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码头火灾的消息，顾长生是在第二天早上看到的。
报纸的边栏里登了一则简短的新闻，措辞平淡如水：西区废弃码头昨夜发生火灾，一名流浪汉不幸遇难，初步判断为醉酒生火取暖所致，警方已排除他杀可能。连遇难者的名字都没有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死了也不需要名字。
顾长生把报纸折好，放在餐桌一角，继续吃他的早餐。白粥，酱菜，一碟蒸排骨，半根油条。他吃得很慢，咀嚼的动作不疾不徐，像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
许暮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吃完了。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头发挽在脑后，六十岁的人了，身段依然保持得很好。这些年的富足生活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只是眉宇间总有一种淡淡的忧愁，像一层怎么都擦不掉的薄雾。
“昨晚又没睡好？”顾长生看了她一眼。
“老毛病了，睡不着。”许暮云在餐桌对面坐下，佣人端上了她的早餐。她喝了一口豆浆，忽然说了一句让顾长生心头一跳的话。
“我昨晚梦见二狗了。”
顾长生的手停在半空中，只有一瞬，然后继续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
“二狗？”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一个无关紧要的名字。
“你老家的那个同乡，你忘了？”许暮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还提过他，说是一起长大的，后来出了意外。我都没见过他，但昨晚忽然梦见了。梦见他站在咱们家门口，浑身湿淋淋的，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顾长生站起来，走到妻子身后，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力度恰到好处。
“梦都是反的。”他说，“你今天不是要去慈安堂做义工吗？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许暮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她和丈夫之间有一种微妙的默契——她从不过问他的生意，他也从不干涉她的慈善。二十多年的婚姻，相敬如宾，井水不犯河水。外人看来是模范夫妻的典范，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家里缺了点什么。
也许是当年那件事之后，他们之间的某根弦就断了。
顾长生离开家的时候，阿坤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花岗岩铺就的车道上，阿坤拉开车门，顾长生坐进去，整个过程和往常一样，分毫不差。
车驶出了顾家宅邸的大门。这座宅邸占据了新港市半山区的整片山头，是十年前顾长生花了三亿南元建起来的。红墙绿瓦，中西合璧，从山脚下望上来，像一座宫殿。
车子开出去两条街之后，顾长生才开口说话。
“事情办得怎么样？”
阿坤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报纸上写了。”
“我不是问报纸上。”顾长生的声音很轻，“我问的是——干净吗？”
阿坤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微微收紧。他想起了那具在废墟里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想起了法医报告上“高浓度酒精”的结论，想起了那辆没有挂牌的黑色轿车。
“干净。”他说。
顾长生没有再问。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阿坤从后视镜里偷偷打量着后座上的老人。顾长生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异常，甚至比平时还要安详。这张脸在南宛的电视上出现过无数次，每一次都带着温和的笑容，每一句话都透着儒商的格局。南宛的报纸称他为“华人商界的良心”，政府的官员见了他都要客客气气地叫一声“顾老”。
但阿坤认识他二十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他陌生。
车驶过新港市的中央商务区，一栋栋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反射着早晨的阳光。其中最高最气派的那栋，是昌隆集团的总部大厦。大厦顶上巨大的霓虹招牌在白天显得有些暗淡，但到了晚上，它会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光源之一。
没有人知道，这座大厦的地基里，埋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东西。
下午三点，顾长生准时出现在了南宛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
今天是商会一年一度的慈善捐赠仪式。礼堂里坐满了人，前排是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后面是商会会员和媒体记者。墙上挂着的横幅写着“大爱无疆·情暖南宛”八个大字。台上摆着一排桌子，桌上铺着红绒布，摆满了印着昌隆集团标识的巨型支票模型。
顾长生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左边是南宛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右边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枚金色的商会徽章，笑容温和而谦逊。
主持人宣布捐赠仪式开始，先是商会会长致辞，然后是官员讲话，最后轮到了顾长生。他走上台的时候，掌声比之前都要响亮。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他的声音平稳而富有磁性，既不张扬也不卑微，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昌隆集团今天捐出的这五千万南元，不是施舍，是还债。还的是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债，还的是社会给予我们的信任的债。”
台下又响起一片掌声。
“我常说，财富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我顾长生能有今天，靠的是南宛给的机会，靠的是乡亲们给的信任。”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的每一张面孔，诚恳得像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所以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取之于社会的，还之于社会。”
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人注意到了。
那个人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衫，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他看起来六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一双眼睛混浊却锐利，像是见过太多不该见的东西。
他叫伍国安。
曾经是南宛边境巡逻队的资深刑警，二十三年前被调离了干河滩那个辖区，后来一直在不同的岗位上辗转，直到三年前退休。他的一生破过很多案子，但没有一个让他像二十三年前那个案子那样刻骨铭心。
那个失踪的民兵队长。那个坠崖的无名少年。
那个凭空消失的走私犯。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所有的档案都封存了。唯一知道的是，那天夜里干河滩上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很多人命运的事情。但他查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消失在黑夜里的身影。
直到今天。
他本来只是被老同事拉来凑数的，对这种场合毫无兴趣。但当顾长生走上台的那一刻，他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
那张脸。
伍国安的手开始发抖。
二十三年前，他在那个被从悬崖底下捞起来的少年身上找到了一件破棉袄，棉袄口袋里有一张被水泡烂的照片。照片上两个少年肩并肩站在干河滩上，笑得一脸灿烂。其中一个是死者，另一个——
他在档案室的黑白照片里看了无数遍的那张脸。
顾长生。
伍国安压低了帽檐，用力掐了掐自己的手心。不是在做梦。
二十三年了。当年那个在干河滩上走私的小混混，现在正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所有人的膜拜。而他——伍国安——查了二十三年的案子，凶手就在这里，披着一张慈善家的皮。
捐赠仪式结束后，顾长生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了礼堂。伍国安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见他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看见他在车窗里对送行的人挥手致意，看见那个笑容无可挑剔地挂在脸上。
老警察的手伸进了口袋，摸到了那部老旧的翻盖手机。他犹豫了很久。
这张牌太大了，大到他自己都不敢轻易翻。
但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立功受奖。而是为了那个在悬崖底下躺了二十三年的少年，为了那个在档案室里积满灰尘的真相。
他必须让活着的人，给死者一个交代。
当天晚上，伍国安回到自己那间逼仄的公寓，翻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皮箱子。箱子里装着他从干河滩撤离时偷偷保存下来的所有证据——泛黄的现场勘察记录、几张模糊的脚印照片、一份被撕掉了一半的目击证词。
还有那张被水泡烂的合照。照片上的两个少年，早已辨不清面容，但轮廓还在。
他拿起那张照片，对着昏黄的灯光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打开那部老旧的翻盖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他挂了，又拨了一次。
这一次，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而疲惫的声音。
“喂？”
“是叶检察官吗？”伍国安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我叫伍国安，前边境巡逻队刑警。我有一个二十三年前的旧案子，想跟你谈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什么案子？”
“一桩悬案。”伍国安看着手里的照片，“关于一个从干河滩上爬出去的杀人犯。”
夜色沉沉地压在新港市的上空。
在城市的另一端，叶知秋放下电话，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已经连续加班三天了，手头全是堆积如山的卷宗。检察院的同事都走了，整个特案组办公室只剩他一个人。桌上的咖啡早就凉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
他拿起电话，重新拨了回去。
“伍先生，明天上午十点，在我的办公室。能来吗？”
挂掉电话之后，叶知秋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昏黄的灯光。
他隐约觉得，这个电话，会把他拖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顾长生端着一杯红酒，独自坐在他的书房里。墙上挂着的那块“南宛杰出华人贡献奖”的金色牌匾，在落地灯的照射下泛着幽幽的光。
手机在他手边震动了一下。
一条匿名短信，只有四个字。
“小心警察。”
他看了一眼，把短信删掉，然后轻轻晃动酒杯。酒液在杯壁上缓缓流下，像血一样浓稠。
他的嘴角浮起一丝无人察觉的冷笑。
然后举起酒杯，对着墙上的金色牌匾，像在敬一个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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