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莎的葬礼在希望巷后面的一片空地上举行。那片空地平时是孩子们踢旧皮球的地方，四周堆着废砖和干枯的灌木丛，但今天它被清理出了一块平整的地面。哈桑老爹从附近的清真寺借来了白布和香料，吉塔从她打工的洗衣房里带回来干净的布单，几个邻居家的女人用清水把阿莎的遗体擦洗干净，裹上白布，放在一块从废墟里捡来的门板上。门板是从金庙公寓三楼走廊上拆下来的，上面还贴着一张褪色的电影海报。没有人撕掉它，因为那是阿莎活着的时候每天从门板前面跑过去都会看到的东西。
拉朱站在门板旁边，穿着那件袖子仍然过长的白衬衫。他把母亲巴桑蒂的手链从自己手腕上解下来，戴在阿莎的手腕上。那条红绳编的手链被雨水和泥浆浸过，已经不再是红色了，变成了灰扑扑的暗褐色，但编法还是原来的编法，拉朱去年排灯节编它的时候打了三个死结，每一个结都还在。他把阿莎的那件绣着名字的衣服叠好，放在她身边，又把那条印着黄花图案的毯子盖在她身上。
整个葬礼过程里，拉朱没有哭。他只是每一个步骤都做得极其认真，像是在完成母亲交给他的最后一项任务。他给阿莎摆正了头，把毯子的边角掖好，把衣服上沾着的一片枯草叶摘掉，然后退后一步，和所有邻居站在一起，看着阿訇开始念诵经文。
阿尔琼站在人群外围。他没有靠得太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时刻——这个时刻属于拉朱，属于希望巷，属于金庙公寓曾经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人。他只是站在空地边缘，手里拿着公文包，里面装着阿莎的死亡证明和法医报告。他在葬礼开始前把这两份文件复印了五份，一份交给昌德存档，一份留给法院执行庭，一份寄给卡普尔市政救济局，一份自己留着，最后一份——他不知道该给谁。
葬礼结束以后，邻居们陆续散去。吉塔把一包吃的东西塞进拉朱手里，哈桑老爹拍了拍拉朱的后脑勺，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最后空地上只剩下了拉朱和阿尔琼两个人。门板还放在地上，白布在微风里轻轻拂动，毯子上的黄花图案被阳光照得微微发亮。
“瓦尔玛先生，”拉朱忽然开口，“你信神吗？”
阿尔琼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他想了很久，然后说：“我不确定。”
“我妈信，”拉朱说，“她每天早上接完水都要去巷口的那个小神龛拜一下。她说那是她唯一不要钱就能求的东西。”他停了一下，用脚踢开地上的一颗石子，“如果真的有神，神会不会怪我？”
“怪你什么？”
“怪我没有早点回来。如果我不去买退烧药，如果我跑得再快一点，也许阿莎不会死。”
阿尔琼蹲下来，看着拉朱的眼睛。男孩的眼眶终于红了，但眼泪还是没有掉下来。他只是把嘴唇抿成一条线，用力地抿着，像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谈判。阿尔琼把手放在拉朱的肩膀上，没有说什么“那不是你的错”之类的话——因为这几周里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被负罪感压住的时候，说“这不是你的错”往往是最无效的帮助。负罪感不是靠讲道理能拔掉的，它需要时间，需要新的经历，需要一个被人陪着慢慢熬过去的过程。
“你会记得她，”阿尔琼说，“对吗？”
“会。”
“那就够了。只要你记得她，她就没有完全离开。”
拉朱低下头，看着阿莎手腕上那条红绳手链。风把白布的一角掀起来，他跪下来，用一块石头压住布角，然后站起来，转身走向阿尔琼。他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从泥潭里拔出来的，但他最终走到了阿尔琼面前，把头靠在了阿尔琼的肩膀上。这个动作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他站直了，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走吧。”拉朱说。
他们走到巷口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拉姆昌德。拉朱的舅舅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夹克过于宽大，像是从某个比他胖得多的人那里借来的。他站在一家杂货铺门口，手里拿着一瓶汽水，看见拉朱过来，把汽水瓶放在窗台上，脸上堆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来得很熟练，像是他经常需要对人笑，已经练习了很多年。
“拉朱！舅舅找了你一上午。”拉姆昌德快步走过来，蹲下来和拉朱面对面，“我听说了阿莎的事。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拉朱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舅舅的脸，等他说出下一句。
“法院那个罚款——二十万卢比——我已经问过政府的人了。他们说遇难者家属要登记身份信息才能领取赔偿。你还没登记吧？”
“没有。”拉朱说。
“那得赶紧登记。我明天带你去救济局，咱们把手续办了。”拉姆昌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和上次那张放弃诉讼权利的表长得差不多，只是标题换成了“遇难者家属补偿登记表”，“这张表你先看看，签个字就行。舅舅帮你跑剩下的手续。”
阿尔琼从拉朱身后走上来，伸手把那张表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表格一共两页，第一页是身份登记，第二页是补偿金额确认和领取方式。他在第二页的倒数第三行看到了一行让他心里一紧的字——“本人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领取全部补偿款项。”而代理人姓名栏里已经提前填好了一个名字：拉姆昌德·普拉萨德。
“这张表不能签。”阿尔琼把表折好，没有还给拉姆昌德，而是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
拉姆昌德的脸色瞬间变了。“你什么意思？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你是他舅舅，”阿尔琼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在地上的钉子，“但你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监护人的身份需要法院裁定，在你拿到裁定书之前，你不能替他领任何钱。”
“你这个律师——”拉姆昌德往前逼了一步，手指指着阿尔琼的胸口，“你天天跟着他，为的是什么？不也是为了钱吗？官司打赢了，你想分多少？”
阿尔琼没有后退。他站在那里，看着拉姆昌德，目光平稳得像一潭没有风的水。“我给他打这场官司，没收一分钱。你可以去法院查我的委托书——上面写的代理费是零。”
拉姆昌德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的嘴唇动了几下，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困惑，从困惑变成了一种不太情愿的尴尬。他把手收回去，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很快，快到那只没有喝完的汽水瓶还留在窗台上，忘了拿走。
阿尔琼看着他消失在巷口，然后转过身把拉朱带到哈桑老爹的棚屋里坐下。“你舅舅还会再来。下回来，他可能会带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说那个是法院的人。也可能会带一张写着你看不懂的字的纸，说那是法院的命令。但你要记住——没有我陪着你，你不能签任何东西。”
“什么时候法院能裁定监护人？”
“可能要几周，也可能几个月。”
拉朱低下头。棚屋外面，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破布门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哈桑老爹在门口生火做饭，煤炉的烟顺着风飘进来，带着一股呛人的木炭味。
“如果阿莎还活着，”拉朱忽然说，“她会想跟我在一起。她怕黑。在废墟底下，她一定很害怕。”
阿尔琼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拉朱旁边，让他把话说完。
“我最近经常做一个梦。梦到我回到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买退烧药，我跑上了三楼，把我妈和沙基尔拉开，然后把阿莎和弟弟们带出了楼。我们站在巷口，看着金庙公寓在暴雨里塌掉，但没有砸到我们。我们身上全是雨，但我们都活着。”拉朱把脸埋在膝盖里，声音闷闷的，“但每次梦到最后一秒钟，阿莎都会转过头来问我——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棚屋里安静了很久。煤炉的烟还在飘，外面的狗在叫，希望巷的傍晚和每一个傍晚一样嘈杂而忙乱。但在这个狭小的棚屋里，时间像是凝固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那个梦里的问题，”阿尔琼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见过很多人——在法学院，在律所，在法院——他们一辈子都在说服别人相信自己是对的。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如果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在问自己那个问题。你不是在逃跑，你是在面对它。”
拉朱把脸从膝盖里抬起来。他的眼眶还是干的，但里面有一种比眼泪更重的东西。他把那条红绳手链从手腕上解下来，在手指间慢慢地转了几圈，然后又戴回去。
而在这个时候，卡普尔中央监狱的探视室里，沙基尔正在和法蒂玛说话。法蒂玛把阿莎被找到的消息告诉了他。沙基尔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法蒂玛，那个女孩多大。法蒂玛说不到五岁。沙基尔闭上眼睛，把手捂在脸上，从指缝里发出一个闷闷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
“我跟你说过，”法蒂玛的声音很轻，“你说你只想让巴桑蒂漏水。现在你看。”
“我知道。”沙基尔把手从脸上拿下来，“每天夜里都看到。每一个死了的人，我都看到。”他把手放在玻璃隔板上，手指张开，像是在隔着玻璃触碰什么东西。探视时间到了。法蒂玛站起来，用手指在玻璃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走了。
而希望巷口，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车里的人这次没有抽烟。他只是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透过那道缝隙看着希望巷里来来往往的人。然后他把车窗摇上去，发动引擎，慢慢地驶离了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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