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冯娜·加斯科因的第二次庭审安排在初次庭审后的第四天。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效率超出了阿什顿司法系统所有人的预期——斯特恩探员从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完整的专案组，十二名分析师在警局三楼的临时办公室里昼夜轮班，把布雷恩的完整供词、丹尼尔的遗书、北星化工的财务数据、加密通讯记录和莫莉铁盒里的所有物证交叉比对，构建了一条没有缝隙的证据链。
亨特坐在旁听席第二排。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西装外套，是她从警局储物柜里翻出来的——飓风过后她只回家换过一次衣服，那件灰色羊毛外套在灯塔上被玻璃碎片割了好几道口子，已经没法再穿了。
伊冯娜的辩护律师换人了。法庭指定辩护人主动申请了替换，理由是与被告存在“无法弥合的策略分歧”。新律师是阿什顿本地一个叫莫里斯·考德威尔的资深刑辩律师，头发花白，西装剪裁考究，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都带着精确计算过的分量。亨特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曾经在十年前为一名被控贪污的港务局官员做过无罪辩护，赢了。
“法官大人。”考德威尔站起来，扣上西装纽扣，“辩方申请排除检方提交的第三号至第七号证据——即布雷恩法官在病床上签署的供词。理由有二：第一，供词的签署环境不符合法定程序，没有律师在场，没有录音录像，没有第三方见证人。第二，签署人赫克托·布雷恩目前因心脏问题正在接受重症监护，精神状态存疑。一份在医疗监护条件下签署的自白，其可信度应受到严格审查。”
斯特恩站起来，没有整理领带，直接开口。
“法官大人，布雷恩法官在签署供词时神志清醒，这一点有主治医生和两名联邦法警的证词可以佐证。至于律师在场的权利——布雷恩法官本人就是执业超过半个世纪的律师，他曾担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长达二十年。他比任何一个律师都更清楚签署自白的法律后果。他没有要求律师在场。他明确拒绝了律师。这是他的选择，不是程序缺陷。”
法官——一位从邻近辖区临时借调来的中年女性，名叫埃斯特拉达——摘下眼镜，看了斯特恩几秒。
“本庭暂时保留对证据排除动议的裁决。但在排除动议被裁定之前，检方不得在陪审团面前引用布雷恩供词的具体内容。检方可以继续陈述其他证据。”
亨特在旁听席上微微皱眉。这个裁定意味着布雷恩的完整供词——包括他承认发短信引诱艾登·奥谢走进后巷的那一段——暂时不能进入庭审记录。虽然其他证据已经足够给伊冯娜定罪，但布雷恩对艾登之死的供述，是对亨特个人而言最重要的那一段。
巴尼特在她旁边低声说：“考德威尔在拖时间。他知道布雷恩可能撑不到庭审结束。”
“布雷恩的情况怎么样。”
“医院的通报上说情况稳定，但不乐观。他的心脏在灯塔那一夜之后就没恢复过来。主治医生说随时可能再次发作。”
庭审继续进行。斯特恩传唤了第三位证人——阿什顿市政厅的前财务主管，一个叫雷蒙德·杜瓦尔的秃顶男人。他在飓风前一周主动辞职，昨天从境外飞回来，接受了联邦检察官的豁免协议，以换取完整证词。
杜瓦尔站在证人席上，手指不断绞着面前的话筒线。
“加斯科因副议长——当时她还是副议长——在三年内向一家名为北星化工的企业拨付了总计超过八百万联邦币的市政拨款。这些拨款在账面上标记为‘港口环境治理专项资金’，但实际上全部进入了北星化工的私人账户。北星化工并没有环境治理资质。它的注册经营范围是实验室耗材和化学试剂进口。”
斯特恩举起一份文件。“这是北星化工向海关申报的进口清单。你能向法庭解释一下这些物品的实际用途吗？”
杜瓦尔接过文件，手在发抖。“合成麻醉类化合物的前体原料。还有一些可以用作化学武器前体的物质。北星化工进口这些东西不需要特殊许可证——他们利用了实验室耗材的监管漏洞。但实际上，这些东西被用来制造——”
“制造什么。”
“制造‘赫卡忒之息’。一种混合毒剂。劳伦斯·埃利斯议员就是被这种毒剂杀死的。”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亨特看向伊冯娜。她的脊背仍然挺直，但嘴唇抿成了一条更细的线。那个表情不是恐惧——恐惧会让人哆嗦。那是一种近似于厌恶的东西，像一个人在自己的厨房里看到了蟑螂。
考德威尔站起来交叉询问。
“杜瓦尔先生，你刚才说这些拨款是加斯科因副议长批准的。请问拨款审批表上有她一个人的签字吗？”
“没有。市政拨款需要三重签字——部门主管、财务主管、分管副议长。我的签字也在上面。”
“所以你也批准了这些拨款。”
杜瓦尔沉默了几秒。“是的。”
“你明知这些拨款流向了北星化工，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你继续在每一份审批表上签字，持续了三年。请问你为什么不拒绝签字？”
“因为……”杜瓦尔的声音哑了，“因为她说如果我不签，我的养老金和离职补偿金都会消失。”
“她说过。口头。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你能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加斯科因女士威胁过你吗？”
杜瓦尔没有回答。亨特知道考德威尔想做什么——把伊冯娜从犯罪网络的核心剥离出来，把每一个共犯都变成独立的、自愿的参与者。如果她只是签了字而没有亲手杀人，如果她只是批准了拨款而没有亲手调配毒药，那她的罪名就可以被降格。从串谋谋杀降到滥用职权。从终身监禁降到二十年甚至更短。
斯特恩站起来。“法官大人，检方请求传唤下一位证人。”
“证人姓名。”
“康纳·穆勒。”
康纳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白衬衫走进来，袖口有点长，但他把扣子扣得很端正。他走到证人席上，把手放在面前的圣经上，声音虽然紧张但很清楚。
“我宣誓。”
斯特恩走到他面前。“穆勒先生，你是北星化工的注册法人。你申请进口了合成麻醉类化合物的前体原料。你知道这一点吗。”
“我知道我是注册法人。但我不知道进口的是什么。北星化工的注册文件上我的签字是伪造的。笔迹鉴定已经在警局做过——我父亲也被迫做了他的笔迹比对。都不是我们签的。”康纳看向伊冯娜，目光里终于有了亨特在电梯里第一次见到他时那种压抑的愤怒，“注册文件上的法人代表地址，写的是我父亲的房子。三年前他刚被解雇，正处在最脆弱的状态。有人利用了他的脆弱——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市政厅，所以他不敢拒绝任何看起来是‘补偿’的东西。”
“你知道注册文件是谁递交的吗。”
“知道。不是伊冯娜·加斯科因本人。”康纳顿了一下，“是丹尼尔·埃利斯。用的是假身份。但递交窗口有监控记录。”
斯特恩举起一张放大的监控照片。“这是你吗，穆勒先生。”
康纳看着照片。“不是。这是丹尼尔·埃利斯。他的照片是我在劳伦斯·埃利斯的档案里找到的。”
“所以你认识丹尼尔·埃利斯。”
“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他。我哥哥在灯塔上坠海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康纳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但他认识我。他认识我父亲。他认识我父亲被解雇的每一个细节。他选了我们——因为我们好利用。我父亲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维修工，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实习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可以掌管一个八百万联邦币的化工公司。丹尼尔需要的不是合伙人，是替罪羊。”
考德威尔站起来。“穆勒先生，你说你毫不知情。但你在海关的电子签名出现在三份进口申报单上。你如何解释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可以伪造。任何人都可以用我的社会安全号码在网上注册一个数字签名账号。实际上，在北星化工成立之前三个月，有人用我的身份信息在数字认证平台注册了账号。那个时间我还在大学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导师——詹姆斯·德雷克——可以作证。”
提到詹姆斯·德雷克的名字，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气。那是梅丽莎的哥哥。考德威尔显然也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
“詹姆斯·德雷克三年前死于一艘游艇爆炸。他无法作证。”
“对。”康纳说，声音忽然稳了，“他无法作证。这就是为什么他死了。”
考德威尔转向法官。“反对。证人进行推测。”
“反对成立。”埃斯特拉达法官说，“陪审团请忽略最后一句。”
但这句话已经落进了旁听席，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水面。康纳没有说更多，但他的意思已经传达到了。
庭审在下午四点休庭。亨特走出法院时，看到塞尔维诺神父站在街对面的公交站台旁边。他没有穿神职袍，还是那件灰色立领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他的教堂还在废墟里，但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失去教堂的人——更像一个在废墟里找到了什么更坚固东西的人。
“你没有旁听。”亨特走过去。
“我在外面等。”塞尔维诺说，“庭审是对罪行的清算。清算需要法律，不需要神父。”
“你等什么。”
塞尔维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亨特。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
“今天早上有人塞进教堂废墟的铁门缝里。信封上写‘转交亨特督察’。没有署名。”
亨特展开信纸。字迹是老式的钢笔手写体，墨水是深蓝色的，笔触时而重时而轻，写满了一整页。
“亨特督察，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或者说，我认识你搭档艾登·奥谢。十二年前那个晚上，我在市立医院四楼的走廊里，看到他从楼梯间跑上来，挨个敲病房的门，嘴里喊着‘妈妈’。他找的是404病房。但404病房不是他母亲的——他母亲从来没有住过院。有人用假信息把他引到了那里。
我看到他在走廊里站了大概两分钟。他靠着墙，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一直没人接。然后他转身从楼梯下去了。我当时是医院的夜间护工，正在查房，没有想太多。几天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讣告，才知道他离开医院以后走进了后巷。
我保持了十二年的沉默。因为害怕。因为不知道短信是谁发的。因为不知道如果我开口，下一次被引到后巷里的是不是我。
但我今天早上在电视上看到了布雷恩法官的认罪新闻。他说他发了那条短信。他说他用谎言引了一个好人走进陷阱。我不需要再害怕了。
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只有这一封信，和一句你搭档在走廊里说过的话。他打电话给一个人，对方没有接。他对着语音信箱说——‘卡拉，我不确定你在不在频道上。但如果你听到，我妈妈没事。这是个圈套。别过来。’
他说的是你的名字。”
信在这里结束。没有签名。没有地址。
亨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的手指很稳，但指关节泛白。她站了很久。街对面的钟楼——那座在飓风中奇迹般没有倒塌的红砖钟楼——敲了四下。
“他打的那个电话。”塞尔维诺说，“你收到了吗。”
“没有。”亨特的声音很平，“那天晚上我的手机掉在了车里。第二天早上去取的时候，未接来电列表里有一个他的号码。凌晨两点十一分。我回拨过去，已经关机了。他的手机在后巷的水沟里，被水泡坏了。”
十二年前她没有听到那通电话。十二年后她才听到他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求救，是警告。不是“来救我”，是“别过来”。他知道了自己中了圈套，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求救——是保护她。
“那个护工。”亨特说，“信上没有写名字。你说信从教堂废墟的门缝里塞进来的。”
“对。”
“教堂废墟周围有监控吗。”
“没有。电路还在抢修。”塞尔维诺说，“但我认识信里提到的夜间护工。十二年前圣救主堂有一个义工项目，每周三晚上在市立医院值夜。其中一个义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叫比阿特丽斯。葡萄牙裔，不太会说联邦语，说话声音很小，走路不发出声音。她在教堂做了十几年义工。飓风前一周，她搬到了南岸的女儿家。”
“她还活着。”
“还活着。我今天早上按信上的线索打了电话给她女儿。比阿特丽斯接了电话。她说她一直在等这一天。”塞尔维诺看了看亨特手里的信封，“她说她年纪大了，不想再沉默了。她说如果你愿意，她可以在联邦调查局面前作证。不只是艾登·奥谢的事——她说她在那家医院工作了三十多年，见过布雷恩，见过伊冯娜，见过丹尼尔·埃利斯。她说医院四楼有一间档案室，档案室有一扇窗户，正对着旗杆广场。她说每个人死的那天晚上，档案室的灯都亮着。”
亨特把信封收好，放进西装内兜。那个内兜里已经有三样东西——莫莉的宝丽来照片、克莱尔还回来的照片，以及布雷恩签署的供词信封。现在又加了一封。
“她在医院的档案室里能看到广场。”亨特说，“也就是说，劳伦斯·埃利斯死的那天晚上，如果有人在医院四楼的档案室里，就能看到市政档案室的窗户。”
“也许不止是看到。”塞尔维诺说，“也许有人录了像。”
亨特的脊背上窜过一阵电流。市政厅周围的监控被飓风毁了大半，但市立医院在飓风登陆时没有断电——它的备用发电系统和警局一样独立运转。如果医院四楼档案室有一扇朝向广场的窗户，而且有一个夜间护工习惯在那里查房——那就意味着，埃利斯死亡当晚的某一幕，可能被拍到了。
“比阿特丽斯的女儿住在南岸哪里。”亨特问。
“一个叫圣安德烈的小镇，离阿什顿大约两小时车程。”塞尔维诺说，“我已经把地址发给了巴尼特。他已经在路上了。”
亨特转过身看向市政广场的方向。旗杆还倾斜在那里，基座坑洞已经被防水布盖住，周围堆满了市民自发放的鲜花和蜡烛。她看着那根倾斜的银色杆体在暮色里沉默地站着，想起了莫莉在围墙上画的箭头——箭头穿过了地基，穿过了旗杆，指向了市政厅。
也许箭头不止指向市政厅。也许也指向了市政厅对面的市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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