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上的风突然变硬了。沈念蹲在船舱里，手攥着尼龙绳，指节被风吹得发白。东屿岛的轮廓越来越清晰——那是一座大约两三个足球场大小的礁石岛，地势东高西低，西侧有一片狭小的沙砾滩，滩上搁着两三条破旧的小舢板。岛中央隆起一座低矮的土丘，上面长满了茂密的灌木和野草，像一顶绿色的乱发扣在岩石上。
直升机的轰鸣从身后追来，那架灰白色的机身已经在海面上投下一片快速移动的阴影。老渔民回头吼了一声：“靠岸！跳下去！别管船！”
沈念不等船完全停稳，抓住船舷翻了出去。海水漫过他的膝盖，冰冷刺骨，底部的沙砾扎进鞋底。他踉跄着跑上沙滩，脚下踩着湿滑的鹅卵石和碎贝壳，朝土丘的方向狂奔。身后传来引擎声——直升机低空掠过渔船上方，旋翼掀起的风把海面压出一圈扩散的波纹，小渔船被吹得横摆了一下。
他扑进灌木丛，身上被带刺的枝条刮了好几道，顾不上疼，猫着腰往土丘顶部爬。脚下的岩石松脆易碎，踩上去哗啦哗啦地往下掉碎石渣。他爬到半坡，回头看了一眼——直升机没有降落，而是悬停在岛东南侧的海面上空，像是确认目标位置后正在呼叫地面支援。
他继续往上爬。东屿岛不大，陈平给的地址在“老码头西侧第三间石屋”，按方位推算应该在山丘的背面。他翻过土丘顶部，俯身往下看，果然看见一片狭长的缓坡上散落着几座低矮的石砌建筑，屋顶都是灰黑色的瓦片，墙体用粗粝的海岛花岗岩垒成。其中一座最靠近西侧岸线的石屋，门框上挂着一顶旧草帽，帽檐破损，边缘的编织已经散开了几缕。
沈念从坡上滑下去，脚底扬起的碎石像小瀑布一样流泻。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石屋前，门是虚掩着的，门缝里透出一股潮湿的霉味和淡淡的柴油气息。他推开门，屋内的光线很暗，只有一个窄窗透进一束锥形的光。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只木箱、一盏煤油灯，几乎空无一物。床上没有人，但床单上还留着人体的凹痕和几根灰白色的头发。
他蹲下来看了看地面——灰尘上有两排清晰的脚印，一排是进门的，一排是出门的，脚印很新，边缘的灰尘还没有被空气流动吹散。出门的那排脚印绕过了床铺，通向石屋后墙的一扇矮门。那扇矮门半掩着，后面是一条向下延伸的石阶，通向地下。
沈念推开矮门，踏下石阶。空气陡然变冷，石壁缝里渗出湿漉漉的水珠。他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光柱照亮了狭窄的通道。大约走了十米，通道尽头豁然开朗——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地下石室，角落堆着几个防水布包裹的箱子，中央一张粗木桌子上摊着几张海图和一本翻开的航海日志。桌旁坐着一个男人。
那人看上去大约六十出头，一头灰白短发，皮肤黝黑，横纹密布，像是被海风刻了三十年的浮雕。他穿着一件旧军绿色夹克，里面是沾了油渍的蓝条纹海魂衫。手里夹着一支快烧到滤嘴的香烟，烟灰长长地垂着，像是很久没有动过。他的左脸颊上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从颧骨斜贯到嘴角，使他的面容看起来一半沉静一半凶悍。
“韦船长？”沈念压着声音问。
那人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目光不快不慢地从沈念的额头移到鞋尖，最后停在他胸前那个微鼓的挎包上。“你身上有发报机？”
“没有。手机。”
“关掉。”韦国柱的声音像砂纸刮铁皮，低沉而嘶哑。
沈念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放回口袋。韦国柱这才点了点头，把烟头摁灭在桌沿，拍了拍旁边的木箱。“坐。你身上有陈平的信物吗？”
沈念从内袋里掏出陈平给的那张写着坐标的纸条。韦国柱接过去看了一眼，折了两折，塞进自己口袋。“你是沈修文的儿子？”他问。
“是。”
韦国柱闭了一下眼，像是一个终于验证了的猜测落了下来。“你父亲当年最后一次上我的船，是1986年12月22日的傍晚。他在码头拦住我，说有人要借我的船运几件‘特殊货物’去公海，问我是否愿意配合他录一段音。他让我装作跟买家接头，把对话引出来。我照做了。那段录音里，我扮演的是‘曙光航运’的船老大，接头人自称姓程，但全程没有露面，只通过无线电跟我通话。录音结束后，沈记者把那盘带子收走了，说已经够用了。”
韦国柱从桌子抽屉里掏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打开锁扣，里面是一小卷微缩胶卷。“这是1986年12月23日我在船上偷拍的照片——那批佛像装舱的过程。我当时不知道那是文物，只当是普通的高价工艺品。后来记者告诉我那是国宝，我才偷偷留下这卷底片。”
沈念接过铁盒，掌心感受着它的重量，轻得像一撮灰，却又沉得压手。“韦船长，你愿意跟我回港城作证吗？”
韦国柱没有马上回答。他转头看了一眼石室角落那些防水箱。“我在这里住了十一年，每隔半年换一次地点。程立远的人找过我三次，第三次差点把我堵在海湾里。我这把老骨头不怕死，但我怕那些东西永远沉在海里。”他指了一下那些箱子，“那里面是三件佛像的完整运输单据、公海交接的卫星定位坐标、以及我保存的无线电通话录音副本。你全部带走。”
他站起来，走到箱子前开始解防水布。沈念也起身帮忙，两人合力把三个箱子打开，沈念把单据和录音带迅速往自己的挎包里塞。刚塞到一半，头顶的石壁传来一声沉闷的震动——像是什么重物落在了石屋正上方的地面上。
韦国柱的脸色骤变。他一把按住沈念的手腕，压低了几乎无声的气音：“他们来了。走后面那条水路。”
他推开石室尽头一堆木板，露出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裂缝，裂缝外面是礁石间的天然水道，水面离脚下大约半米，停着一艘无动力的小划子。韦国柱先把那三个防水箱推上划子，然后示意沈念跟上。
沈念刚刚爬出裂缝，身体还没站直，就听到头顶石屋的矮门被人一脚踢开。木板碎裂的声音尖锐刺耳。然后是一串急促的脚步声沿着石阶下来，伴随着一个低沉的声音：“搜地下室，他不可能跑远。”
韦国柱抓起一根桨，朝划子尾部的一块礁石猛撑了一下，划子无声地漂出了礁石缝隙，进入一片被海岸岩壁遮挡的狭长水域。头顶的岩石凸出来，正好形成一道天然的穹顶，把划子完全遮蔽在阴影里。
沈念蜷在划子底部，听到石屋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响，然后是骂声，再然后是有人走到裂缝口探头张望。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海水在船底轻荡，冰凉的咸腥水花溅到他脸上。
过了漫长而煎熬的两分钟，裂缝口的人影退了回去。脚步声重新上了石阶，有人在外面的石屋里说了一句：“他跑了。去海边截。直升机看到有一条小船正往西北方向走。”然后是关门声和远去的脚步。
韦国柱等了一分钟，才缓缓撑开划子，沿着岩壁往岛的另一侧绕行。沈念终于松了一口气，但韦国柱的表情没有丝毫松弛。他用桨尖指了一下远处海面上空那架依然盘旋的直升机，又指了一下岛东侧的一片浅滩——一艘黑色快艇正停在那里，艇上站着三四个穿深色外套的人。
“他们还有人在岛上。”韦国柱低声说，“我们出不了大水道。只能先藏在这个岩缝里等天黑。”
他把划子泊进一道更窄的石隙，两侧的岩壁几乎擦着船帮，头顶只有一线天空。沈念坐在湿漉漉的船底，海水漫过他的鞋面。他把装了证据的挎包紧紧抱在胸前，转头看向韦国柱。老船长靠在岩壁上，闭着眼，胸膛缓慢而均匀地起伏着，像是在用呼吸测量时间。
沈念想起了父亲那封信里的最后几个字——“不要相信任何主动来找你帮忙的人，除了姓郑的。”他想起了孙瑾、陈平、钟伯、老郑，还有眼前这个韦国柱。他不知道谁是可以信的，谁是下一个陷阱的诱饵。他只知道手里的这些胶片、单据和录音带，是二十年来所有人用沉默、恐惧和牺牲堆出来的最后一摞多米诺骨牌。
只要推倒第一张。
他用手指轻轻触摸着挎包的拉链头，冰凉，滑顺，像一枚尚未落定的硬币。
傍晚的海水涨了上来，漫到他的膝盖。头顶的一线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墨色。有几颗星亮了起来，隔着岩缝像针孔一样细微。
韦国柱忽然睁开了眼，侧耳听了一下远处的动静。他把桨放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们撤了。天黑之后，他们会更依赖手电——我们趁月亮还没升起来走。”
沈念点了点头。他把挎包拉链又检查了一遍，手指碰到那卷微缩胶卷的金属外壳时，指尖微微一热。他忽然意识到，这卷胶卷如果被海水浸泡，里面的影像就会永久毁损。他脱下自己的外衣，把挎包里所有的纸质材料用外衣裹了两层，塞进胸前的内袋里，拉上外套拉链，又把挎包空壳背在身后当幌子。
“走吧。”他说。
韦国柱撑出划子，融入夜色笼罩的海面。远处的港城灯火像一条打碎了的金链子，浮在天际线上。划子在无边的墨色水面上移动，只有船桨破水的轻响和两人交织的呼吸声。
航行了大约二十分钟，韦国柱忽然停下了桨。他侧着头，像是在听海风中夹杂的什么异响。
“有人在用探照灯扫海面。”他说，“左前方，大约两百米。”
沈念什么都没看到。海面上只有黑和更黑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他相信韦国柱的耳朵——那是被海风吹了四十年的耳朵。
“把身体压低。”韦国柱缓缓调转桨的方向，朝一片暗礁区靠拢。划子的船底擦过水下的石块，发出低沉的摩擦声，像一声被压住的咳嗽。
探照灯的光束从他们的头顶扫过去，白得刺目，在海水表面上划出一道明亮的轨迹，然后移向了更远的地方。光束移开的一瞬间，沈念在短暂的光线余光中瞥见——那艘黑色快艇的船尾，站着一个人，身形高瘦，穿着一件深灰色风衣，手里握着对讲机。那道从耳根延伸到下巴的疤痕，在探照灯的反射光中一闪而过。
是他。7号仓里那个捡走胸牌的人。
沈念把脸贴到冰冷的船板上，海水打湿了他的鬓角。他闭着眼，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距离、方向、还有夜色的深度。
划子重新移动起来，贴着礁石的阴影，无声地朝港城的灯火划去。而沈念知道，今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看见那个疤痕。在划子完全驶出暗礁区的那一刻，他听见身后远处传来一声极轻的无线电电流杂音，然后是那人的一句话，断断续续从海面上漂过来：
“告诉程市长……东西不在岛上……所有的……都被带走了……”
后半句被海风吹散了。但沈念听清了开头两个字。
程市长。程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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