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离开华苑的时候,晨雾已经散了大半。他沿着小区的主干道往外走,经过物业办公室门口时,看见一辆浅蓝色的警车停在路边,两个穿制服的民警正和老贺站在门廊下说话。老贺手里比划着,指了一下1号楼的方向,又指了指围墙外侧。沈念放慢了脚步,听到其中一个民警说“后窗的锁扣是被人从外面用薄铁片拨开的,手法很老练,不是普通小偷”,他心头一紧。
他没有停下来,径直出了小区大门,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医院。坐在后座上,他把那块磁带壳碎片从口袋里掏出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碎片边缘的烧焦痕迹说明磁带曾经靠近过热源——可能是配电箱短路时的高温,也可能是被人用打火机之类的东西烤过。他把它小心地收进钱包的夹层里。
回到附院时,正好是早上八点换班时间。他换上白大褂,先去心内科监护病房看了一圈。林婉芝的床位已经空了,床单被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那本旧病历也不在了。值班护士告诉他,林婉芝的女儿孙瑾凌晨六点半就到了医院,办了转院手续,救护车七点一刻出发,目的地是省人民医院。“走得很急,连押金都没退。”护士说。
沈念问:“她走之前,说过什么没有?”
护士想了想:“她女儿在办手续的时候,老太太拉着护士的手说了一句,‘配电箱那件事,别让人查了。’后来她女儿接过去说,老太太昨晚做了噩梦,胡言乱语的,让我们别当回事。”
沈念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回到急诊办公室,坐在桌前,面前是今天要处理的一摞病历,但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林婉芝那句话——“别让人查了”——和她在昏迷中说的“别让钟师傅动”互相矛盾。一个说别动,一个说别查。她到底在怕什么?或者说,她在维护谁?
上午十点,他请了半天的假,骑着共享单车去了城西老街。港城的城西是老工业区,八十年代的红砖厂房大部分已经废弃,剩下的被改造成了小五金店、汽修铺、二手电器回收站。老街34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一楼的门面挂着一块褪色的木招牌:“红星电器维修”。门脸窄小,玻璃橱窗后面堆满了旧收音机、电风扇和密密麻麻的电子元器件。
他推开玻璃门,门框上的铃铛响了一声。店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焊锡的味道。一个穿藏青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门口,弯腰在一个工作台前用烙铁焊一块电路板。他的后脑勺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秃斑,周围的头发花白而稀疏。
“钟师傅?”沈念试探着问。
男人转过身来,正是早晨在华苑遇到的那个电工。钟伯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了沈念一番,然后朝店堂后侧的一张小方桌努了努嘴。“坐。我给你烧壶水。”
这间店面是钟伯的弟弟开的,他弟弟十年前去了深圳,店就留给钟伯当副业和仓库用。钟伯把一壶开水放在电炉上,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盖子,里面不是饼干,而是一层叠一层的旧票据和名片。他翻了一会儿,抽出一张折叠的复印件,推到沈念面前。
“我今天早上在配电箱旁边的墙上发现了一行刻痕,日期是1986年12月24日。”钟伯说,“我想起一件事。我弟弟还在经营这家店的时候,1997年秋天有个中年人拿了一台老式录音机来修,说机器里的磁带卡住了,要我弟帮忙取出来。我弟取出磁带之后,那个人没拿走,说‘这盘带子我不要了,你们随便处理’。我弟觉得奇怪,就放店里了。后来过了几年,我整理东西的时候听了听那盘带子,上面只有一段对话,录得不太清楚,但是提到了孙耀廷这个名字。”
沈念的后背一下子绷紧了。“磁带还在吗?”
钟伯从柜台最底层的纸箱里翻出一个塑料密封袋,里面装着一盘与沈念昨晚找到的那盘一模一样的TDK磁带,只是外壳没有“12·24”的标注。他把它放在桌上,推到沈念面前。
“这是我当年翻录的副本。原带后来被我弟带走了,他说可能有价值,但我弟去深圳以后就没了音讯。这是那盘带子的转录,音质不好,但我听了好几遍,把对话的内容大致记下来了。”钟伯又从饼干盒里抽出一张泛黄的便签纸,上面是圆珠笔抄写的几行字。
沈念接过来,字迹潦草,勉强辨认出这样几段对话:
男声一(听起来年轻,语速快):“壁炉后面那批货,什么时候走?” 男声二(低沉,缓慢):“等雪停了。雪天码头人少。” 男声一:“记者那边呢?姓沈的那个,前两天又去内三科了。” 男声二:“程秘书打过招呼了。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 男声一:“我懂了。那林夫人那边……” 男声二:“她12月24号住院,你安排好。”
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后面是沙沙的底噪。
沈念拿着那张便签纸的手微微发抖。“你刚才说……程秘书?”他问。
“对。”钟伯看着他的眼睛,“港城那个年代,姓程的秘书只有一个——程立远。孙耀廷的秘书,后来当了副市长,现在是市长。”
沈念放下纸,沉默了很久。他父亲姓沈,1986年12月24日失踪,林婉芝同一天住院。这盘录音带里那个“姓沈的记者”,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沈修文。而录音里那个说“程秘书打过招呼”的声音,应该就是孙耀廷本人——或者孙耀廷最亲近的人。
“钟师傅,”沈念的声音很干,“这盘磁带,能放给我听听吗?”
钟伯点了点头,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台老式录音机,插上电源,把磁带小心地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机器转动起来,扬声器里先是一阵刺耳的电磁噪声,然后隐约有人声浮现,断断续续的,像是隔着一道门录的。沈念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对话的内容与便签纸上抄写的基本一致,但有一处细节被钟伯漏掉了——在对话的结尾,那声“她12月24号住院”说完之后,有大约两秒钟的沉默,然后一个极轻的女人声音说了三个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几乎被噪音淹没。
沈念把录音机倒回去,反复听了好几遍。最后他听清了那三个字:
“别信他。”
那是林婉芝的声音。
沈念关掉录音机,坐在那张折叠椅上,感到一股冷意从脚底升到胸口。林婉芝在录音里说了“别信他”——说的谁?孙耀廷?还是程立远?她当时是被胁迫住院的,还是自愿配合的?如果她是被胁迫的,那她为什么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要说“别让人查了”?
钟伯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安静地坐在对面。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店门外偶尔有摩托车轰鸣着开过去,震得玻璃窗微微颤动。
过了很久,沈念开口了:“钟师傅,你为什么要帮我?”
钟伯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茶,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色上。“我做了三十年电工,修过几千个配电箱。孙公馆那个螺丝,是被人故意拧松的。有人想让那部电梯出事,或者想让林婉芝出事。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那盘磁带不该出现在配电箱的夹层里——它是被人放进去的,放的目的是让人发现。那个人在赌,赌有人会在修理的时候看见它。”
他顿了一下,放下茶杯。“我今年五十七了,没见过真正的公道落在地上砸出响。你父亲那件事,我在港城日报做过三天临时搬运工,见过他的照片贴在办公室墙上。那是一个挺精神的人,眼珠子很亮。”
沈念低下头,眼眶有些发酸。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滚烫,顺着喉咙流下去,让他整个人暖和了一些。
“钟师傅,”他说,“我想去孙公馆看看那个壁炉。”
钟伯看了他几秒,然后缓缓点头。“今天晚上。我来安排。”
沈念离开红星电器维修店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把那盘翻录磁带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挎包里,和原来那盘空壳磁带放在一起。两盘带子,一个是被藏在配电箱里等人发现的,一个是被人遗弃在维修店的。他知道事情远比一盘对话录音更复杂——有人费尽心思把线索藏进配电箱,又有人在昨晚把它取走;有人当年录了音但没有销毁,有人把副本留在了电器店里三十年。
他走到街口,正要骑上共享单车,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他接起来,对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速很快,带着一点南城口音:“是沈念医生吗?”
“是我。”
“我是华苑物业的老贺。钟师傅让我打给你的。他下午回了趟华苑,检查1号楼外围线路的时候,在东侧院墙外的冬青树丛里发现了一个东西。他说要我马上告诉你。”
沈念握紧手机。“什么东西?”
老贺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人听见:“一个记者证。塑封的,里面贴着一张旧照片,名字写的是‘沈修文’。证件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地址——老码头仓库区,7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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