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生效后的第三周，阿尔琼收到了一封印着烫金抬头的信。信纸很厚，摸上去有亚麻布的纹理，寄件人是卡普尔法律协会主席，内容措辞极为客气——祝贺他在金庙公寓一案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邀请他加入协会下属的职业道德委员会，并在今年的年度大会上做一个关于公益诉讼的专题发言。信的最后附了一行手写的附言，是协会主席本人的笔迹：“瓦尔玛先生，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行太缺了。”
阿尔琼把信放在桌上，盯着那行手写的字看了很久。他想起三年前刚从法学院毕业时，他曾给这家协会投过一份实习申请，等了三个月，收到一封措辞模板化的拒信，连抬头的名字都拼错了——把“阿尔琼”写成了“阿尔琼恩”。现在他们主动写信来，把他的名字拼得一字不差。
他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继续翻看桌上堆着的其他信件。金庙公寓案宣判以后，他的办公室信箱忽然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某种圣地。一周之内他收到了三十多封来信，有的是其他贫民窟居民写来的求助信，说他们的楼也有裂缝，房东也是马利克的同行，问瓦尔玛先生能不能帮他们也告上法庭。有的是法学院学生写来的崇拜信，说他们在课堂上讨论了金庙案的判决书，认为这是卡普尔近十年来最重要的过失致死判例之一。还有一封是匿名信，没有寄件地址，信封里只装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你会后悔。”
他把匿名信和之前保存的威胁短信截图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已经越来越厚了。
当天下午，卡维塔约他在绿洲餐厅见面。这是宣判以后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吃饭。餐厅还是那家餐厅，桌上铺着格子桌布，玻璃杯里插着折叠成扇形的纸巾。卡维塔点了一份咖喱鸡和两份馕，阿尔琼只要了一杯咖啡。他注意到卡维塔今天没有穿平时喜欢的那件蓝色衬衫，而是穿了一件他没有见过的深灰色套装，领口别着一枚银色的小胸针。
“我换工作了。”卡维塔把糖包撕开倒进咖啡里，用小勺慢慢地搅着，“去了维克拉姆律师事务所。”
阿尔琼愣了一下。维克拉姆律师事务所是卡普尔排名前三的商事律所，专做企业并购和税务筹划，客户名单里包括好几家被环保组织起诉过的矿业公司。卡维塔以前说过她绝对不会去那里——她说那不是做法律，是做交易。
“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他们给我开了双倍薪水，独立办公室，每年两次海外培训。”卡维塔把勺子放在碟子上，抬头看着阿尔琼，“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会怎么看我。”
“我没有怎么看你。”
“你不用说，你的眼睛已经说了。”卡维塔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时杯底和碟子碰撞出轻微的声响，“阿尔琼，金庙案赢了。你把房东送进了监狱，把议员拉下了水，报纸上叫你‘希望巷的良心’。你做到了。现在呢？”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怎么办？”卡维塔往前倾了倾身体，语气变得严肃，“你这三个月没有接任何付费案子。你的房租欠了两个月。你的助手上个月辞职了，因为你付不起她的工资。你桌上堆的全是付不起律师费的贫民窟来信。我知道你想帮他们，但你帮不完。卡普尔有多少贫民窟？几十个。有多少危楼？上百栋。你能告几桩？”
阿尔琼没有说话。咖啡凉了，表面浮起一层深棕色的油脂。窗外绿洲餐厅的霓虹招牌亮了起来，绿色的灯光投在桌布上，把白色的格子染成一片模糊的薄荷色。
“我们以前说好，今年年底订婚。”卡维塔的声音软下来，但软的背后是一种被藏了很久的疲惫，“但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不到我们以后要怎么过日子。你每天晚上都在看案卷，周末在走访证人，你的手机存满了废墟照片和尸检报告。我跟你说我换工作了，你连一句‘恭喜’都没说。”
“恭喜。”阿尔琼说。他听出自己的声音有多单薄。
卡维塔低下头，用小勺搅着已经凉透的咖啡。她沉默了很久，久到餐厅的服务员过来收了邻桌的空盘子又走了。然后她把勺子放下，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咬碎了才吐出来的。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阿尔琼看着她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埋怨，只有一种被消耗太久之后剩下的平静。他知道卡维塔不是在责备他。她只是累了。她是那个在他整夜看卷宗时独自关灯睡觉的人，是那个在他收到威胁短信时吓得整晚不敢关手机的人，是那个在他说“我必须接这个案子”时从来没有说过“不”的人。她等了三个月，等到他赢了一场全世界都在鼓掌的官司，然后发现赢了的代价是站在她面前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会在法学院操场上追着她借笔记的年轻人了。
“好。”阿尔琼说。
卡维塔站起来，拿起放在椅背上的外套，走到他旁边时停了一下，伸手把他衬衣领子上的一根线头摘掉了。那个动作很小，和以前每次出门前她帮他整理领带时一模一样。然后她推开餐厅的玻璃门，走进了外面的夜色里。阿尔琼坐在原位，把凉透的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
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拉朱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课本。那是哈桑老爹从旧货摊上给他买的二手教科书，书脊已经开裂了，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层。拉朱正借着门口路灯的光在做算术题，铅笔头短得快捏不住了，但每一个数字都写得很整齐。
“你还没睡？”阿尔琼问。
“等你。哈桑老爹说今天是判决满一个月，你不回来，他不放心。”
阿尔琼在他旁边坐下来。夜风从希望巷的方向吹过来，带着煤烟和旧木头的气味。远处有人在放收音机，声音飘忽不定，一会儿是音乐，一会儿是新闻播报，一会儿又被风吹成了模糊的杂音。
“你的案子结束了，”拉朱把课本合上，“你还来希望巷吗？”
“你希望我来吗？”
拉朱想了想。“希望你来看我。但不希望你只看我。”他把铅笔头在手指间转了一圈，这个动作让阿尔琼想起了自己在法学院备考时无意识转笔的习惯，“巷子里还有好多人，他们也有塌房子。吉塔家的地板裂了，她每天晚上用桶接着天花板的漏水。哈桑老爹说，以前没人管，现在你来了，也许有人管了。”
阿尔琼把后背靠在台阶的栏杆上，看着头顶稀疏的星星。卡普尔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了浑浊的橙黄色，能看到的星星很少。他想告诉拉朱，他一个人管不了所有的危楼，他连自己的房租都交不起，他的女友刚在今晚离开了他，他收到过威胁短信和匿名信，他不知道哪一辆停在巷口的黑色轿车里可能坐着想要他消失的人。他想告诉拉朱，做正确的事情不会让你变富有，也不会让你变快乐，它只会让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还能面对镜子里的那个人。
但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看着拉朱手里那根短得快捏不住的铅笔头，问：“你铅笔够用吗？”
“还能写几天。”
阿尔琼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笔——那是他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发的纪念笔，银色的笔身已经磨出了黄铜底，笔帽上刻着他的名字缩写。他把笔放在拉朱的课本上。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笔。你先用着。”
拉朱把笔拿起来看了看，没有说谢谢。他只是把笔小心地放进铅笔盒里——那是一个用硬纸板折成的盒子，外面裹了一层旧报纸，已经被磨得发亮。然后他站起来，抱着课本和铅笔盒，推开棚屋的破布门帘，回头看了阿尔琼一眼。
“瓦尔玛先生，如果我好好读书，以后我也可以当律师吗？”
“可以。”
“能帮上忙的那种？”
“能。”
拉朱点了一下头。那个动作很轻很干脆，像是在心里签下了一份自己还没完全读懂但已经决定遵守的合同。然后他钻进了棚屋。
阿尔琼在台阶上又坐了很久。他把手机掏出来，屏幕上是卡维塔最后发来的一条短信——“到家了。你也早点睡。”他没有回复。他只是把短信划到收藏夹里，然后关掉屏幕。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卡普尔非营利法律援助中心。那是一个开在旧市场街二楼的小办公室，楼下是一家卖香料的铺子，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肉桂和孜然的味道。中心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剪得很短，戴着一副镜片极厚的眼镜。她看了阿尔琼的简历，又看了他递过来的金庙公寓判决书副本，然后把文件放下，用一根手指推了推眼镜框。
“你确定？你在精英律所的起薪，我们中心一年都给不起。”
“我确定。”
主任看着他，像是在评估他脸上有没有任何犹豫的痕迹。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工作合同，放在桌上。合同上的墨水是黑色的，纸是普通的复印纸，没有烫金抬头，没有压花边框。阿尔琼拿起笔，在签名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下午，阿尔琼回到自己租了两年半的公寓，开始收拾东西。他把衣服叠好装进箱子，把书籍打包进纸箱，把墙上贴着的照片一张一张摘下来。有一张照片是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拍的，他穿着学士服站在卡维塔旁边，两个人都笑得很灿烂。他把那张照片翻过来，背面是卡维塔写的日期和一行字——“未来的大律师，别忘了你答应过我要改变世界。”他把照片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封好口，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地址和卡维塔的地址，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信封放在还没来得及带走的纸箱最底层。
有人敲门。他把门打开，门外站着昌德。老警探没有穿警服，只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你要搬走？”昌德看了一眼满地的箱子。
“房租交不起了。中心那边有员工宿舍，免费。”
昌德从档案袋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阿尔琼。“这是你要的东西。古拉姆笔记本里所有提到‘R.A.’的记录——原始笔迹、页码和内容清单。我让人一份一份复印核对过了。供电局旧家属院那边有四个老职工愿意出庭指认。时间跨度覆盖了阿加瓦尔在选区的头六年任期。”
阿尔琼接过文件，一页一页地翻着。每一页上都用荧光笔标出了关键内容——日期、金额、线路编号、阿加瓦尔的签名缩写。昌德没有夸大其词。这些材料如果提交给法院，足以把金庙公寓案的刑事链条从马利克往上延伸一步。
昌德靠在门框上，用一根手指敲着档案袋。“不过我得提醒你，这些东西不在金庙案的判决范围内。你要另外立案。阿加瓦尔不会坐等。”
“我知道。”
“你想清楚了？”昌德的声音变得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明白的秘密，“上次他们只是威胁你。这次你动的，就不是一个贫民窟房东了。”
阿尔琼把文件装进公文包，拉上拉链。公文包的拉链卡了一下，他用力拽了两次才拉上。他站直身子，看着昌德，眼神里有一种被生活反复打磨之后才会有的平静——不是无畏，而是一个人已经知道了他可能会失去什么、失去多少，但仍然决定继续走下去。
“如果没有人继续查，”阿尔琼说，“古拉姆的笔记本就只是一本笔记本。它会被锁在法院的物证室里，几十年以后被人当作废纸丢掉。那些愿意出庭指认的老职工，等到死了以后，他们的名字也不会有任何人记得。”
昌德沉默了一会儿，把档案袋夹在腋下，拍了拍阿尔琼的肩膀。“先去吃顿饭。希望巷口新开了一家羊肉馆子，不贵。”
他们走在老城区的街道上。季风季的最后一场雨还悬在半空没有落下来，空气湿得像一块拧不干的毛巾。街上到处是人，到处是车，到处是推着板车的小贩和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座城市永远嘈杂，永远拥挤，永远在倒塌和重建之间来回摇摆。
而在卡普尔老城区另一端的市政厅里，拉赫曼·阿加瓦尔议员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标题是《关于金庙公寓案后续调查的形势评估》，正文第三段用粗体字标注了一行话——“阿尔琼·瓦尔玛律师正在调查笔记本中关于‘R.A.’的指称，可能涉及选举资金违规与电力设施非法改造。”
阿加瓦尔把备忘录放在桌上，用一支镀金的钢笔在背面写了一行字。他把纸条折起来，交给站在一旁的秘书。秘书接过纸条，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走廊尽头，电梯间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从顶楼一直降到地下车库。而希望巷口那家新开的羊肉馆子里，阿尔琼和昌德正坐在一张塑料桌旁边，用撕开的馕饼蘸着咖喱，吃着一顿不知道下一顿还能不能安心吃的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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