱和卡普兰跟在后面。门后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石阶，台阶被凿得粗糙不平，每一级的高度都不一致，显然是手工开凿的。石阶两侧的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凿有一个小壁龛，壁龛里残留着早已燃尽的蜡烛头和一层厚得发粘的蜡油。老布莱克伍德来过这里。很多次。否则没有人会在一条地下通道里留下这么多蜡烛。
石阶尽头是一条横巷。按照地图标注，第三层横巷，左转。伊莱举起防风灯，灯光照亮了横巷的墙壁——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字。不是装饰性的刻痕，不是涂鸦，而是一整段一整段的文字，用凿子和锤子刻入花岗岩，笔迹瘦硬，棱角分明，和那本少年日记上的笔迹出自同一只手，但比日记更成熟，更用力，刻于布莱克伍德的成年时期。
“我今天杀了第十二个。他的名字叫托马斯·格里夫，布里克斯顿来的契约劳工。他背上被我刻了‘蔷薇眼’第四变体。图案存活了十四个月。皮肤质量甲等。他在猎园里跑了大约六百码，比前十一个都远。我射中他的时候，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和我父亲被杀时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我父亲？不是。我比他更糟。他至少知道自己是什么。我不知道。”
索恩逐字逐句地读完这段话，然后用指尖碰了碰刻痕的深度。
“这不是日记，”他说，“这是告解。他把这面墙当成了忏悔室。不是对上帝忏悔——是对他自己。”
横巷的墙壁上刻满了这样的记录。从“第一个”到“第三百七十二个”，每一个受害者的名字、来源地、被烙印的图案名称、皮肤质量等级、在猎园里跑出的距离、死亡方式，全部被刻在岩石上。布莱克伍德没有在日记里写这些。他在日记里写鸦片酊的剂量和父亲的针法。但他在这里——在这条没有人能找到的地下横巷里——刻下了每一个被他杀死的人的名字。
伊莱沿着横巷往深处走，防风灯的光束在墙壁上缓缓移动。在横巷的尽头，最后一段刻字的日期是布莱克伍德被捕前四天。受害者的名字写的是“未知”。图案是“春藤纹”。皮肤质量等级未评定。备注栏里刻着一行字：“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男孩。他在货栈里描摹我的花型。他的手法很准，藤蔓的第七片叶子画歪了，但整体结构是对的。他和我十六岁时一样瘦。”
伊莱的手按在那行字上，感觉到花岗岩的寒冷透过指尖传到手腕。
横巷尽头左转，按照地图标注，是水闸。水闸是一座用铸铁和橡木板建成的旧式闸门，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闸门的绞盘上缠着一段铁链。水闸后面是一条被废弃的地下水渠，渠水已经干涸，渠底铺着一层厚厚的黑色淤泥，淤泥表面布满了脚印——新鲜的脚印，和锅炉房地窖里那些是同一批人。
“他们已经来过了，”卡普兰蹲在水闸边，用手指抹了一把淤泥，放在防风灯下照了照，“淤泥还是湿的。脚印边缘没有干裂。他们最多比我们早了不到半天。”
“往下游走。”索恩翻开彼得斯抄录的地图，用指尖划过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坐标，“水渠下游通向奥尔德曼港旧城区的废弃矿道系统。那些矿道在一八六零年代被废弃后就再也没人进去过——太深，太不稳定，市政厅在矿道入口处都砌了封墙。但如果老布莱克伍德的地图是准确的，水渠应该在矿道第三层与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巷道交汇。交汇点坐标是——”
“北纬四十七度十一分，西经三十二度零四分。”伊莱背出了那组数字。他在停尸间里盯着那张牛皮纸看了整个下午，每一个坐标都已经被他刻进了脑子。
“对。交汇点上方是什么？”
伊莱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展开那张地图。节点。线条。坐标。他在脑海中沿着水渠往下游走了大约半英里，然后向上——向上穿过矿道的三层巷道，穿过地基，穿过地面，到达城市的表面。
“市政广场，”他睁开眼睛，“交汇点正上方是市政广场。巡回法庭正门口。”
索恩将防风灯挂在闸门绞盘上，灯光照着他苍白的脸和他胸前绷带下起伏的轮廓。
“普雷斯科特上周辞去了法官职务，”他说，“辞职声明里说‘由于健康原因’。但达里娅昨天在《地下要闻》上发了一篇追踪报道，指出普雷斯科特辞职的真实原因不是健康——是布里克斯顿爵士以‘纺织业公会主席’的身份向市政厅施加压力，要求他在布莱克伍德案件之后的所有后续起诉中一律不予受理。普雷斯科特拒绝配合，于是布里克斯顿用他连襟的身份威胁他。普雷斯科特辞了职，但辞职书上有且只有一句附言——‘我对自己的判决问心无愧。’”
“他判了布莱克伍德绞刑，”卡普兰说，“陪审团的裁决是全体一致的。但他还是被逼走了。”
“因为判一个布莱克伍德是杀人犯，和判整个系统是杀人犯，是两回事。”索恩将地图折好放回口袋，“布里克斯顿不在乎布莱克伍德是死是活。他在乎的是不要让布莱克伍德案件影响到他名下的产业。纺织业公会旗下有超过四十家工厂使用了布莱克伍德注册过的花型——那些花型现在都被撤销了专利。如果每一家工厂都要为过去的侵权案赔偿，公会就要破产。”
“所以他必须证明猎园是一个孤例，”伊莱接过话，“一个疯子的个人罪行，和纺织业公会无关，和市政厅无关，和那些使用了专利花型的工厂无关。为此他必须销毁所有可能证明‘老布莱克伍德建立了一个系统而不是他儿子独自发疯’的证据。”
他的目光扫过横巷墙壁上那些刻满的名字。
“但他不知道这些墙的存在。”
“他知道，”一个声音从水闸另一侧传来，沙哑而熟悉，带着码头区特有的、拖长了元音的口音。
从黑暗的矿道深处走出来的是玛丽安娜·瓦尔特。
她穿着一件沾满淤泥和铁锈的工装外套，头发盘在脑后，脸上有一道刚被割伤不久的细长血痕，从眉骨一直延伸到下颌。她的右手提着一盏已经快要燃尽的防风灯，左手握着一把枪管粗短的霰弹枪——枪托上烙着一个符号。春花。五瓣。
“布里克斯顿不知道墙上的名字，但他知道地下有墙，”玛丽安娜走到水闸前，将霰弹枪搁在闸门绞盘上，声音沙哑而疲倦，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父亲是俱乐部创始成员之一。老布里克斯顿。是他亲手在老布莱克伍德背上刻下了那个错误的图案——那个把他送进密林的图案。老布里克斯顿临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儿子。他告诉布里克斯顿，密林下面有东西。不是矿。不是金。是证据。是四十一年前俱乐部成员每一个人的犯罪记录。”
她弯腰从水渠底部的淤泥里捡起一块石头，放在绞盘上。那不是石头——是一块被淤泥包裹的金属片。她用手指抹去淤泥，露出了下面银灰色的铅板。铅板上刻着名字。不是一个。是一整排。按年份排列，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每一年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名字是老布莱克伍德，日期旁边刻着处决方式——密林猎杀。前面五个名字的处决方式各不相同：有一个是被溺死在水渠里的，有一个是被绞死在矿道里的，有一个是被堵在井下活埋的。每个名字旁边都刻着一个俱乐部的印记。
“老布莱克伍德是第六个被处决的，”玛丽安娜说，“不是第一个。俱乐部在一八八六年就已经存在了。它在康斯坦丁·布莱克伍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杀人组织。老布莱克伍德只是它的一名成员——后来变成了它的猎物。他儿子十六岁那年继承了父亲在俱乐部的席位，条件是他的背必须永远作为俱乐部的地下路网地图被保留。康斯坦丁·布莱克伍德在法庭上认罪的时候，他从来不是为自己认罪。他是在代替整个俱乐部认罪。但他没有说出俱乐部的名字——不是因为他不想，是因为他不敢。”
“不敢？”伊莱问。
“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说出那些名字，他在死囚室墙上留下的地图就永远不会被人找到。监狱长会被通知立即粉刷墙壁。彼得斯会被调走。索恩医生会收到一份来自市政厅的禁止令，禁止他解剖遗体。而他背上的那张地图——那份唯一的、精确的地下路网——会被从证据室‘意外遗失’。”玛丽安娜用手指弹了一下铅板，发出沉闷的一声脆响，“所以他选择不说。他把地图刻在墙上，把名字刻在岩石里，把证据藏在最深处的矿道。然后他把找到它们的线索——那把钥匙，那些节点坐标——分散给了不同的人。他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准备这场审判。他花了一辈子准备它。”
铅板在防风灯的微光下泛着幽幽的冷光。六个名字。六种处决方式。俱乐部的印记是一个被荆棘缠绕的十字箭头——和布莱克伍德背上那张地图上某个角落里的一个极小的、几乎不可辨认的符号一模一样。
“布里克斯顿知道这块铅板的存在吗？”索恩问。
“他知道有铅板，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老布里克斯顿临死前只告诉他‘证据埋在矿道里’，没说坐标。现在市政厅的拆除令正在往下挖，布里克斯顿的人在往下挖，而我们——”她看了伊莱一眼，“我们比他们早到了半天。不是因为我们更快，是因为有人在拆除队的工棚里放了一把火。火不大，但烧掉了他们的施工许可原件。他们需要重新向市政厅申请，这给了我们一天时间。”
“你放的火。”伊莱说。
“在猎园里当了三年管家，我学会了怎么让火看起来像意外。”玛丽安娜把铅板放进帆布背包里，背上包，拿起霰弹枪，“矿道最深处还有更多。这面铅板只是第一块——俱乐部成员名单的第一页。老布莱克伍德把他知道的每一个名字、每一次会议记录、每一条地下路网的使用记录都刻在了铅板上，埋在矿道最深处一个被水泥封死的竖井里。布里克斯顿的人正在从矿道另一端往里挖。他们还没找到竖井，但快了。”
“那个竖井里还有什么？”伊莱问。
玛丽安娜没有回答。她只是把防风灯举高，照向矿道深处的黑暗。灯光在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投下跳动的阴影，像一张正在被缓慢揭开的地图上无数正在移动的边界线。
“有一个房间，”她终于说，“老布莱克伍德的办公室。他在里面保管了四十一年来每一次‘设计会议’的完整记录。包括出席者名单、投票记录、以及每一个被猎杀者的名字。三百七十二个受害者。每一个都是被他亲手杀了，但每一个杀人的决定都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她顿了顿，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不是疲倦也不是愤怒的东西——是悲怆。
“康斯坦丁·布莱克伍德从来不是第一个杀人犯。他是第一个被刻上杀人名单的人。在他父亲开始在他背上扎针的那天晚上，他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另一块铅板上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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