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4年的干河滩

1984年的南宛边境，干河滩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脸。

顾长生那时候还不叫顾长生。他叫顾阿四，一个连名字都透着穷酸气的孤儿。他和同乡二狗缩在老界河干涸的河床底下，面前摆着两箱走私的电子表，在等对面的船老大来接货。

“四哥，我冷。”二狗搓着手，嘴唇冻得发紫。

顾阿四没说话，只是把自己那件破棉袄脱下来扔给二狗。他自己只穿一件单衣，却似乎感觉不到冷。二狗知道四哥的脾气，不敢推辞，默默裹紧了还带着体温的棉袄。

那年头，南宛正在搞“革新开放”，南洋的风吹进来，却吹不到这种鸟不拉屎的边境角落。活着就是一切。顾阿四十五岁就成了孤儿，爹妈死在那边的高炉旁，连个墓碑都没有。他带着二狗在这片三不管地带讨生活，偷渡过境、倒卖票证、走私小商品，什么都干过。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要活得像个人。

河滩上安静得不正常。往常这个时候，对岸的渔船应该已经打灯了。顾阿四眯起眼睛，忽然一把按住了二狗的脑袋。

“别动。”

远处的芦苇丛里晃出几道人影。民兵。

领头的那个顾阿四认得，姓马，都叫他马队长，在这一带抓走私是出了名的狠。落到他手里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

“跑！”顾阿四低喝一声，两人拔腿就跑。

货不要了。命比货值钱。

但二狗腿短，跑不快。身后的手电筒光柱越来越近，顾阿四听见马队长的叫骂声，还有拉枪栓的响动。他拽着二狗钻进一片红柳林，两人趴在泥地里，大气都不敢出。

“分开跑。”顾阿四压低声音，“往东边去，在老渡口等我。”

二狗眼眶红了：“四哥——”

“滚！”

二狗猫着腰钻进了夜色。顾阿四往相反的方向跑去，故意弄出声响，把民兵吸引过来。他跑得飞快，像一头被追猎的野狗。但马队长对这一带太熟了，抄了条近道，猛地从侧面扑出来，把顾阿四撞倒在地。

两个人在泥水里翻滚扭打。马队长骑在顾阿四身上，一手掐着他的脖子，一手去摸腰间的手铐。顾阿四拼尽全力挣扎，手指在泥里摸到了一块石头。

那一瞬间，他甚至来不及思考。石头砸下去的时候，他听见了一声闷响。

马队长的身体软了下来。

顾阿四推开压在身上的躯体，浑身发抖。血从马队长的额角渗出来，在月光下泛着黑亮的光。他探了探鼻息——没有呼吸了。

他杀了人。

他杀了人。

恐惧像冰水一样从头浇到脚。但奇怪的是，那股恐惧只持续了几秒钟。紧接着涌上来的是一种奇怪的冷静，一种近乎麻木的镇定。他没有尖叫，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地把尸体拖进了旁边的灌木丛，用枯枝败叶草草盖住。

然后他听见了一声惊叫。

二狗。

二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折返回来了，站在不远处，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切。他手里攥着一根木棍，本来是打算回来帮四哥的，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四哥……你……你把他……”

“二狗。”顾阿四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你听我说。”

但二狗已经吓傻了，转身就跑。

顾阿四追了上去。他在心里喊着让二狗停下，但他的腿不听话，他的身体不听话。他在悬崖边上追上了二狗，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二狗，你听我说——”

“救命啊！杀人了——”

二狗的尖叫声戛然而止。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一时失手，也许是恐惧驱使下的本能。总之，当顾阿四回过神来的时候，二狗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了。崖下传来重物坠地的闷响，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顾阿四跪在悬崖边上，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天快亮的时候，他从二狗的口袋里摸出了所有的钱，又把那件破棉袄捡回来穿在自己身上。他对着崖下磕了三个头，额头抵着冰冷的石头，低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连他自己都听不真切。

然后他站了起来，把两个人和一个旧名字一起埋在了那个干河滩上，独自踏上了通往南宛首都新港市的路。

那是1984年的冬天。

新港市是另一番天地。

到处都是工地，打桩机的声音昼夜不停。从南洋涌进来的资本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现场。霓虹灯开始在街角闪烁，外汇券在黑市上流通，穿花衬衫的商人在茶餐厅里谈生意，口音混杂着南宛本地方言、潮汕话和南洋英语。

顾阿四到了新港市之后，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顾长生。长命百岁的长，生生不息的生。

他用从二狗那里拿来的钱——他告诉自己那叫“拿”，不叫“偷”——租了一间铁皮棚屋，白天在码头扛货，晚上蹲在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里，观察这个城市的运转方式。他学东西很快。在南洋人开的贸易行里，他摸清了进出口批文的门路。在茶餐厅的后厨，他听懂了商人们怎么利用“价格双轨制”赚差价。在黑市的边缘，他结识了一帮和他一样没有根的人。

那些人后来成了他最早的班底。

没有人问他的来历。在这座疯狂扩张的城市里，每一个从黑暗中爬出来的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们只在乎你能不能带来利益，敢不敢下狠手。

顾长生都能。

1986年春天，顾长生的“昌隆商行”在新港市的旺角街正式开业。门面不大，但排场不小。他请了舞狮队，放了十万响的鞭炮，还请来了几个半真半假的“南洋贵宾”撑场面。他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店门口对着来宾抱拳行礼，笑得不卑不亢。

没有人能从这张脸上看出干河滩的泥，看不出悬崖边的血。

只有他自己知道。

每到深夜，他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办公室里，就会看见二狗的脸。有时候是笑着的，有时候是惊恐的。有时候二狗问他：四哥，我冷。

他给二狗烧纸钱，每次都烧很多很多。他告诉自己，他欠二狗的，以后会还。等他发达了，他会给二狗修坟，会给二狗做最好的法事。

但现在不行。现在他还不够强。

他需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1987年，顾长生认识了许暮云。

许暮云是南宛商业银行信贷部的职员，一个扎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姑娘。她在一次业务往来中注意到顾长生，不是因为他的财富——他那时候还不算有钱——而是因为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

他们的关系进展得很快。顾长生追她追得很用心，送花、接下班、记住她的生理期、在她加班的时候送宵夜。许暮云觉得自己遇上了对的人。她不知道的是，顾长生在接近她之前，已经把她的档案查得一清二楚。

她的父亲是南宛商业银行的副行长。

那笔改变命运的贷款，数额是五十万南元。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顾长生拿到了贷款。他用来倒卖了一批进口化纤原料，三个月翻了四倍。从那以后，他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昌隆商行变成了昌隆实业，昌隆实业又变成了昌隆集团。

许暮云在那一年怀了孕。顾长生向她求婚，在新港市最大的酒楼摆了八十桌喜酒。来的人都说这是一段佳话——白手起家的青年才俊，娶了银行家的女儿，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席间有人问起顾长生的老家。他笑着说，家里人都没了，自己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不值一提。许暮云靠在他肩膀上，满脸幸福，什么都没追问。

她只觉得丈夫的手有一瞬间抖了一下。

那一年，他们的儿子顾嘉树出生。

顾长生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长成一棵正直的树，不用像自己一样在泥里爬。

但他不知道，那些埋在泥里的东西，总有一天会从地底长出来。

二十年后。

2007年秋天，南宛首都新港市已是高楼林立的国际都会。顾长生站在昌隆集团总部大厦的顶楼办公室里，俯瞰着脚下的万家灯火。他已经六十岁了，鬓角微白，但腰杆笔直，眼神锐利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墙上挂满了荣誉证书和合影——侨界领袖、慈善企业家、拿督勋衔、荣誉博士。他捐建了十七所希望小学，资助了三家养老院，每年春节都会出现在电视上，给全南宛的华人拜年。

没有人再记得顾阿四。

甚至顾长生自己，有时候也恍惚觉得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直到那天下午，他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里，看见了一个背影。

那个背影佝偻着腰，头发花白，正弯腰往垃圾桶里翻东西。一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夹克，一双破了洞的解放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流浪汉。

但那个背影的轮廓，那个走路的姿态——

顾长生的脚步顿住了。

他的司机关切地问：“顾先生，您没事吧？”

顾长生没有回答。他只是盯着那个背影，呼吸急促起来。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干河滩上的风从二十多年前吹过来，冷得刺骨。

然后那个流浪汉转过身来。

一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沟壑纵横，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

二狗。

那是二狗的眼睛。

顾长生倒退了一步。他的后背撞在了车门上，发出一声闷响。

流浪汉似乎也愣住了，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顾长生，嘴巴张开，嘴唇在哆嗦。像是想说“四哥”，但那个字卡在喉咙里，无论如何都吐不出来。

两个人就这样隔着停车场的灯光，对视了几秒钟。

这几秒钟，比二十多年还要长。

然后流浪汉像是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了。

顾长生站在原地，攥紧的拳头里指甲掐进了肉里。他看着那个身影跌跌撞撞地消失在停车场的出口，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没死。

二狗没死。

“顾先生？”司机小心地又问了一句。

顾长生回过神来，脸色恢复了平静。他甚至整理了一下领带，对司机说：“没事，认错人了。走吧。”

但他坐进车里的时候，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跟了他二十年的老部下，也是他最信任的“清道夫”，阿坤。

“阿坤，”顾长生的声音很平稳，像在交代一桩普通的生意，“帮我查一个人。一个流浪汉。”

他挂了电话，靠在真皮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车窗外的霓虹灯流淌进来，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过了很久，他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和二十多年前在悬崖上说的，一模一样。

“对不起，二狗。”

“但我不能让你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