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极端选择

2023年春天，格伦堡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主题是“波尔塞利案十周年：程序正义的演进与边界”。邀请函在二月发出，由法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诺德兰律师协会联合署名。受邀嘉宾包括最高法院现任法官、格伦堡大学法学教授、联邦司法部高级官员，以及特别嘉宾——安东·霍夫曼。乌尔里希事务所没有被邀请，但没有人对此做出解释。主办方只是将事务所的名字从嘉宾名单上划掉了，像划掉一个已经不再需要的注脚。

安娜收到邀请函是因为她在2021年以医院法务办公室名义提交的那份公众意见反馈信。司法部在整理附则三立法史材料时将她列为“实质性贡献者”之一。邀请函寄到了法务办公室，施密特把信封放在安娜桌上，说了一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邀请谁。”

安娜拿着邀请函看了很久。邀请函上印着法学院大楼的照片——那栋她十八年前带着卢卡斯路过的新哥特式建筑，灰色石墙，尖拱窗户，门前有一棵老椴树。卢卡斯小时候问过她那栋楼是干什么的。她说，那是学法律的地方。卢卡斯说，法律是什么？她当时没有回答好。

她在电脑上打了回复邮件，发送到法学院行政办公室。邮件只有一行字：“安娜·波尔塞利确认出席。”

3月16日，研讨会当天。

格伦堡的天气意外地晴朗。椴树的新芽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嫩绿色。法学院礼堂里坐满了人，将近三百个座位，前排是嘉宾席，后排是学生和媒体。科勒坐在媒体区第二排，面前架着一台录音设备。他远远看到安娜走进来时，对她微微点了下头。

安娜没有去嘉宾席。她在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坐下。她穿了一件黑色正装外套，手里提的不是公文包，而是一个旧帆布袋——格伦堡大学附属医院的标志已经洗得褪色。帆布袋里装着三样东西：波尔塞利案判决书的完整复印件，埃里克从信息管理处带出的庭审录音转录稿，以及卢卡斯的那本旧天文图鉴。

她将帆布袋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叠在上面。

研讨会由法学院院长致开幕词。他回顾了波尔塞利案在过去十年中对诺德兰行政法的塑造作用，用语精确而克制，既承认判例的“规范价值”，也提及它“引发的公共讨论”。然后第一位嘉宾上台——现任最高法院行政庭法官，讲了判例在后续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演变。第二位嘉宾是司法部高级官员，讲述了第7609条附则三的立法过程，在讲到“客观标准”时顺带提到了“来自公共医疗机构的专业意见”，但没有说出安娜的名字。

第三位嘉宾是安东·霍夫曼。

霍夫曼走上讲台时，礼堂里的安静比前两位嘉宾更沉。他的步态比一年前更慢了，扶着讲台边缘的手背上能看到老年斑。但他仍然穿着全套法官袍——白色领巾，深灰色袍身，袍摆随着步伐轻微摆动。他站在讲台上，扫视了一遍听众，然后开始讲话。

他的演讲题目是《程序正义的司法逻辑：一个判例的生命史》。前半部分是对波尔塞利案判决逻辑的标准复述——征收效率、通知豁免、立法者意图。这些内容安娜已经能背出来。她坐得很直，手放在帆布袋上。

但在第十八分钟，霍夫曼说了之前从未公开说过的一段话。

“波尔塞利案的核心困境不在于法律适用本身，”他说，声音缓慢但清晰，“而在于一个判例一旦形成，它就脱离法官的控制进入社会。在法院内部，判例的意义由法条和逻辑决定。在法院外部，它的意义由使用者决定。一个判例可以被善用，也可以被滥用。法官的职责是确保判例在法庭内是正确的，而法庭外的滥用——严格来说——超出了司法权的边界。”

他停顿了一下。礼堂里能听到照相机快门轻微的咔哒声。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对此无动于衷，”霍夫曼继续说，“过去几年里，我看到了一些关于波尔塞利案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本判例在某些情况下被用作了与司法初衷无关的目的。程序正义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而任何强大的工具都可能被误用。这不是工具本身的错误，但这是使用工具的后果。作为这个工具的锻造者之一，我有责任在余生中思考这个后果。”

他放下讲稿，摘下老花镜，看着听众席。他的目光从嘉宾席扫到学生区，最后落在了最后一排。他看到了安娜。不是偶然扫过——他停住了。他的眼睛和安娜的眼睛之间隔着整个礼堂，三百个人，十四年。

安娜没有移开目光。

霍夫曼先移开了。他把老花镜重新戴上，翻到讲稿的最后一页，开始讲结语部分。他的声音恢复了标准节奏，专业、克制、不可接近。但刚才那三秒钟的停顿已经发生了，无法收回。

下午四点，研讨会进入自由提问环节。

问题来自学生和年轻教师，大多是技术性的——关于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关于瑞士联邦判例的比较，关于附则三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霍夫曼逐一回答，恢复到法官模式，措辞恢复精确，不再谈论“后果”。

然后一个学生站起来。

这个学生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深棕色头发，穿着法学院的标准便装——浅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他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德语中带着轻微的瑞士口音。

“霍夫曼法官，”他说，“我的问题是关于波尔塞利案判决书第十一页的一段话。您写道——‘程序豁免原则的适用可能导致个别情况下相关当事人的知情权受到限制。然而法治的基本原则要求在某些领域进行价值权衡。此代价属于法律体系可容忍的范畴之内。’”

他读这段话时没有看稿。他是背诵的。

“我的问题是：您在写下‘可容忍的代价’时，是否考虑过这个代价会被具象化？不是作为统计数字，不是作为抽象的法益权衡，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失去了名字的孩子，或者一个用了十年寻找这个名字的母亲？”

礼堂里的空气凝住了。几个教授转过头去看是谁在提问。科勒的手指在录音设备上按下了音量增强键。霍夫曼看着这个学生，嘴唇微微分开，没有立即回答。

“你是谁？”霍夫曼问。

“我叫尼古拉·冯·哈根，”那个年轻人说，“但我出生时的名字是卢卡斯·波尔塞利。我是波尔塞利案判决之后，被这个判例合法保护起来的儿童之一。我是您说的‘可容忍的代价’的具体版本。”

安静的密度达到了某种极限。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纸，没有人拉动椅子。霍夫曼盯着尼古拉，手在讲台上放平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一个词在口腔里成型又被吞了回去。

然后安娜站起来。

她站起来的声音不大——只是椅子折叠座垫弹回原位时发出的一记闷响。但在这片安静中，它像钟声一样清晰。她沿着走道慢慢走向讲台，帆布袋在她腿边轻微晃动。她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在橡木地板上，发出低沉而有规律的声响。

她走到讲台前三排的位置停下。她没有上讲台，只是站在那里，从帆布袋里取出波尔塞利案判决书的复印件，举到胸前。纸页已经旧了，边缘起了毛，有些地方被反复折叠过，折痕处几乎要断裂。

“霍夫曼法官，”安娜说。她的声音不大，但礼堂的声学效果将每一个字都送进了最后一排。“这份判决书我读了十四年。第十一页上的那段话，我读了无数遍。‘可容忍的代价。’我当时想，这大概是法律能对一个人说的最礼貌的话——你的儿子失踪了，你的丈夫死了，你所经历的一切在法律上叫做‘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可容忍的’。”

霍夫曼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讲台上微微收紧。

“我今天不是来指控您的，”安娜继续说，“不是来控诉程序正义，不是来要求平反。这些东西在过去三年里都已经被做到了——科勒的报道，国会的动议，附则三的修改。您今天的演讲里说，法官的职责是确保判例在法庭内是正确的，法庭外的滥用超出了司法权的边界。我接受这句话。我来这里只是为了问您一个问题，您不需要在现在回答。您可以想多久就多久。”

她停了一下。

“您刚才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告诉您他是那个代价的具体版本。您看到了他。现在，我想请您在之后的时间里——在您退休之后的余生中——想一想，当您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您对‘可容忍的代价’这个词的定义，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安娜放下判决书。她没有等霍夫曼回答。她转身沿着走道走回最后一排，帆布袋仍然在她腿边轻微晃动。尼古拉从座位上站起来，跟在她身后。他经过讲台时没有看霍夫曼——他只是在经过第三排时放慢了半步，把一个信封放在了一个空座位上。

信封上是他的论文题目——《程序正义的阴影：波尔塞利案与第三方知情权的结构性牺牲》。收件人栏写着：“安东·霍夫曼法官亲启。”

然后他们走出了礼堂。

外面的阳光仍然是格伦堡初春的那种薄薄的、泛白的亮。椴树的新芽在风中微微摇晃。安娜站在法学院门前的台阶上，深呼吸了一次。尼古拉站在她旁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尼古拉开口了。

“他会读那篇论文吗？”

“他会，”安娜说，“他不一定会同意。但他会读。”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今天在讲台上看到了你。他不能假装没看到。”

尼古拉低下头，看着脚下的石板路。路面上有一群鸽子留下的爪印，在积灰中形成细小的星形图案。他慢慢地说：“我在论文里写了埃里克。我写了他怎么在凌晨检索数据库，怎么写下了那个笔记，怎么在迈耶给他最后通牒的时候选择了不辞职。我引用了科勒的报道，引用了林德斯特伦的银行流水，引用了施罗德的证词。但我不需要引用你——因为整篇论文都是在写你。”

安娜握住了他的手。这是她第一次握住成年儿子的手。那只手比她的手大，指节突出，和埃里克的手一模一样。尼古拉没有抽开。他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你要回瑞士吗？”安娜问。

“明天。”

“然后呢？”

“毕业。实习。可能做行政法。”

“然后呢？”

尼古拉看着她。阳光从椴树枝缝隙间漏下来，在他的脸上投出明暗交错的条纹。他的眼睛是卢卡斯的眼睛，但里面的东西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在十四年里独自累积起来的全部。

“然后，”他说，“也许我会回来。”

远处，法学院礼堂的门开了，听众开始陆续离场。人潮涌下台阶，从他们身边流过，没有人注意他们——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站在椴树下，握着手，沉默着。科勒从人流中走出来，看到他们，停了一下，然后从侧面包抄过去，给了安娜一个几乎看不出的颔首。

回到公寓时已是傍晚。玛雅坐在客厅地毯上，面前摊着一幅画。她今年十一岁了，画的东西不再是一团乱线。画上是一棵椴树，树冠用绿色和黄色蜡笔涂得密密麻麻，树下站着三个人，用不同颜色的笔分别画成：一个高个子涂成深蓝色，一个中等个子涂成黑色，一个小个子涂成红色。

“这是谁？”安娜指着深蓝色的人影问。

“尼古拉哥哥，”玛雅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和你站在一起。”

安娜坐在地毯上，把玛雅拉进怀里。电视——她想起了，研讨会有直播。科勒提前告诉了她。她的帆布袋还放在门口，里面的东西还没拿出来。天文图鉴的封面从袋口露出一角，黑洞那一章的书签仍然夹在原来的位置。

“妈妈，”玛雅说，“你和哥哥说了什么？”

“说了一些很久以前就应该说的话。”

“那以后还会说更多吗？”

“会的，”安娜说，“比以前多。”

窗外的椴树在晚风中轻轻摇晃。远处电车的轨道摩擦声传来，和十四年前一模一样。她闭上眼睛，感觉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在硌着她。她伸手摸出来——一颗灰色的小石头，边缘圆润。玛雅什么时候放进来的，她不知道。她把石头握在掌心里，感觉到它的温度正在慢慢和体温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