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坤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新港市东区的一家地下麻将馆里收数。
他放下手里的茶杯，对牌桌上几个欠债的老板挥了挥手，示意今天先到这儿，然后起身走到门外。深夜的旺角街依旧热闹，霓虹灯把路面照得五颜六色，烧烤摊的油烟混着南洋香料的味飘过来。阿坤靠着墙，把电话夹在肩膀上，点了一支烟。
“顾先生，什么流浪汉？”他问。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简短，像在下达一桩普通的商业指令。但阿坤跟了顾长生二十年，他听得出来，老板今天的语气不一样。那种平静是刻意压出来的，像在极力掩盖什么东西。
“查清楚他在哪儿落脚，别的不用管。”顾长生说完就挂了。
阿坤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他今年四十五岁，跟顾长生的时候才二十五。二十年间，他替顾长生处理过很多事情——有些是用钱解决的，有些是用拳头，还有一些，他不愿意多想。但他从来不问为什么。
这是他的规矩，也是他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然而这一次，事情有些不同。
阿坤在道上混了大半辈子，查一个人对他来说不算难事。流浪汉在这个城市里是最显眼也最隐形的人，到处都是，却没人真正看见他们。他派了几个小弟去各个桥洞和收容站打听，又托了市政环卫处的熟人查了近期的“占道清理”记录。三天后，消息来了。
那个流浪汉住在西区废弃的江平码头仓库里。
阿坤没有第一时间告诉顾长生。他决定自己先去看看。
那天傍晚，他独自开车去了西区。江平码头早年是新港市最繁忙的货运码头，后来新港在东边建了更大的深水港，这边就废了。锈迹斑斑的吊车架子还立在那里，像死掉的钢铁巨兽的骨架。夕阳从架子中间漏过来，把地面切成一道道暗红色的条纹。
阿坤把车停在远处，步行穿过一片长满荒草的货场。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木料和死水的味道。码头上到处是流浪汉留下的痕迹——烧过的火堆、破烂的席子、散落的空酒瓶。他挨个仓库找过去，最后在最里面的一间找到了人。
那间仓库的门早就没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洞口。阿坤站在门口，眼睛适应了一会儿里面的光线。他看见了那个流浪汉。
老头蜷缩在角落里的一堆破纸板上，身上裹着一条脏得发硬的毯子。头发和胡子绞在一起，灰白一片，看不清脸。身边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易拉罐和半个发霉的面包。
阿坤走进去，皮鞋踩在碎玻璃上发出咔嚓的声响。老头猛地惊醒，像受惊的野兽一样缩到了墙角，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恐惧。
“别怕，我不是来赶你的。”阿坤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我找你打听个人。”
老头不说话，只是盯着他。
阿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他托人从公司档案室里翻出来的旧合影，十五年前昌隆集团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拍的。照片上的顾长生站在最中间，西装笔挺，笑得从容。阿坤把照片递到老头面前。
“这个人，你认识吗？”
老头看了一眼照片，整张脸都僵住了。他的嘴唇开始哆嗦，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格格声，像是什么东西卡在里面。然后他猛地推开照片，转过身去，把脸埋在那条破毯子里。
“不认识！不认识！”
但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
阿坤的心沉了下去。他收了照片，站起来，环顾了一下这间破败的仓库。地上的积水映着外面残存的天光，泛出冷冷的亮。他不明白这个流浪汉和顾先生之间有什么过节，但他知道，能让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怕成这样的，一定是天大的事情。
他走出仓库，在门口站了很久。烟抽了三支。
然后他拨通了顾长生的电话。
“顾先生，人找到了。”阿坤说，“在西区江平码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他跟你说话了吗？”
“说了三个字。不认识。”阿坤顿了顿，还是把下一句话说了出来，“顾先生，他认得你。他怕你。”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阿坤等了很久，久到他以为电话断了。然后他听见顾长生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语气说了一句话。那个语气不是命令，不是愤怒，甚至不像是说给他听的。
“二十三年了。”
阿坤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当他挂掉电话的时候，后背不知什么时候出了一层冷汗。
与此同时，在新港市另一端的昌隆集团总部，顾长生正独自坐在顶楼办公室里。
房间里没有开灯。整面落地窗外的城市夜景把房间映成一片幽蓝。他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阿坤今天下午送来的资料。几张模糊的偷拍照片，一张手绘的码头地形图，还有一页薄薄的调查报告。
报告上写着：流浪汉自称姓刘，码头拾荒者称之为“老刘头”，约六十岁左右，左腿有旧伤，走路微跛，常年酗酒，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混乱。
左腿有旧伤。
顾长生的目光落在这五个字上，久久没有移开。
二十三年前，二狗从悬崖上摔下去之前，他的左腿被石头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顾长生记得很清楚，因为二狗跑的时候跛着脚，没有跑快。
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六十岁的脸倒映在玻璃上，和窗外的万家灯火重叠在一起。他看见的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二十三年前那个跪在悬崖边上磕头的年轻人。
那三道头磕下去的时候，他是真的以为自己磕给了一个死人。
可现在，死人活了。
顾长生闭上眼睛。他心里清楚，如果二狗真的没死，那他这些年所做的一切，他建起来的这座帝国，他精心维护的这张慈善家的面孔，全都悬在了一根头发丝上。二狗只需要说一句话，所有的一切都会像沙堡一样坍塌。
他没有选择。
他拿起了桌上的另一部手机。这是一部不连网的老式功能机，里面只存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他二十年来只用过三次。
第一次，是处理一个吞了回扣又威胁要举报的合伙人。那个人后来被发现在家开煤气自杀。
第二次，是一个从内地追过来的经侦警察。那个人后来在考察途中遭遇了车祸，掉进了山崖。
第三次，他还没有打。
他拨通了号码。
响了三声，对方接了。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吸声。
“是我。”顾长生说。
“知道。”对面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
“我需要你处理一个人。”顾长生说，“一个流浪汉，在西区江平码头。身份不重要。我需要他安静。”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多久？”
“越快越好。但不要动粗。”顾长生顿了顿，“做得干净一点，像意外。醉酒溺死，冻死，什么都行。”
“明白。”
电话挂断了。
顾长生把手机放回抽屉里，锁好。然后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有值夜班的秘书看到他，连忙站起来问好。他微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吃饭了吗”，像每一个慈祥的长辈那样。
秘书后来对别人说，顾先生那天晚上的笑容和平时一模一样，温和、从容，让人如沐春风。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顾长生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那块“南宛杰出华人贡献奖”的金色牌匾，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后来叶知秋在审讯室里问过他一句话：“顾先生，你杀了那么多人，是为了保护你的名誉，还是为了让你自己相信，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顾阿四了？”
顾长生没有回答。
但在那一瞬间，他握着茶杯的手指关节发白。
三天后的深夜，江平码头起了火。
消防队赶到的时候，废弃的仓库已经被烧塌了一半。火焰在夜空中翻卷，映红了半片天。周围的流浪汉们四散奔逃，没有人知道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消防员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在坍塌的铁皮棚下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法医后来在尸体的喉咙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酒精，判定是醉酒后生火取暖不慎引燃被褥，导致死亡。
案子很快就结了。这种事情在新港市每年都会发生几起，算不上什么新闻。尸体被送到了市立殡仪馆的无名尸冷柜里，等着在规定期限后被火化处理。
只有阿坤注意到了两个不正常的细节。
第一个，起火那晚码头的潮汐水位比平时低了一米多，而那个仓库的地势本来是淹不到的。
第二个，在火灾发生前大约两小时，有一辆没有挂牌的黑色轿车停在码头入口处的那条断头路上。一个住在附近的拾荒老太太看见了，但她说不清车上下来的是什么人。
阿坤把这些细节压在心底，对谁都没有说。
他只是在那个周末去了趟妈祖庙，在香炉前跪了很久。
他不知道该为谁烧这炷香。是为那个素不相识的流浪汉，还是为他自己。
又或者，是为那个他认识了二十年的顾先生。
但不管为谁，他都知道一件事——这不会是结束。
这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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