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老院区坐落在中山路和建设街的交叉口，是一组红白相间的建筑群，主体门诊楼建于七十年代末，外墙的水刷石面层已经泛出深浅不一的灰黄色。沈念从附院调到医院宿舍后，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实习时曾在这里轮转过两个月，但内三科这个科室在九十年代末就撤销了，原来的区域改成了老年病科和康复理疗中心。
他走进门诊大厅，迎面扑来一股消毒水混合着中药房煎药气味的空气。他径直走向行政楼三楼的院办。接待他的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工牌上写着“档案室·刘”。沈念出示了附院的医生证，说想做一点关于八十年代医院科室沿革的历史资料查询，刘姐迟疑了一下，还是给他开了一张临时查阅单。
档案室在行政楼的顶层，是一间斜顶的阁楼，几排铁皮档案柜整齐地排列着，柜门上贴着褪色的标签。沈念找到“人事·1980-1990”的柜子，拉开第三层抽屉，一排牛皮纸人事档案袋出现在眼前。他按科室索引找到了内三科的名册，抽出了那沓泛黄的材料。
内三科在1986年有六名正式医生，科主任姓梁，副主任姓方，下面四位主治医师。沈念的目光迅速扫过名单，在第四位的位置上停住了——“李振声，男，1952年生，1977年毕业于港城医学院，1981年调入内三科，1995年调任东区卫生防疫站。”旁边盖着一个个圆形的调离章，最后一个日期是1995年3月。
李振声。这就是父亲笔记里写的“李大夫”。沈念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又翻了翻其他档案，没有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他记下了东区卫生防疫站的地址，下了楼。
东区卫生防疫站是一栋三层小白楼，靠近港城老东门。沈念到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一楼大厅的挂钟指向十一点半。他问前台值班的人“李振声医生在不在”，对方说李医生退休了，但每周三上午会来帮忙整理一些老干部体检报告。今天正好是周三，他应该在二楼资料室。
沈念上楼，推开资料室的门。那是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四壁到顶都是铁皮文件柜，中间一张大书桌上堆满了档案盒。一个头发花白、瘦高个子的男人正背对着门口，弯腰在文件柜前翻找什么，白大褂下面穿着一件干净的旧毛衣。听到开门声，他转过身来，面容清癯，颧骨突出，下巴上有一道浅凹，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眼角的皱纹像放射状的裂隙一样延伸开来。
“你找谁？”李振声的声音很平和。
沈念关上门，走到书桌前，把自己的医生证和父亲的那封旧信复印件一起放在桌上。“李大夫，我是沈修文的儿子。我父亲在1986年曾经来找过您，问过关于孙耀廷夫人林婉芝的住院病历用药修改的事。”
李振声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就变了。他站在原地，右手僵在半空中，指尖微微颤了一下。然后他缓缓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目光落在沈念脸上，看了很久。
“你长得……”他说了一半，没有说完。
“像我父亲。”沈念替他接上了。
李振声拉了一把椅子坐下，双手放在桌上，拇指来回摩挲着食指的关节。沉默持续了将近半分钟，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动，在玻璃上投下摇晃的阴影。
“你父亲来找我的时候，”李振声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是在1986年12月中旬。那天下午我值完班正准备走，他在内三科楼道里截住我，拿出一个记者证跟我确认身份。他说他查到林婉芝在一年前住过一次院，病历的用药栏被改了，他怀疑那不是治疗胃肠炎用的药。我一开始不肯说，但他拿出了一份从省卫生厅调来的药品采购记录复印件，上面显示内三科在1985年11月进了三支氯丙嗪注射液，使用记录里却没有对应的病历。他问我，那三支药去了哪里。”
李振声说到这里停住了，伸手端起桌上的搪瓷茶杯喝了一口水，茶渍把杯沿染成了一圈褐色。“我告诉他，那三支药被科里的方副主任签字领走了，领药单上写的病例号是个空号。方副主任后来告诉我，那是‘上面’要的，让我不要过问。我明白‘上面’指的是谁——那个年代，内三科收治过不少市里领导的家属，有些用药不方便写在公开病历上。”
“那林婉芝的住院记录，到底是怎么改的？”沈念追问。
李振声把目光投向窗外。“林婉芝在12月24日下午入院，手续是方副主任亲自办的，诊断写急性胃肠炎，收入病房。但那天上午我查房的时候路过她的病房，看见她在床上坐着，精神很好，床头柜上还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一点都不像急性病患。当天下午四点多，我去药房取药时碰到方副主任在配药室配了一针氯丙嗪。他看见我，只说了一句‘孙夫人有些焦虑，需要镇静’。第二天早上，病历上的用药栏就被涂改了，氯丙嗪换成了补液盐水。我找方副主任问，他说‘上面说这份病历要作为常规存档，不能出现精神类药物的记录’。”
“氯丙嗪，”沈念喃喃重复了一遍，那是他在病历涂改痕迹下辨认出的那个“氯”字，“您是说我父亲失踪那天，林婉芝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之后住院的？”
李振声缓慢地点了一下头。“我没有亲眼看见针打进去，但以方副主任那个时间来配药，加上林婉芝入院后几乎一直昏睡，我推断应该是被注射了一支剂量不小的氯丙嗪。你父亲那天晚上曾经来医院找过我，他说他要去孙公馆见林婉芝，我告诉他林婉芝就在内三科住院。他说‘那正好，我直接去病房找她’。那是晚上七点多。然后他就走了。”
沈念的手指攥紧了桌沿。“他走了之后呢？”
“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李振声的声音压得更低了，“第二天一早，方副主任来问我，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姓沈的记者来科室打听过。我说是。方副主任说，‘上面传话了，如果那个记者再来，就说林夫人的病情已经稳定，需要静养，谢绝探视。’”他顿了顿，“后来，也就是第三天，我听说你父亲失踪了。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报案，但方副主任私下跟我说，这件事连省里都压下来了，让我一个医生不要掺和。他说，‘你还有老婆孩子’。”
李振声摘下眼镜，用手掌按了按眼眶。“这几十年，我一直后悔。我该在1986年就把这事往上捅的。可我当时没那个胆。”他抬起头看着沈念，“你不是来翻旧账的吧？你是来查清真相的？”
“是。”沈念说。
李振声站起身来，走到墙角一个带锁的铁皮柜前，掏出钥匙打开，从最里面取出一本薄薄的软皮笔记本。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86-87值班记录”。他翻到中间偏后的一页，递给沈念。
“这是我当年偷偷抄下来的方副主任手写的用药登记。氯丙嗪那一条，他没有上电脑系统，但手写本里有一行。我趁他去开会的时候抄了这页。”沈念看到纸页上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一行极工整的字——“12.24，孙氏，氯丙嗪25mg×1，im，医嘱方。”
“方副主任全名叫什么？”沈念问。
“方远山。他后来调去了省卫生厅，再后来去了私立医院做院长。现在退休了，据说住在深圳。”李振声把笔记本收回去，重新锁进铁皮柜，“那份手写本的原本，不知道还在不在。方远山退休前可能带走了，也可能销毁了。”
沈念把抄录的那页折好放进口袋，向李振声道了谢。走到门口时，李振声叫住了他。
“小伙子，”李振声扶着门框，声音很低，“你父亲当年被我叫住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了一辈子。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愤怒也不是害怕，是一种很平静的、早就做好决定的亮。你刚才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沈念没有回头。他站在走廊里，阳光从尽头的大窗户照进来，把地面上的水磨石花纹照得清清楚楚。他抬脚往前走了一步，阳光落在他肩头，暖融融的。
他走出小白楼，掏出手机想看时间，屏幕上有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没有称呼，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7号仓的事，你最好忘了。有些人你惹不起。”发送时间显示在十分钟前。
沈念看着那行字，嘴角微微抿了一下。他把短信截了图，然后删除了原消息。他骑上单车，往附院的方向走，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转着另一件事——那个“方远山”现在在深圳。而林婉芝的女儿孙瑾，也刚从深圳飞回来，今天下午就要把母亲转到省人民医院。方远山和孙瑾之间，有没有联系？
他忽然想到一个更具体的可能：孙瑾今天转走母亲，不只是为了控制林婉芝的口，更可能是要把她送去方远山所在的私立医院系统。那里有方远山这个知道全部内情的“老同事”，可以安排最“妥当”的治疗和最“妥当”的沉默。
沈念猛踩了一脚脚踏板，单车向前冲了出去。他要去省人民医院。他要在孙瑾把她母亲安排进某个“高级病房”之前，见到林婉芝本人。
但就在他骑到中山路和港城大道交叉口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右侧辅道缓缓切到他前面，挡住了去路。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圆脸，戴着一副墨镜，穿着深蓝夹克。
“沈医生，”那人说，口音很正，没有地方腔，“有时间聊两句吗？我姓陈，省纪委的。”
沈念刹住车，单脚撑地。他看了一眼那辆车的牌照——外地牌，省政府机关的号段。他又看了一眼车里的人，对方把墨镜稍微推下来一点，露出两道平静而专注的视线。
“关于什么？”沈念问。
“关于你父亲。”姓陈的人说，“也关于那份二十年前‘遗失’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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