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尼古拉

2019年夏天，安娜在伯尔尼见到尼古拉·冯·哈根时，他已经是苏黎世大学法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少年法庭的听证室位于伯尔尼老城区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三层。房间不大，窗户朝着阿勒河，河面上的光透过半开的百叶窗在墙上投出长条形的亮斑。安娜坐在靠门的最后一排，看着那个年轻人从侧门走进来。他穿着深灰色西装，系着一条过于正式的深蓝领带——像是刚从什么地方借来的，或者是从父亲衣柜里拿的。他的头发比三年前在巴塞尔街上看到时更短了一些，整齐地向一侧梳着，露出额头。

他走到证人席，没有看任何人。康拉德·冯·哈根坐在前排律师旁边，海伦妮·冯·哈根没有出席。瑞士联邦少年事务法庭的法官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头发盘成一个低髻，说话的声音平静而缓慢，像是在念一段已经被反复校准过的文本。

“尼古拉·冯·哈根先生，”法官说，“本庭今天传唤您，是为了您作为未成年人时涉及的跨国收养程序的审查。根据瑞士联邦法律，您已年满十六周岁，有权在本程序中独立表达您的意愿。您理解这一点吗？”

“我理解，”尼古拉说。

安娜听到他的声音。那不是卢卡斯的声音了。卢卡斯的声音是尖细的、带着九岁男孩特有的那种急促和上扬。这个声音是低沉的，平稳的，每一个字都在口腔里成型之后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

安娜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握在一起，指节发白。

法官翻开面前的文件。“您是否知道，根据诺德兰方面提供的DNA证据和银行记录，您的出生身份与您现在持有的法律身份之间存在差异？”

“我知道，”尼古拉说，“我的律师向我说明了全部情况。”

“您是否理解，这些证据表明您在2011年9月被以非法方式从诺德兰带到瑞士，您的原始姓名可能是卢卡斯·波尔塞利，您的生母是安娜·波尔塞利？”

尼古拉沉默了几秒。窗外阿勒河的水流声隐约可闻。然后他说：“我理解。这些证据看起来是可信的。”

法官注视着他。“鉴于这些情况，本庭需要了解您对收养身份的个人意愿。您是否愿意继续以尼古拉·冯·哈根的身份生活在瑞士？”

安娜屏住了呼吸。

“是的，”尼古拉说，“我愿意。”

法官没有立刻继续问下去。她低下头做了一个记录，笔尖在纸上划出细微的沙沙声。然后她抬起头：“本庭理解您的立场。但作为程序的一部分，本庭还需要询问您是否愿意与您的生母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或建立关系。这位生母今天在庭。”

法官微微抬手指向最后一排。尼古拉转过头。

六年零八个月。安娜从2011年9月那个早晨到现在，等了将近七年。七年里，她失去了埃里克，学会了法律，从档案室调到了法务办公室，收集了足以填满一个鞋盒的证据。而这一切的最后一步是这个——隔着不到十米的距离，她的儿子转头看着她。

尼古拉的脸上没有敌意，没有恐惧，没有厌恶。但也没有认出什么的迹象。他看着她，那种眼神是一个年轻人在看一个陌生人——有礼貌，稍纵即逝，不带任何情感重量。然后他转回头，面向法官。

“目前不需要，”他说。

安娜感觉到自己的指甲陷进了掌心。她没有出声。

“谢谢您，冯·哈根先生，”法官说，“本庭会在合议后作出书面裁定。您可以退席了。”

尼古拉站起来，朝法官微微颔首，然后走向侧门。经过前排时，康拉德·冯·哈根伸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臂。尼古拉没有回应。他径直走出去，侧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一声沉闷而节制的响声。

听证会结束后，安娜没有马上离开伯尔尼。她在阿勒河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了很久，看着河水带着融雪水的浑浊灰色流过。河边有一棵老椴树，枝叶茂密，在午后的阳光中筛下斑驳的影子。她想起格伦堡校车站前也有一棵椴树，那年九月叶子正在卷边。

她拿出手机，给科勒打了个电话。

“他选择留在瑞士，”她说。

科勒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意料之中。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年。”

“他叫我——目前不需要接触。”

“他说的是‘目前’。”

“我知道。”

“目前是个法律术语，”科勒说，“它不意味着永远。它只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他做出了当下的选择。”

“你是记者，你在用修辞安慰我。”

“我是记者，”科勒说，“我在用事实安慰你。事实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人生被一整套由谎言和程序构成的法律结构包裹了七年之后，不可能在法庭上当场推翻它。他需要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法学生。他知道程序是怎么回事。他可能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地学会了一件事——情感不能代替判断。”

安娜挂掉电话。她看着河对岸伯尔尼老城错落的屋顶轮廓，灰色瓦片在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调，像一堆被时间排列得过于整齐的旧文件。她想起埃里克在很多年前说过的话——他在信息管理处的地下监控室里，屏幕光照着他的脸，他告诉安娜，整个犯罪网络都在波尔塞利案的保护伞下运转。而现在这把伞覆盖到了巴塞尔，覆盖到了伯尔尼的法庭，覆盖到了那个穿着不合身西装的年轻人身上。他的选择本身就在这伞下。

但科勒说对了一件事。他说的是“目前”。目前是一个缺口，一个没有被封死的缝隙。和波尔塞利案的逻辑一样——没有通知义务，并不意味着信息永远不会被泄露。没有认出生母，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

安娜站起来，沿着河边走回火车站。她买了最早一班回格伦堡的车票。她决定在离开前再去林登街看一眼——最后一次，她告诉自己，虽然她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林登街十七号的椴树也在落叶。巴塞尔的夏天比伯尔尼热一些，街上的游客更多，经过这栋浅黄色小楼时没有人多看它一眼。安娜站在街对面，和两年前第一次来时一样。她看着二楼的窗户——那是尼古拉的房间，她猜测。窗户开着，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又落下。窗台上放着一盆植物，不是玫瑰，是一盆多肉。

花园里的玫瑰还在开，夏天的第二批花，颜色淡了一些，花瓣边缘有褐色的枯痕。她正看着那些玫瑰时，门开了。尼古拉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法学教材，换了便装，浅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他走下台阶，朝街角的方向走去。

然后他停下来。

他看到了她。

安娜没有动。两个人隔着一条六米宽的椴树街。一只鸽子从树冠里飞起来，翅膀扑动的声音在安静中格外清晰。尼古拉看着她的脸，嘴唇微微分开——不是要说什么，而是一个被突然打断的动作。然后他做了一件安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

他走过马路。

他站在人行道边缘，离她两步远。他比她高了将近一个头，肩膀宽了，下颌已经有了成年男性的棱角。但他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那是在格伦堡的厨房里每天早上看着她的同一双眼睛，只不过现在它们不再属于她了。

“你是安娜·波尔塞利，”他说。

这不是一个问题。

“是的，”安娜说。

尼古拉把手里的书夹在腋下。他看起来并不紧张，也不愤怒。他看起来像是在课堂上被教授点名回答一个问题——专注，谨慎，正在组织自己的措辞。

“在法庭上，我说目前不需要接触，”他说，“我说的是目前。”

“我知道。”

“我成为尼古拉·冯·哈根已经八年了。我的人生有一半的时间是这个人。现在突然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出生证明是伪造的，手术同意书是一个犯罪网络支付的，我的父亲——康拉德——亲自在格伦堡市民登记处提交了那封文件。这些事情我都需要消化。”

“你在消化程序，还是在消化事实？”

尼古拉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一丝被击中之后的光，很快被他按下去。

“我在法学院的第一个学期，”他说，“学了波尔塞利案。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判例和我有任何关系。我读了判决书，读了注释，读了两篇法学评论。它们都写着同样的话——程序正义是法治的基石。没有人写，这块基石下压着什么人。”

安娜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松动。不是眼泪——是某种比眼泪更深的、被压抑了七年的东西。

“你的父亲埃里克，”尼古拉说，“我在科勒的报道里读到过他。”

“他去世了。”

“我知道。报道里写了。”尼古拉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法学教材，书脊上印着《诺德兰行政法判例精选》。“我读到他在信息管理处做的事情。读到他在凌晨三点检索数据库。读到迈耶给他的最后通牒。他为了找那些证据——”

他停住了，没有说完。

安娜看着他的脸。这个年轻人正在努力维持一种属于法律人的冷静。但她看到他的喉结在动，看到他握着书脊的手指节发白。

“你要进来坐一下吗？”尼古拉说。

安娜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她准备了一切——准备了法庭上的对答，准备了可能被驱逐出庭的场景，准备了被拒绝。她没有准备被邀请。

“海伦妮在家吗？”

“不在。她去苏黎世了。康拉德在研究室的实验室。”

安娜点了点头。她走过那条六米宽的街。走进冯·哈根家的门厅时，她首先看到的是一张挂在走廊墙上的照片——尼古拉十岁左右的照片，穿着瑞士民族服装，站在一面飘扬的红白旗前，笑容拘谨而灿烂。照片旁边是另一张——康拉德和海伦妮站在同一个位置，康拉德的手搭在少年的肩上。

她走进客厅。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专利文件，封面写着“酶替代疗法的改进路径”，旁边是一杯喝了一半的咖啡。窗外的光线透过白色窗帘照进来，照亮了空气中悬浮的细尘。这栋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是生活的痕迹，而所有这些痕迹都是属于尼古拉·冯·哈根的。

安娜在沙发上坐下。尼古拉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放下法学教材，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这个姿势让安娜想起埃里克——不是在姿势上，而是在那种专注的、善于等待的方式上。

“你学行政法，”安娜说。

“是的。”

“那你知道波尔塞利案在诺德兰行政法中的地位？”

“知道。它是过去十年被引用最多的判例之一。程序豁免原则。通知义务的边界。在法学院的考试里，这道题是必考的。”

“你考试的时候怎么答？”

尼古拉垂下眼睛。“我按照教科书写的。程序豁免是必要的制度设计。通知义务的过度扩张会损害征收效率。在个案中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寻求救济。”

“其他渠道，”安娜说。

“是的。”

“那你在布伦纳诊所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你的‘其他渠道’在哪里？”

尼古拉没有回答。窗外的椴树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客厅里的挂钟秒针走着，每一步都清晰可辨。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安娜。他的肩膀在轻微地抖动——不是哭泣，而是一个年轻人被某种超过他处理能力的事实击中之后，全身系统在重新启动。

“我的继母海伦妮，”他说，“三年前开始有震颤。帕金森氏症的早期症状。康拉德的公司一直在做罕见代谢疾病的研究，但帕金森不在他们的范围里。他把所有能用的资源都用来找治疗方案。每天晚上十点他还在实验室，早上六点又去了。他不是坏人。他对我——”

他停住了。

“他对我很好，”他说。

安娜没有打断他。她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她等了很久，学会的就是在正确的时候保持沉默。

“但现在我知道他的公司在2010年就和沃罗宁的网络签了投资托管协议。我知道他亲自在格伦堡提交了那份出生医学证明。我知道这些事。我全都知道。可是——”他转过身来，眼睛通红，但声调依然平稳——“可是每天晚上十点在实验室的那个男人，和你说这些话的我，是同一个人看到的康拉德·冯·哈根。你要怎么让这两个人同时存在于一张起诉书里？”

这个问题不是问安娜的。他是问自己的。但他看着她，等待她的回答。

安娜站起来，走到尼古拉面前。他比她高将近一个头，但此刻他看起来像一个站不稳的人。她伸出手，几乎没有碰到他的手臂——只是一个动作，像是把一件易碎品放在桌面上之前先探一探桌面在哪里。

“你不需要在起诉书里把他们分开，”她说，“你只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把他们看清楚。”

尼古拉看着她。他的嘴唇抿紧了。窗外，巴塞尔的午后阳光正在拉长，椴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林登街的石板路上。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缓慢而沉重。

“你在格伦堡等了我八年，”他说。

“不止，”安娜说，“我还要等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