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宣判被安排在周四上午。卡普尔高等法院的旧楼前面从早上七点就聚满了人——不是只有记者和旁听者，还有大量从希望巷和周边几条贫民窟巷子赶来的居民。他们中有的人天没亮就起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只为能在旁听席上占到一个位置。法警不得不提前打开法庭大门，但仍然有至少一半的人被拦在走廊里，只能隔着敞开的门听里面的声音。
苏达法官入席的时候，法庭里的空气沉重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她坐下来，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翻开面前那份连夜写好的量刑意见书。阿尔琼注意到她翻页的动作比平时更慢，每翻一页都用手指沿着纸边压一下，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按进纸里。
“被告沙基尔·库马尔，”苏达的声音从高处落下来，平稳而清晰，“本庭在量刑时考虑到以下因素：你的犯罪行为具有明确的预谋性和持续性，缠绕铜丝的行为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期间你有充分的时间停下来思考后果。你的电工专业知识让你有能力预见钢筋锈蚀的最终结果。这些因素指向加重责任。但本庭同时注意到，你在犯罪实施过程中曾多次向市政部门写信举报金庙公寓的危楼隐患，说明你在主观上并非希望楼塌人亡，而是在求救无门之后转而以破坏的方式施压。你的动机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你母亲长期遭受的生活困境和医疗匮乏。你不只是一个加害者——你是一个在崩溃边缘做出错误选择的人。”
她停了一下。旁听席上有人咳嗽，那声咳嗽在安静中被刻意压得很低，像是怕打断什么重要的东西。
“本庭判处沙基尔·库马尔有期徒刑七年。”
沙基尔站在被告席上，两只手紧紧攥着面前的栏杆。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把额头抵在手铐的链条上。法蒂玛在旁听席上发出一声压抑的哭腔，用手捂住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苏达继续往下读。“被告纳迪姆·库马尔。你加入破坏行为的时间晚于第一被告，但你的手法更精密，你的技术知识更深厚，你对你所造成后果的预见程度应当更高。你在犯罪过程中发现了第一被告的手法，不但没有制止或报告，反而扩大了破坏范围。你曾有机会挽救金庙公寓——你有能力读懂那栋楼的脆弱程度——但你选择了加速它的死亡。加重因素是，你明明计划将母亲接出危楼，却未能将这一计划坚持到底。你的不作为导致了你最想要保护的人的死亡。”
纳迪姆站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他面前桌上那张黑白照片还扣在那里，和昨天一模一样。
“但本庭同样注意到你的个人经历。你在供电局工作了十二年，作为合同工被解雇时没有得到任何遣散费或劳动保障。你母亲的晚年生活被贫困和疾病侵蚀，而你目睹了整个过程却无力改变。你的行为不是出于贪欲，而是出于绝望和愤怒。”苏达翻过一页，目光落在纸面上，“本庭判处纳迪姆·库马尔有期徒刑七年。”
法槌没有敲。苏达继续翻到第三页，那是马利克的量刑页。阿尔琼注意到法官在翻到这一页时，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下。那个动作非常细微，但他在这个法庭里坐了将近一周，已经学会从法官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中寻找信号。
“被告马利克·阿卜杜勒。你的定罪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本庭已经充分听取了检方关于你长期非法经营危楼、贿赂官员逃避安全检查、以及对建筑结构进行破坏性改造的指控。这些行为是本案发生的物质基础——没有你的非法经营和系统性腐败，金庙公寓不会在十年前就被鉴定为危房却继续住满租户，那些承重柱不会在你工人的电钻下失去保护层。你站在整条因果链条的起点，你的手是第一个把那栋楼推向死亡的手。”
马利克的律师米特拉正要站起来，马利克用一只手按住他的手腕，示意他不要动。马利克的表情仍然平静，但阿尔琼注意到他放在桌上的那只手——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凸起，像是正在用力按住某种即将溢出来的东西。
“然而，”苏达翻到下一页，语气从陈述事实转为一种更为审慎的措辞，“本庭必须遵守法律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量刑框架。该罪名在本邦刑法典中的量刑范围为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本庭在法定的量刑范围内考虑了所有加重与从轻因素，判处被告马利克·阿卜杜勒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卢比，用于赔偿遇难者家属。”
法槌落下了。三声。每一声都像锤子砸在紧绷的鼓面上。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复杂的声响——有哭声，有喊声，有人站起来大声质问“为什么只有六年”，有人拍着椅子扶手，还有人沉默地坐在原地，把脸埋在双手里。拉朱的舅舅拉姆昌德站在最后一排，听到罚金数额时眼睛里闪过一丝阿尔琼无法忽视的光——那是一种计算的眼神，像是一个人在心里默默地用二十万除以五，看每个遇难者的命值多少钱。
沙基尔被法警带走时，在走廊门口停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在人群里找到了法蒂玛。法蒂玛站起来，两个人隔着整个法庭的距离对视了大概三秒钟。然后沙基尔朝她微微鞠了一个躬——那个姿势僵硬而笨拙，手铐限制了他的动作幅度，但他的腰弯得很深，像一个在庙里对着神像行礼的人。法蒂玛没有动，只是把一只手放在胸口，手指攥着头巾的边角。
纳迪姆被带走时没有看任何人。他只是把桌上那张黑白照片翻过来重新装进口袋里，然后跟着法警走了。他的脚步很轻，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
马利克最后一个被带走。他从被告席上站起来，拉了拉西装的袖口，把领带重新扶正，然后转身朝旁听席看了一眼。那一眼不是在找任何人，而是在打量——打量那些曾经住在他房子里的人，那些在走廊上排队接水的人，那些每个月把皱巴巴的钞票交到他洗衣店柜台上的人。他的嘴角没有上扬，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阿尔琼很不舒服——那不是悔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淡定的、近乎商业评估式的冷静，像是一个商人在计算一项资产折旧后的残值。
法警把他带走了。法庭开始清场。旁听席上的人陆续散去，走廊里的议论声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过。记者们追着检察官拉奥在台阶上采访，闪光灯在阴天的灰色光线里显得格外刺眼。
阿尔琼带着拉朱走出法院。外面的云层依然压得很低，但雨没有下。法院广场上的积水还在，倒映着灰色的天空和法院老楼的砂岩外墙。拉朱在台阶上坐下来，两只脚悬在台阶边缘晃着，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看着广场对面一个卖烤玉米的小摊发呆。
“二十年，”拉朱忽然说，“沙基尔七年，纳迪姆七年，马利克六年。加起来二十年。我妈和我弟弟他们五个人，每个人值四年。”
阿尔琼在拉朱身边坐下来。他本来想告诉拉朱，刑罚不是这么算的——法律不是把年数除以受害者人数来衡量正义。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在拉朱心里，这个算术题会反复出现很多年，每一年他都会重新算一遍，每一次得出的结果都不会让他满意。
“钱呢？”拉朱问，“法官说马利克要赔二十万卢比。”
“刑事罚金需要经过执行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月，也可能更久。”
“我舅舅今天早上又来找我了，”拉朱低着头，用手指在台阶上划着什么看不见的图案，“他说那二十万卢比里，有一部分应该是他——他说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他可以帮我管钱。”
阿尔琼转过头看他。“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要等你来。他说不用等律师，律师会分钱。”
“拉朱。”阿尔琼的声音很轻，但拉朱听出了那声音里不寻常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担忧，而是一种被压得很稳的认真。拉朱抬起头。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那二十万卢比是刑事罚金，它的分配方式需要法院执行庭来裁定。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慢。你舅舅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里不断来找你，让你签各种文件。我建议你在法院的裁定下来之前，不签任何东西。不管是谁拿来的。”
拉朱点了点头。他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他只是把那条过于肥大的白衬衫袖子又卷了一遍，然后站起来，走向广场对面的烤玉米摊，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硬币放在摊主手里。
阿尔琼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在法学院学到的所有东西——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公平、程序正当的漂亮词汇——在这个十二岁男孩用一个下午衡量了母亲和弟弟每条命值多少钱之后，全都变得像纸一样薄。
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站起来，掏出手机给昌德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还没开口，昌德先说话了。
“你在法院？赶紧过来一趟。希望巷。”
“出什么事了？”
“市政府的人来了。他们说金庙公寓的废墟长期无人清理，存在安全隐患，今天下午要强行推平。”
阿尔琼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阿莎还没找到。拉朱的妹妹，还在废墟底下。”
“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说清理公司拿了合同，只给今天一天的时间。一天干不完，工钱就结不了。”
阿尔琼挂掉电话，回头看了一眼拉朱。男孩正站在烤玉米摊前面，手里拿着一个热乎乎的烤玉米，正低头小心地吹着热气。他不知道今天下午推土机就会开进希望巷，把他妹妹最后的痕迹铲成一堆碎砖烂瓦，装进卡车，拉到城外的填埋场，和这座城市每天产生的所有垃圾堆在一起。
阿尔琼叫了一辆三轮车，朝希望巷赶去。他在三轮车上不停地看着手表，秒针走得比平时快了一倍。他的公文包里还装着今天宣判时的那份量刑书副本，墨迹还没有完全干。他觉得这像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判决结束了，废墟就可以清除了。所有不体面的东西都可以被清理干净，让城市继续运转，让希望巷的地价恢复正常，让阿加瓦尔的调查委员会在废墟消失后再发布一份无法实地核查的报告。
三轮车转过最后一个路口时，阿尔琼听见了推土机引擎的轰鸣声。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