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没有走正门。
河岸街三十三号门前停着的那辆黑色单驾马车让他后颈的汗毛在看见它的第一秒就全部竖了起来。那不是警署的马车——警署的马车在车门上印着奥尔德曼市徽,是一头抓着纺锤的狮子。这辆车上没有任何标识,漆面乌黑,轮辐擦得锃亮,挽马是一匹骨骼粗壮的黑毛佩尔什马,马嘴套着银扣缰绳。车夫坐在驾座上,裹着一件厚重的毛呢斗篷,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一动不动,像一座被放在驾座上的石雕。
但真正让伊莱警觉的,是马车的窗帘。帘布拉得严丝合缝,但缝隙边缘透出的那一线微光不是烛火,不是油灯,而是一种冷白色的、带着极轻微脉冲感的电光。整个奥尔德曼港只有不到五栋建筑安装了电力照明,其中四栋是市政机构的办公楼,第五栋是布莱克伍德纺织公司的总部大楼。
伊莱从火药厂街的方向绕到了河岸街三十三号的背面。停尸间后面有一条窄巷,巷子里堆满了化学药品供应商废弃的玻璃瓶和木箱。索恩的停尸间在后墙上开了一扇小铁门,用来运送尸体,门上没有把手,只能从内部打开。但伊莱上次离开时,索恩推他出去的那扇后门虽然自动闭合,却没有自动上锁——因为门框上那道本应卡住插销的铁片早已被锈蚀得变了形。
他用指甲抠进门缝,轻轻一拉。门开了。
停尸间里没有点灯。窗帘全部拉紧,只有几束从布料缝隙里挤进来的灰白日光,在空气中画出一道道斜斜的光柱,光柱里悬浮着缓慢翻滚的灰尘。解剖台上空着,白瓷板被擦得干干净净,反射着微弱的冷光。标本瓶在靠墙的铁架上排列整齐,瓶中的悬浮物在昏暗里只是一团团模糊的阴影。一切看起来都和昨天早上他离开时一模一样。
除了气味。
停尸间的气味变了。不是福尔马林的刺鼻味减弱了——那味道还在,甚至更浓。而是在福尔马林之下,多了一层别的味道。一种略带金属感的、温热的、正在渗入地板缝隙的味道。伊莱认得这个味道。他在码头上闻过,在密林里闻过,在锯木厂的锅炉房旁边闻过。这是血在离开身体后与空气接触超过一个钟头才会散发出的那种特有的铁锈甜腥味。
他的手指变得冰冷。他没有喊索恩的名字,而是沿着走廊一步一步地向解剖室移动。每走一步,那股味道就更浓一分。走到解剖室门口时,他停住了。
门框的底部门缝里渗出了一道暗红色的液体。那液体已经半干,边缘开始发黑,但中间仍然黏稠,在光柱的照射下泛着一种不真实的、近乎深樱桃色的光泽。
伊莱推开了门。
索恩医生坐在他的解剖台旁。
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后仰,头垂向一侧,双手交叠搭在膝盖上,姿态几乎像是睡着了。他的实验室罩袍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粗花呢背心和白色衬衫。衬衫在左侧胸口的位置有一道细长的、被利刃划开的裂口,裂口周围的布料已经被染成了深褐色。
在那道裂口的下方,在他的左前臂上——袖子被卷了起来——有一道刚被划开不久的新鲜切口。切口整齐,从手腕外侧一直延伸到肘弯,深及皮下脂肪,但避开了主要血管。这不是致命伤。这不是凶手的刀法。这是索恩自己划的。
他的右手还握着一把细长的外科手术刀。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干涸。
而在他的膝盖上,在他交叠的双手下方,摆着一本摊开的皮面装订册。翻开的那一页是一种伊莱从未见过的图案——不是“春藤纹”,不是“荆棘环”,也不是“蔷薇眼”。那是一种更复杂的、由数十条极细的弧线交织而成的几何图形,看起来像一张网,又像一颗被剖开后展开的、由无数节点连接在一起的心脏。图案下方标注着两行字。
第一行:设计编号无,原型编号零号,未注册,未归档。
第二行:取自康斯坦丁·布莱克伍德,年龄十六岁,皮肤质量等级未定,图案存留时长已确认——四十一年。
伊莱站在原地,花了好一会儿才理解那行字的意思。
康斯坦丁·布莱克伍德,十六岁。四十一年前。也就是说,现在五十七岁的布莱克伍德,在十六岁那年,背上已经被刻下了这个图案。他不是加害者出身。他是第一代受害者。或者说——既是受害者,也是后来将整个系统继承下来的人。
“别动那把刀。”
索恩医生的声音忽然响起,沙哑得几乎像是从地砖缝里挤出来的。他的眼睛仍然闭着,嘴唇几乎没动,但他在说话。
“你没死?”伊莱冲到他身边,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急救纱布,准备按压他胸口的伤口。但索恩抬起左手,制止了他。那个动作缓慢而吃力,但出奇地稳。
“胸口的伤不是致命处。刀从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刺入,刚好擦过心包外侧,穿刺了胸膜腔。出血很多,吓人,但不会马上要命。”索恩睁开眼睛,那双灰色的瞳孔在镜片后面浑浊了片刻,然后重新聚焦在伊莱脸上,“刺这一刀的人很专业。他不是想杀我。他是想让我安静一会儿,好让他翻东西。”
“他翻走了什么?”
索恩用持刀的手指了指解剖室另一端的玻璃橱柜。伊莱走过去,发现柜门大开,里面那些被分类装订的皮面册子有一大半还在,但最上面一排——专门标注着“早期原型”的那一层——空了。整整齐齐码放了多年的十几册样本,被抽走了至少一半。
“他拿走了最早的那些,”索恩说,声音因为胸口的压迫感而断断续续,“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零年的原型册。那一批皮肤上保存的图案,是布莱克伍德最早注册的十二种花型的基础原型。如果他毁掉它们,我就无法证明那些花型的原始来源早于他的注册日期。”
“谁干的?”
“我不知道。他穿了一身黑衣,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进来时没有撞门——他有钥匙。”索恩咳嗽了一声,嘴角渗出一丝带泡沫的血沫,“他知道人皮册子的存放位置。他甚至知道哪一本对应哪一个年份。这个停尸间里的档案系统是我花了二十年建立的,外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分类编号。但他找那些早期原型的速度,比我自己找还快。”
伊莱的脑海里闪过了一连串的人影。索恩的报童。达里娅的编辑同事。棺材铺的邻居。任何一个知道索恩和达里娅之间信息传递路径的人。但钥匙——那个人有停尸间的钥匙。
“他和你说了什么?”
“说了两句,”索恩把手术刀放在膝上那本人皮册子上,用右手拇指轻轻抹过刀锋上干涸的血痕,“第一句是:‘这些原型不属于这里。’第二句是——‘告诉她,零号还在庄园里。’”
零号。康斯坦丁·布莱克伍德,十六岁。四十一年前的原型。那本皮面册子仍然在索恩膝盖上摊开着。那个人没有拿走它。这本身就不合逻辑——他拿走了所有早期原型,却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本留在了原地。
“他在给你留证据。”伊莱说。
“也许,”索恩缓缓点了点头,“但也可能在给我下饵。‘零号还在庄园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布莱克伍德本人背上的那块皮肤,四十一年前被刻下图案后,并没有被移除。它仍然在他的身上。如果能拿到那块皮肤上的图案,和他在一八九零年首次注册的花型设计稿对比,就能在最根本的源头上推翻他所有的知识产权合法性。但条件是——必须有人进庄园里去,亲眼看到它,或者把它带出来。”
这是一封邀请函。也是一道陷阱。伊莱很清楚这一点。但他更清楚的是,索恩对他隐瞒了某件事——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开始隐瞒的事。
“你翻开零号册子的时候,”伊莱在解剖台对面坐下,平视着索恩那双浑浊的灰眼睛,“布莱克伍德十六岁时的皮肤标本就在你手里。也就是说,你从始至终都知道他曾经也是受害者。但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达里娅。为什么?”
索恩沉默了很久。久到墙上的挂钟连续敲了六下,才开口。
“因为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后,”他说,声音忽然轻了下去,像一根被抽掉了一半丝的纱线,“我就不确定他到底是谁了。”
他从罩袍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最旧的铜质小钥匙,弯腰打开了椅子下方一个嵌入地面的小型保险柜。柜门开启后,里面没有钱,没有文件,只有一本薄薄的、用羊皮纸装订的日记本。日记本封面上用墨水写着一个名字——康斯坦丁·亚瑟·布莱克伍德,一八八三年。
“这是布莱克伍德十六岁时的日记,”索恩把日记本放在人皮册子旁边,“我从他早年住过的一间旧宅的废弃家具里找到的。那栋房子在他父亲死后被他清空,大部分遗物都被烧了。只有这本日记被塞在壁炉夹层里,保留了下来。你看看第一页。”
伊莱翻开日记。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但墨水字迹仍然清晰。那是一手瘦硬的、带着少年人特有棱角的笔迹。
“六月十二日。父亲说,图案必须首先在皮肤上被证明。纸上的设计只是复制品。真正的原创只能来自痛苦。”
伊莱翻过一页。
“八月三日。他们给我注射了鸦片酊。不那么疼了。但意识太清醒了。我能感到每一根针进入真皮层的路径。父亲在一边画图纸。他说等图案完全成型,就会注册为我名下的第一个版权。他已经在准备注册文件。”
又一页。
“十月十九日。今天镜子里的图案已经全部愈合了。我必须承认,它是美的。父亲说这是他的礼物。他说痛苦和美的结合,是唯一不可被模仿的设计。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仿制一个图案去承受同样的痛苦。”
伊莱合上日记。他的手指在颤抖。
“所以布莱克伍德是受害者,然后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方法,把它变成了一个系统。”他说。
“不止是这样。”索恩靠在椅背上,胸口的绷带正在慢慢被血浸透,“你看日记最后几页。十一月的那篇。他父亲死后第三天写的。”
伊莱翻到最后一页。
“十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在猎园里被他们杀了。俱乐部的人。那些和他一起打猎的绅士们。他们说他侵犯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的专利权——那个人的设计比我们早注册了两周。他们用我父亲自己发明的技术,在他背上刻下了一个新图案,然后把他放逐进密林。我找到他的时候,猎犬已经撕开了他的喉咙。”
下面还有一行字,墨迹比上面的深,像是隔了很久才加上去的。
“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算是受害者。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一个人因为他刻在自己皮肤上的图案被另一个人拥有而送命,那这个世界的规则就不值得被遵守。我要改变它。不管用什么方法。”
伊莱读完最后一个字时,窗外的街道上响起了马车门被推开的声响。铁铰链发出一声尖锐的嘎吱,紧接着是皮靴踩在贝壳碎渣上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步伐沉稳,不紧不慢,正在绕过河岸街三十三号,朝后巷的方向移动。
索恩将零号皮册塞进伊莱手中,又把布莱克伍德的日记放在上面。
“从后窗走。爬上屋顶。沿着屋脊往东跑,跑到制革厂的晒皮架,那里连着贫民窟的地面,没人能追踪。现在就去。”
“你怎么办?”伊莱问。
索恩从解剖台下方抽出了一把枪管极粗的霰弹枪,搁在膝盖上。枪管上沾着灰尘,但击发机构擦得锃亮。他重新闭上眼睛,呼吸变得缓慢而有规律,像一个正在抓紧时间休息的士兵。
“我是个验尸官,”他说,嘴角浮现出和昨天早上面对警察时一模一样的苦涩纹路,“每天都有找麻烦的人上门。死者和活人都有。这是我的工作。”
伊莱抱着那两本册子,推开解剖室后墙上那扇狭窄的通风窗,翻上了二楼的屋檐。屋瓦在他的脚下发出轻脆的咔嗒声,但街道上的脚步声更响——那些人已经进了后巷,正在撬那扇他刚用过的小铁门。
他没有回头看。他沿着屋脊向东跑,跳过一条条狭窄的巷道,脚下是奥尔德曼港灰暗的早晨。在他怀中的皮册和日记之间,一朵五瓣的春花从钥匙握柄上凸起,隔着破外套的布料硌着他的肋侧,像一颗小小的、冰冷的铆钉。
跑过制革厂晒皮架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皮架上绷着数不清的动物毛皮,在风中微微晃动,像一片片沉默的帆。其中一张皮的背面被什么东西划过——不是制革的刀痕,而是一道白垩画的痕迹,像匆忙之中写下的记号,但被雨水冲掉了一半,只剩下一个单词依然清晰可辨。
那个词是“索恩”。
笔迹歪歪扭扭,和晾晒棚顶上的那行字一模一样。
伊莱没有停下。他将两本册子往怀里按了按,继续朝着贫民窟的方向奔去。他手里那把铁钥匙被汗水浸得湿滑,但它始终没有被松开。在他的头顶,奥尔德曼港工厂的烟囱群正同时喷出灰白色的浓烟,像一群正在被点燃的燔祭柱。烟雾缓缓升入铅灰色的云层,遮住了那道刚裂开不久的、短暂的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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