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法院的正式庭审于一月第二个星期一在柯克兰市联邦法院大楼开庭。这座大楼是一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花岗岩建筑,正门上方雕刻着一行拉丁文铭文——“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意思是“纵然天塌下来,也要让正义实现”。凯恩每次走过这行铭文的时候都会想,刻下这句话的人大概从未想过,天塌下来的时候,第一个被压碎的往往是站在地面上的人。
法庭内的旁听席从第一天起就座无虚席。前排坐着艾琳·雷明顿和她的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十二岁,最小的女孩只有五岁,被奶奶抱在膝盖上。她们从劳伦斯港赶来,每天坐四个小时的长途巴士往返,从不缺席任何一场庭审。后排是记者区,莉迪亚·赵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手指几乎没有停过。再往后是社会团体的代表和普通市民,有些人是从韦斯特福德远道而来的,举着褪色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面孔和名字,不在任何起诉书里。
被告席上坐着七个人:詹姆斯·卡特勒、劳伦斯·格里尔、罗纳德·芬奇、典狱长霍利斯,以及三名艾吉斯集团中层管理人员。哈罗德·皮尔斯的案件被单独分案审理,因此他没有出现在这场庭审中,但他的影子无处不在——控方几乎每一次提到“州司法部”的时候,陪审团的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飘向被告席,像是在寻找一个不在场的人。
控方的开场陈述由克罗斯比检察官亲自负责。她站在陪审团面前,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套装,没有戴首饰,手里没有拿任何笔记。她用一种近乎低沉的声调开始说话,没有慷慨激昂的修辞,没有戏剧性的停顿。她把控方所有证据按照时间顺序一件一件地摆在陪审团面前,每一件都附有来源、日期和证人姓名,像一个建筑师在一块一块地垒砖。
她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来完成控方的举证。
第一天是文件证据。物证交接记录——那份空着送交人签名的手枪移交单,被放大投影在法庭的显示屏上,旁边的对比图是雷明顿案和克罗斯案两份交接记录并列放置,同样的空白,不同的城市,相隔两年。庭审记录显示劳伦斯·格里尔在交叉质询中放弃了质疑物证保管链的权利。雷明顿的最后一封家书被投影在屏幕上,那行被涂黑的字迹经过笔迹鉴定专家的红外复原处理后重新显现——“他们在给我们打一些东西”。艾琳·雷明顿坐在旁听席上,当那行字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她把最小的女儿抱得更紧了,但她没有哭。
第二天是证人证词。海伦娜·沃斯博士出庭作证,她在证人席上坐了两个半小时,详细描述了神经编码计划的实验方案、NCV-7病毒载体的药理特性、以及她在受试者身上观察到的副作用。布莱克曼在交叉质询中试图将她描绘成“心怀不满的前雇员”,但沃斯在回答每一个问题时都保持着同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像一个在实验室里报告数据的科学家。她的最后一句证词是对陪审团说的:“在医学史上,每一项重大进步都伴随着代价。但代价永远不能是被迫的。知情同意书的前提取决于受试者是否真正理解他们被告知的内容。这些囚犯被告知他们参与的是一项可能获得减刑的医学研究。他们没有被告知的是,这项研究在动物试验阶段的致死率是百分之四十。”
第三天是录像证据和德雷克的证词。监控录像中的三段剪辑被法庭允许播放,囚犯的面部被技术处理,但他们的声音——痉挛时的呻吟、呕吐时的干呕、以及一遍又一遍呼唤停止的哭喊——无法被任何技术手段掩盖。陪审团里有两个人在这段录像播放时低下了头,其中一个人开始无声地流泪。录像播放完毕后,德雷克出庭作证。他穿着便装,坐在证人席上,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他的证词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详细说明了神经编码计划从立项到失控的全过程、卡特勒如何绕过伦理委员会传达加快实验进度的指令、以及他本人在雷明顿死亡当晚接到卡特勒电话时的对话内容——“卡特勒先生说,数据已经足够,这个受试者可以‘结案’了。”
德雷克作证的时候,被告席上的卡特勒一直盯着他。凯恩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能清楚地看到卡特勒的眼神——那不是一个被冤枉的人注视诬告者的眼神。那是一个愤怒的人注视曾经完全掌控的背叛者的眼神。
辩方的反驳在第四天展开。
霍华德·布莱克曼的辩护策略和预审听证时一脉相承,但更加老练,更加冷酷。他没有试图否认实验的存在,没有试图否认囚犯的死亡——事实已经太清楚了。他的策略是将所有责任分散开来,同时攻击控方证据的程序合法性。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质询凯恩,试图向陪审团证明,控方证据链条上最关键的几环都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
“凯恩先生,你是否承认,你在十一月某日晚间未经授权进入了铁脊监狱医疗翼的地下档案室?”
“我承认。”凯恩说。
“你是否承认,你在那天晚上从档案室取走了属于惩教局的内部文件?”
“我取走了受试者跟踪记录和血液检测报告。这些文件记录了犯罪行为。如果不带走,它们很可能在联邦调查局突袭之前被销毁——就像其他几箱档案在突袭前一夜被紧急碎纸一样。”
布莱克曼没有追问,而是转向法官。“法官大人,证人已经承认了非法入侵和盗窃政府文件的行为。我再次请求将这部分证据排除,并提请陪审团注意该证人的可靠性。”
巴雷特法官驳回了排除动议,但布莱克曼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不需要法官裁定排除,他只需要在陪审团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他们在评议的时候会想——那个调查员确实是非法进入监狱的。如果所有证据都是这样来的,那结论或许也有污点。
辩方的最后一天留给了被告本人——劳伦斯·格里尔出庭作证。
格里尔站在证人席上,比凯恩印象中瘦了至少十磅,制服换成了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领子大了一圈。他没有看任何人,眼睛始终落在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上,像是在读一本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书。他的声音很轻,但吐字是清楚的。
“雷明顿案的庭审,确实存在程序疏漏。”他说,“我承认这一点。我当时是一个刚拿到律师执照不到两年的年轻律师,在法律援助体系里工作,每个月处理将近三十个案子,每个案子能分到的时间不到十个小时。当我发现物证交接记录上的签名空白时,我应该继续追问。但我没有。不是因为有人指使我,而是因为我太累、太忙、太年轻。我犯了错误。”
“那为什么你在结案后仅仅三个月就从一个法律援助律师变成了德文斯&克罗律所的高级顾问?”克罗斯比在交叉质询中站起来问。
格里尔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因为我犯错误的案子——赢了。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因为对方太弱。德文斯&克罗看中了我在这桩死刑案里的‘效率’,向我发出了工作邀请。我接受了。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虚荣心,不是共谋。”
“那为什么你在离开德文斯&克罗之后直接进了惩教局,担任铁脊监狱行政助理?”
“因为卡特勒副部长推荐了我。他说我在律所处理惩教系统案件的经验对监狱管理有帮助。”
“你和卡特勒先生在雷明顿案审理期间有过任何私下接触吗?”
“没有。”
“雷明顿案审理结束后呢?”
格里尔又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更长。然后他说:“结案后大约两周,卡特勒先生通过德文斯&克罗律所的一位合伙人联系了我。他祝贺我打赢了案子,问我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没有兴趣。他说惩教系统的医疗合作领域需要懂法律、懂程序的人。”
凯恩在旁听席上缓缓闭上了眼睛。他不相信格里尔说的全部内容,但他相信其中一部分——格里尔不是一个主谋。他是一个被精心挑选的工具。卡特勒需要一个在法律援助体系里疲于奔命的年轻律师,一个会犯错误、会被晋升所诱惑的年轻人,接下一个死刑案,然后在关键证据上选择性地不去追问。卡特勒不需要命令他,只需要选中他。
庭审的举证阶段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全部结束。陪审团退庭评议。
等待裁决的时间持续了三天。
这三天里,凯恩几乎一直待在印刷厂二楼的办公室里,把克劳福德给他的那份阿卡迪亚财务记录反复翻看。他不再需要自己充当调查的主力,联邦系统已经接手了。但他知道,即使这场审判作出有罪裁决,也只是整个拼图的一小部分。卡特勒和格里尔会被判刑,德雷克会在认罪协议下服刑,皮尔斯可能会被分案审判。但阿卡迪亚——那个名字只出现在备忘录封面和离岸银行对账单上的等边三角形——仍然飘浮在法律触及不到的某个地方。
第四天上午,陪审团就所有指控作出裁决。
詹姆斯·卡特勒:共谋欺诈联邦政府罪成立,受贿罪成立,妨碍司法罪成立。劳伦斯·格里尔:妨碍司法罪成立,毁灭证据罪不成立。罗纳德·芬奇:共谋欺诈联邦政府罪成立,违反联邦药品法案罪成立。典狱长霍利斯:妨碍司法罪不成立,渎职罪交由州法院审理。三名中层管理人员中,两人被裁定部分罪名成立,一人无罪释放。
量刑听证定于三个月后举行。卡特勒面临最高二十年的联邦监禁,格里尔面临最高五年。
判决宣读完毕后,法庭内一片寂静。然后旁听席后排有人轻声啜泣起来。艾琳·雷明顿把脸埋在双手里,肩膀起伏了很久。她的长子——那个十二岁的男孩——伸出一只手放在母亲背上,眼睛却始终盯着被告席上那些穿着囚服的背影。
凯恩走出法院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些罪有应得的人被法警押上押运车。法院门口的记者们举着摄像机和话筒围上去,闪光灯把夜色撕成了碎片。莉迪亚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录音笔,但没有打开。
“你赢了。”她说。
凯恩摇了摇头。“他们被判了。但阿卡迪亚没有被判。克劳福德给的那份财务记录上,有七个仍在运行的活跃项目。皮尔斯只是其中一个州的司法部长。全国还有多少类似的备忘录锁在不同的保险柜里?那些人的名字没有被念出来。”
莉迪亚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但这些人被念出来了。”
凯恩没有回答。他走下台阶,穿过人群和闪光灯,走向停在街对面的车。在他拉开车门的瞬间,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一封加密邮件,发件人是克劳福德给他的那个私人号码。邮件内容只有一行字:
“阿卡迪亚的欧洲代表下周将在日内瓦参加一场闭门的生物伦理论坛。入场名额已以你的名义注册。如果你真的想追下去——去吧。”
凯恩站在打开的车门后面,盯着那行字看了很长时间。头顶上方,联邦法院大楼的钟敲响了,沉沉的钟声在冬夜寒冷的空气里荡漾开去,像水面上扩散的涟漪,一圈,又一圈,直到消失在城市的噪声里。
他收起手机,钻进车里。引擎发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后视镜。法院大楼正门上那行拉丁文铭文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清晰可见——纵然天塌下来,也要让正义实现。但在凯恩的词典里,正义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然后打钩的选项。它是一个动词。
他踩下油门,驶入了柯克兰冬夜的浓雾之中。
(第十八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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