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生的尸体在第三天傍晚被打捞上来。
那场热带风暴刮了一天一夜才停。风停之后，东区渔民在距离白沙礁大约四海里的浅滩上发现了一具浮尸。尸体被海水泡得面目全非，但身上的灰色中山装和胸口那枚南宛国旗徽章让辨认工作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法医在左臂内侧找到了一处陈年疤痕——那是1986年昌隆商行仓库失火时顾长生冲进去抢账本留下的，档案里记录得一清二楚。
叶知秋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检察院整理起诉材料。他放下手里的卷宗，沉默了很久，然后给顾嘉树打了一个电话。
“找到了。”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很久，顾嘉树说了一句“我来”，然后挂了。
顾嘉树到殡仪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洪震在门口等他，把他领到了地下三层的法医解剖室。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墙上的白色瓷砖反射着冷冰冰的光。法医拉开冷藏柜的不锈钢抽屉时，金属滑轨发出一声尖锐的摩擦声。
顾嘉树低头看着那张脸。海水和鱼群的啃噬让面目很难辨认，但他认得那道疤痕。从小到大，父亲穿着短袖衬衫在花园里浇花的时候，他无数次看到过那道疤痕——一条蜈蚣似的凸起从手腕爬到肘弯。父亲从来不解释它的来历，只是笑着说那是年轻时候不懂事留下的。
他现在知道了。那不是不懂事。那是他为了抢回自己的第一本账本冲进火场里留下的印记。那个账本记录着昌隆商行最初三年的每一笔交易——包括那些不存在的贸易、假的批文和伪造的合同。他宁可被烧伤，也不肯让那些证据落在别人手里。从二十三年前开始，他就是一个为了自保不惜一切代价的人。
顾嘉树伸出手，指尖触碰了一下那道疤痕。冰柜的冷气从抽屉里涌出来，白雾一样弥漫在他的手上。然后他收回手，对法医点了点头，转过身，走出了走廊。
叶知秋在外面等着他。
“什么时候出殡？”叶知秋问。
“后天。”顾嘉树说，“不办追悼会。只做遗体告别。我妈说，来的人不会太多。”
叶知秋没有接话。他知道许暮云说的是实话。一个月前，顾长生还是南宛商界最受尊敬的长者，任何一场晚宴只要他出席就是全场焦点。现在他死了，那些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人像退潮一样散得一干二净。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败名裂的罪犯扯上关系，哪怕是来送他最后一程。
“但审判还要继续。”叶知秋说。
顾嘉树看着他。
“你父亲死了，但案子没有结。”叶知秋的声音平稳而坚定，“青河金控的投资者还在等一个交代。苏晚晴还在看守所里。老宅里挖出来的那三具骸骨，还需要在法庭上被正式确认为谋杀案的受害者。你父亲的死，不能成为真相再次被埋进地下的理由。”
“我知道。”顾嘉树说，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防水袋，里面装着那块怀表和一把匕首，“这些，是物证。怀表属于马长河，匕首是他当年的配发装备。另外那个硬盘，我已经交给了技术科做证据固定。”
叶知秋接过防水袋，在手里掂了掂。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但这是跨越了二十三年的证据，是一个老人花了半生时间守护的物证，最终被他的儿子亲手交了出来。
“苏晚晴的案子下周开庭。”叶知秋说，“我准备向法庭申请将青河金控案与干河滩命案并案审理。两个案子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二十三年，但犯罪主体是同一个人，犯罪动机是连续的——都是为了掩盖最初的罪行。”
“我爸死了，还能审判吗？”
“能。”叶知秋说，“缺席审判。人可以不在，但证据不会消失。真相也不会。你父亲是不是愿意面对法庭是他的事，但法庭必须面对真相。”
他顿了顿，看着顾嘉树的眼睛。
“这是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共同的交代。”
一周后，南宛最高检察院正式向新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案件编号“南检特诉字2007第031号”。被告栏里并列写着两个名字：苏晚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顾长生（已故）——故意杀人罪、非法集资罪、洗钱罪、妨碍司法罪。由于被告之一已经死亡，法院依法对其终止刑事诉讼，但保留民事追偿和财产没收程序。
这是南宛司法史上第一次对已故被告人提起缺席审判。消息一出，整个南宛的媒体都炸了锅。报纸头版整版都是昌隆商行老宅挖掘现场的照片，三具骸骨并排摆在白色帆布上的画面触目惊心。电视台的法制栏目连做了三期专题报道，请了法学教授、社会学家和财经评论员坐在演播室里讨论同一个问题——一个人是怎么用了二十三年时间，把自己从一个杀人犯包装成慈善家的。
开庭那天，新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大的第一审判庭座无虚席。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前排是受害者的家属——马队长的遗孀已经去世了，来的是他的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农民，皮肤黝黑，双手粗糙，坐在审判庭的硬木椅上局促不安地搓着膝盖。二狗没有亲属，伍国安替他来的。老警察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警服，胸口的徽章擦得锃亮，坐在那里腰杆笔直，像一杆生了锈但还没弯的枪。
再往后几排，坐着南宛商界的代表。没有人是来悼念顾长生的，他们来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昌隆集团倒下去之后，自己的利益会不会被牵连。人走茶凉，树倒猢狲散，自古如此。
苏晚晴被法警带上被告席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骚动。她瘦得几乎脱了形，看守所的蓝色囚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但她走路的时候腰是直的。她在被告席上站定，目光扫过旁听席，在顾嘉树身上停了一秒。顾嘉树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和她隔着法庭的栏杆对视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
公诉人席上，叶知秋站起身来。他穿了一件崭新的检察官制服，胸口的检徽在灯光下反射着银色的光芒。他打开面前的卷宗，清了清嗓子。
“审判长，审判员。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三年。从1984年边境干河滩上的两起命案，到2007年青河金控涉案金额高达八亿南元的非法集资，期间还涉及多起妨碍司法、毁灭证据、洗钱等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利用财富和权力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保护网，将真相掩埋在了层层伪装之下。”
审判长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法官，戴着老花镜，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听完叶知秋的开场陈述，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看向辩护席。
辩护席上坐着周锦昌。
没有人想到他会接这个案子。顾长生已经死了，昌隆集团的资产正在被冻结清算，没有人付得起他的律师费。但他还是来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答应过顾先生，要替苏晚晴打这场官司。”
此刻他站起来，推了推金丝眼镜，语气不紧不慢。
“审判长，我代表被告苏晚晴提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我的当事人在青河金控的全部职务行为均系在顾长生的授意和胁迫下进行的，她本人没有独立的犯罪故意；第二，我的当事人在案发后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了全部事实，并提供了关键证据——包括财务硬盘和通话录音——这些证据是本案能够查明真相的关键，依法应当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第三，我的当事人在羁押期间遭受到不明人士的投毒，险些丧命，这一事实证明她本身也是本案的受害者。”
叶知秋站起来补充：“关于投毒事实，公诉方已经取得了看守所内部监控记录和医院毒理检测报告，相关证据将在后续庭审中提交。”
审判长点了点头，目光转向了旁听席。他的目光越过前排的受害者家属，越过中排的商界代表，落在了最后一排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老人身上。那个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缩在椅子上，像是想把自己藏起来。
“传证人余国良出庭作证。”
老余从旁听席上站起来的时候，腿在发抖。他这辈子从来没进过法庭，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在证人席上指证自己的老板。法警把他领到证人席上，他站在那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只是死死地攥住了面前的栏杆。
叶知秋走到证人席前面。
“余国良，你在昌隆集团工作了多少年？”
“二……二十三年。”
“1984年12月，你是否参与了昌隆商行老宅二楼假墙的施工？”
老余的嘴唇哆嗦了很久，然后挤出一个字：“是。”
“假墙里砌的是什么？”
旁听席上鸦雀无声。老余抬起头，看了叶知秋一眼，又低下头去。然后他用一种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是二狗。刘二狗的尸体。顾先生让我砌的。他说如果有人问，就说那是储物间。”
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气声。伍国安闭上了眼睛。马队长的儿子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肉里。
叶知秋继续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二狗是什么时候？”
“砌墙那天。”老余说，“顾先生让我把他从渔民的窝棚里背出来。他那时候还活着——断了腿，头上缠着绷带，一直在喊疼。顾先生让我把他放进储物间，然后让我出去。我在门外等着。过了一会儿，里面没声了。顾先生出来的时候，手上都是血。他把门关上，对我说——‘砌墙。’”
审判庭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旁听席上忽然有人哭了出来。是马队长的儿子。他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剧烈地起伏着。伍国安伸出手，按在他的肩膀上，那只苍老的手也在微微发抖。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
“肃静。”
然后他转向周锦昌：“辩护人是否有问题向证人询问？”
周锦昌站起来，推了推眼镜。他看了老余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让整个法庭都愣住的话。
“没有。但辩护方申请传唤另一名证人。”
“谁？”
“顾嘉树。”
叶知秋转头看向旁听席。顾嘉树从座位上站起来，整了整西装，走到了证人席上。他和老余擦肩而过的时候，两个人对视了一秒。老余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顾嘉树站在证人席上，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黑色的加密硬盘。
“这是苏晚晴在入狱前寄存在我这里的财务数据备份。”他把硬盘递给了法警，“里面记录了青河金控自成立以来所有异常资金操作的原始凭证和录音。我本人在查看这些证据之前，并不知道我父亲涉及的任何犯罪行为。”
他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出了一句话。
“我是顾长生的儿子。我今天站在这里作证，不是为了替任何人开脱——是为了让真相完整。”
旁听席上又响起了一阵骚动。周锦昌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补充了一句：“审判长，证人顾嘉树不仅是被告苏晚晴的证人，也是公诉方的证人。他的证词加上硬盘里的证据，可以证明青河金控的实际控制人是顾长生，而非苏晚晴。我的当事人只是被用作合法外衣的傀儡。”
审判长翻阅着面前厚厚的卷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摘下老花镜，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旁听席上的人陆续散去，嘈杂的人声逐渐被法庭里空旷的回声取代。
叶知秋站在公诉席上，看着顾嘉树和周锦昌并肩走出法庭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个月前他在同一栋大楼里第一次讯问顾长生的场景。那时候他问了一句——“1984年冬天，您在哪里？”顾长生当时的回答滴水不漏，脸上的笑容无懈可击。如今，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名字还在案卷上，他的罪行正在被一桩一桩地摊在阳光底下。法律也许无法追诉一个已死的人，但法律可以追认他的罪行。追认，本身就是一种审判。
他关上卷宗，走出法庭。走廊尽头的窗户外，新港市的天际线在傍晚的霞光中铺展开来。昌隆集团总部大厦的金色标志已经在昨天被工人从楼顶摘了下来，现在只剩下一块灰色的空白，像一座被抹掉了铭文的墓碑。
在法院大楼的另一侧，周锦昌在停车场拦住了顾嘉树。
“顾少。”他叫住了他。
顾嘉树停下脚步。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问你。”周锦昌推了推眼镜，语气依然不紧不慢，“顾先生坠海之前，你们在海上说了什么？”
顾嘉树看着他。这个在南宛司法界呼风唤雨了大半辈子的老律师，此刻的脸上没有往日的精明算计，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默。他也失去了一个老客户，也许还失去了某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东西。
“他让我把怀表交给叶知秋。”顾嘉树说，“他说他辩护了二十三年，辩护累了。”
周锦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他说，“你父亲生前给我转过一笔律师费。数额不小。我本来打算退回去，但现在我想——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公益法律援助基金，专门替经济犯罪案中的受害者追讨损失。你觉得怎么样？”
顾嘉树看着他。
“我爸的钱，你拿去替受害者讨债？”
“你爸的钱，原本就是从受害者手里拿的。”周锦昌说，“这叫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你说呢？”
顾嘉树没有回答。但他伸出手，和周锦昌握了一下。
而在他们身后，法院大楼的灯火次第亮起。那些灯火照亮的不仅是今夜的审判，还有一个被掩埋了二十三年的真相，和一座正在从瓦砾中慢慢重建的、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殿堂。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