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安德烈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渔镇。它坐落在阿什顿湾南岸一处内凹的礁石湾里，镇上的房子大多是石灰刷墙、红瓦铺顶，沿着山坡一层一层堆叠到海边。飓风“赫卡忒”在这里登陆时已经减弱为三级，但仍然掀掉了镇上几栋老房子的屋顶，把渔港码头拍成了碎木片。巴尼特把车停在镇口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加油站旁边，亨特推开车门时，闻到的是海腥味和湿木头混合的气息。
比阿特丽斯的女儿叫埃斯梅拉达，四十多岁，在镇上的社区诊所当护士。她在家门口等着——一栋刷成淡黄色的平房，门廊上挂着用贝壳串成的风铃，风暴把其中几串吹断掉，散落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捡。
“我母亲在客厅。”埃斯梅拉达领着亨特和巴尼特进门，“她等你们等了很久。今天早上我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破了案，她在电视上看到了布雷恩的脸，然后哭了。不是害怕。她说的是——‘终于。’”
客厅不大，家具陈旧但洁净。沙发上铺着手工钩织的米色毯子，茶几上摆着一杯凉掉的甘菊茶。比阿特丽斯坐在窗边的藤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她比亨特想象中更老——也许八十岁，头发全白，编成一条粗辫垂在肩上。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眼白有些浑浊，但瞳孔里的光芒仍然清晰。
“亨特督察。”她说，联邦语带着浓重的葡萄牙口音，每个词都像从舌头上慢慢滚过来的石子，“请坐。我请你来是因为不能再等。我的腿不好，走不远。但我的眼睛还能看。”
亨特在她对面坐下。巴尼特站在门口，从背包里取出便携式录音设备和记事本。
“你在信里说你在市立医院工作了三十多年。”
“一九七二年到二零零九年。”比阿特丽斯说，“先做洗衣房，后来做夜间护工。医院四楼的档案室是我负责的区域。每天晚上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钟查房三次。”
“档案室有一扇朝向市政广场的窗户。”
“最好的窗户。”比阿特丽斯说，“整栋医院最好的窗户。能看到整个广场。能看到旗杆。能看到市政厅的正门和侧廊窗户。我每天晚上查档案室的时候，都会在窗前站一会儿。不是因为工作，是因为喜欢看城市安静的样子。”
她从藤椅旁边的小桌上拿起一个牛皮纸包，递给亨特。纸包被用麻线捆着，线头打了一个老式的结。
“这是一部分。我有更多。但我先给你最重要的。”
亨特打开纸包。里面是一叠照片和几个老式的VHS录像带盒子。照片都是夜间拍摄的，画面偏暗，有明显的颗粒感，但画面主体清晰可辨——是从医院四楼档案室窗户的角度拍的。有些照片拍的是旗杆广场的空景，有些拍的是市政厅的窗户。
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三周前。画面上，市政档案室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没有完全拉拢，透过缝隙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轮廓——劳伦斯·埃利斯。他坐在档案室的桌子前面，面前摊开着一个铁盒子。
“三周前的晚上，凌晨两点。”比阿特丽斯说，“我在巡视档案室的时候看到他。他一个人。档案室的灯亮着，窗帘没拉严。我认识他——他是市议员，在电视上撕过神父的请愿书。但我看到他在做的事情不像是公务。他在哭。”
亨特把照片翻到下一张。同一角度，同一个人，但埃利斯抬起头，脸朝向窗外。照片捕捉到了他的表情——不是哭泣的扭曲，是某种更安静的东西。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面对一份五十年前的罪证时会有的表情。
“你不知道他当时在看什么。”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每周都来。连续来了三个星期。每次都是凌晨。每次窗帘都没拉严。”比阿特丽斯抽出另一张照片——拍摄日期是埃利斯死前三天。“这是我拍到的最后一张他活着的照片。”
亨特看着照片。埃利斯坐在桌前，双手平放在桌上。他的手边放着那台笔记本电脑——后来被亨特在档案室地板下面找到的那台。屏幕亮着，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他微微皱起的眉头。
“你为什么拍这些。”
比阿特丽斯沉默了一会儿。客厅角落里，一台老式摆钟在滴答走动。
“因为我认识莫莉·克兰。”她说。
亨特放下照片，抬头看着面前这个八十岁老人的眼睛。
“你怎么认识她。”
“一九九三年秋天。”比阿特丽斯说，“莫莉在市政广场上做工程勘查。我在医院门口看到她，她坐在旗杆旁边吃三明治，腿上摊着工程图纸。我走过去跟她说，午饭的时候去员工休息室吃，外面太冷了。她说谢谢，但是她想多看几眼地基，因为马上要浇筑了，浇完就再也看不见了。”
她停下来，手指在薄毯上轻轻摩挲。
“后来她不见了。报纸上说是失踪。我知道那不是失踪。因为在她消失之前一周，我在档案室值夜的时候，看到市政厅地下室的灯凌晨亮着。两个人走出来。一个是布雷恩，我认识他——他那时候已经是法律顾问，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另一个是年轻的女人，穿暗红西装。”
“伊冯娜·加斯科因。”亨特说。
“那时候她还不是副议长。”比阿特丽斯说，“但已经穿着和现在一样的衣服。她从那以后就没有变过。布雷恩和她站在地下室的门口说话，距离太远，我听不见。但我看到他们的影子——两个人的影子在地面上合成一个。”
“你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吗。”
“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比阿特丽斯说，“莫莉消失后，我一直睡不着。我每天夜里查档案室的时候，都会盯着广场的旗杆看。我知道那下面封着什么。我也知道我不能说——我是外国移民，当时的联邦语讲不好，没有身份，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医院护工的话。所以我就拍。三十年来，每一个深夜，每一个出现在广场上的人。我都拍了。”
巴尼特蹲下来，从纸包里小心地取出那几盒VHS录像带。盒子上用圆珠笔标着日期。最早的一盒是二零零一年。最新的一盒日期是六天前——埃利斯死亡当晚。
“这些录像带。”巴尼特说，“你录了什么。”
“埃利斯死亡当晚。”比阿特丽斯说，“那晚飓风已经在路上了，但风还没到。医院的备用发电机开了，四楼档案室的监控插座还能用。我没有用相机，用了录像。因为那天晚上我看到不止一个人进了市政厅。整整一晚，广场上的人比过去三十年加起来都多。”
亨特感到一阵肾上腺素从脊椎底部升上来。
“你录到了什么。”
比阿特丽斯指向那盒标着最新日期的VHS录像带。“录像机在电视机下面。”
巴尼特从茶几下找到一台老旧的VHS录像机，已经接好了电视。他把录像带推进去。电视屏幕闪了一下，然后出现了画面。
画面是从医院四楼窗户俯拍的，视角固定，画面轻微抖动——是录像机被手持造成的。时间码在屏幕右下角滚动。飓风前夕的夜晚，市政广场上空无一人，旗杆在风中微微颤动。
时间码跳到晚上八点。画面中，一个人影从市政厅东侧的侧门走出来。是埃利斯。他站在广场边缘，抬头看向旗杆，然后低头看手机。屏幕上的光映出他的脸——他在发短信。那条“广场见”的短信。
八点十分。另一个人从广场西侧走进画面。一个高个子，穿着深色雨衣，兜帽拉得很低。埃利斯抬头看到他，把手机收起来。两个人面对面站在旗杆下面。他们的对话持续了不到三分钟。画面里没有声音，但能看到埃利斯的肢体语言——他摊开双手，像是在解释什么。高个子站在那里，双手插在雨衣口袋里，一动不动。
然后高个子突然伸出手，抓住了埃利斯的衣领。
八点十四分。埃利斯挣脱了。他后退了两步，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十字架吊坠。银质的，在广场灯光下反着光。他把十字架朝高个子伸过去，嘴唇在动——在说话。高个子停住了。然后他伸手接过了十字架。
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市政厅侧门。埃利斯在前面，高个子在后面。
“那个人是丹尼尔·埃利斯。”巴尼特说，声音很轻，“他接过了十字架。”
录像继续播放。八点四十分。弗兰克·穆勒的灰色皮卡驶入广场东侧停车场，停留了约十分钟后离开。他没有进入画面。九点整。市政厅侧门再次打开，高个子走出来——只有他一个人。他把手插在雨衣口袋里，低着头，快步离开了广场。他的步态和进来时完全不同。进来时是攻击性的，出去时是某种接近逃跑的急促。
然后画面静止了很长时间。广场上只剩风和旗杆。
时间码跳到凌晨一点。一个人从广场西侧缓缓走入画面。她的身影娇小，裹着深色外套。她走到旗杆旁边，停了几秒，然后走到市政厅侧门口，推开门进去。
“伊冯娜·加斯科因。”亨特说。
凌晨一点二十分。伊冯娜从侧门出来。她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铁盒子。不是莫莉的铁盒，是埃利斯放在档案室地板下面的那个密码箱。她把它拎在手里，关上门，从原路离开了广场。
“她在丹尼尔之后进去过。”巴尼特说，“她取走了密码箱。她知道丹尼尔已经做了。也许是她让丹尼尔做的——用那条‘今晚’的短信。”
录像在凌晨三点停止。画面定格在空旷的市政广场上，旗杆在风中倾斜了一个微小的角度。
亨特站起来，转向比阿特丽斯。
“你录像的那天晚上。你有没有——”
“有没有录到档案室的窗户？”比阿特丽斯接过她的话，“录到了。”她俯身从纸包里取出另一盒录像带，递给巴尼特。“这是同一台录像机。埃利斯死之后，我调了焦距，对准了档案室的窗户。一直到天亮。”
巴尼特把第二盒录像带推进去。画面和第一盒是同一晚，但角度变了——镜头拉近，对准了市政厅档案室的窗户。窗帘仍然没有完全拉拢。窗户里亮着灯。埃利斯坐在桌子前面，面前放着打开的密码箱。他正在把那台笔记本电脑放进去。
然后他停下来。抬起头。看向窗户。
他的表情变了一瞬。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拢了。
那是录像里的最后一个画面。窗帘后面，档案室的灯光还亮着，但什么都看不清了。然后灯光熄灭。
“窗帘拉拢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亨特说。
“但他拉拢窗帘的原因，我们知道。”比阿特丽斯说，“他看到了对面医院四楼的灯。档案室的灯。他知道有人在看。他不想让人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亨特盯着定格在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埃利斯站在档案室窗前，手放在窗帘绳上。他的脸朝窗外，正对着镜头——正对着比阿特丽斯站立的那个位置。他可以选择求助。他可以向窗外的目击者挥手，可以打电话报警，可以做任何一件能让他活下来的事。
但他选择了拉上窗帘。
“他知道丹尼尔在外面等他。”巴尼特说。
“对。”亨特说，“他知道丹尼尔在外面等他。他知道进了市政厅的那个人是他弟弟。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她转向比阿特丽斯，“这两盒录像带——我们需要借走原件。联邦调查局的数字分析组可以提取更高清晰度的画面，也许能识别人脸。”
“拿走吧。”比阿特丽斯说，“三十年了，我保存了太多东西。有些东西应该交给能处理它们的人。”
“你还会回阿什顿吗。”亨特问。
比阿特丽斯看着窗外。窗外是圣安德烈镇午后安静的海湾，退潮后裸露出来的沙滩在阳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
“我的腿回不去了。”她说，“但我没有遗憾。我等了三十年来做这最后一件事。告诉我莫莉的妹妹——克莱尔——告诉她，她姐姐临死前在围墙上写的那些字没有白写。有人在看。”
亨特把录像带和照片收进公文包。巴尼特关掉录像机，把连接线卷好放回原处。他们走出那栋淡黄色平房时，海风迎面吹来，带着盐和阳光的味道。
“长官。”巴尼特说，“如果录像带证明伊冯娜在案发当晚进过现场，那她就不是事后知情人。她是事前共谋，事发后立即取走了证据。这可以推翻考德威尔所有关于‘她只是被动知情’的辩护。”
“不止。”亨特说，“录像带还证明了丹尼尔是凶手，不是失踪——是逃逸。如果他死后丹尼尔的DNA匹配上了打捞出来的遗体，那么伊冯娜就是唯一还活着的共犯。她知道丹尼尔做了什么，她利用了他之后进去取走了密码箱。丹尼尔不是她的工具——她是丹尼尔的教唆者。”
她拉开车门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斯特恩探员。
“亨特督察。打捞队的最终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灯塔下方SUV里发现的遗体，DNA与丹尼尔·埃利斯的档案样本完全吻合。我们正式确认了他的死亡。”
亨特把手机夹在肩膀上，看了一眼巴尼特。
“斯特恩探员，我需要你准备一份新证据申请。我们刚拿到两盒VHS录像带，记录了埃利斯死亡当晚市政广场的全部活动。录像显示伊冯娜·加斯科因在案发后进入现场并取走了关键证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你是说——”斯特恩的声音变了，“你们有视频证据？”
“我们有目击者录制的三小时视频证据。三十年来，她一直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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