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十点，伍国安准时出现在了南宛最高检察院的大门口。
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一条深灰色的旧西裤，手里拎着一个老式的黑色公文包。包里的东西不重，却压得他肩膀微微下沉。门口的保安看了他的证件，又打了电话确认，才放他进去。
叶知秋的办公室在七楼。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墙上的白漆已经开始剥落，露出底下更旧的一层绿漆。检察院的大楼是二十年前建的，到现在也没翻修过，处处透着公家单位特有的那种清贫和严肃。
伍国安推开门的时候，叶知秋正站在窗前喝咖啡。他三十四岁，身材清瘦，戴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脸上的表情永远是那种审慎的、不轻易下判断的冷静。他是南宛司法系统里出了名的“难缠”——不站队、不收礼、不讲情面，同僚们背地里叫他“叶石头”，又硬又冷。
“伍先生，请坐。”叶知秋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自己也在对面坐了下来。
伍国安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包上，像是在护着什么宝贝。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检察官——衬衫袖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桌面上的文件堆得整整齐齐，烟灰缸里的烟蒂按大小顺序排列。这是一个做事有章法的人，伍国安想。也许找他是对的。
“您说有一桩二十三年前的悬案。”叶知秋开门见山。
“是。”伍国安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沓发黄的卷宗，“1984年冬天，南宛边境干河滩辖区，一晚上发生了两起命案。一名民兵队长被人用石头砸死，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年坠崖身亡。”
叶知秋接过卷宗，一页一页地翻着。纸张已经脆了，边角一碰就掉渣，上面的钢笔字也洇开了，但还辨认得出来。
“档案上写的是意外坠崖和因公殉职。”叶知秋抬起头，“你当时是现场的刑警？”
“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伍国安说，“马队长的尸体在灌木丛里被人发现，头部有钝器伤。那个少年是在悬崖底下找到的，左腿有严重撕裂伤，摔断了三根肋骨。法医判定是高坠致死，结论是两人在追捕走私犯时遭遇了意外。”
“你觉得不是意外？”
伍国安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卷宗最底层抽出一张装在透明证物袋里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已经严重褪色，但隐约能看出两个少年的轮廓，肩并肩站在一片干涸的河滩上。
“这是在死者的棉袄口袋里找到的。”伍国安说，“死者叫二狗，本名刘二狗，当年十七岁，无户籍，无亲属，靠走私维生。他旁边这个——”
他的手指点在照片上另一个少年的脸上。
“这个人，当年应该是他杀了马队长。二狗可能是目击者，所以也被灭口了。但这个凶手在那一夜之后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有证据证明是他杀吗？”叶知秋问。
“没有直接证据。当年条件有限，现场勘查做得很粗糙，加上有政治压力——边境走私猖獗，上面要求尽快结案、稳定局势，所以案子就按意外处理了。”伍国安的手微微颤抖，“但我查了二十三年。我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是一个当年在河滩上打鱼的老人。他那天晚上看见两个人影在悬崖边上厮打，然后一个人掉下去了。”
“目击证人在哪里？”
“五年前去世了。”伍国安的声音沉了下去，“他的证词我录了音，但在一次搬家的时候弄丢了。所以我现在手里——什么过硬的证据都没有。”
叶知秋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照片举到眼前仔细端详，然后把卷宗合上，靠在椅背上。
“伍先生，我尊重你二十三年的坚持。但你应该知道，没有证据的话，这个案子在法律上不存在。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伍国安深吸了一口气。他等这个问题等了好多年。
“有。”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崭新的彩色照片，是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慈善捐赠仪式的合影，“就是他。”
叶知秋低头看去。照片上的顾长生正在台上讲话，笑得温和而谦逊，身后的背景板上写着昌隆集团的字样。
办公室里安静了整整十秒钟。
“你确定？”
“这张脸，我记了二十三年。”伍国安说，“他现在是南宛最有钱的华人，是人人敬仰的大慈善家。但二十三年前，他就是干河滩上的那个走私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但我知道，二狗和马队长都是他杀的。”
叶知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城市在午前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能看见昌隆集团总部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耀眼的白光。那栋楼在南宛的天际线上高耸入云，像一个不可撼动的权力符号。
“你知道你现在在指控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叶知秋转过身，语气比刚才更严肃了。
“知道。”
“顾长生是南宛商务部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总理府授勋的拿督，是中华总商会的前任会长。他和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整个南宛的商界有一半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你拿着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一份没有证人的卷宗去指认他是杀人犯，你觉得结果会怎样？”
“所以我才来找你。”伍国安直视着叶知秋的眼睛，“我打听过。整个南宛的司法系统里，也许只有你叶知秋敢接这个案子。”
叶知秋没有回答。他走回桌边，又重新翻了一遍那些发黄的卷宗。每翻一页，他眉头就皱得更紧一些。伍国安说得没错，这个案子在法律上几乎站不住脚——没有物证，没有人证，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难以确认。二十三年前的干河滩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边境贸易区，混凝土把所有的痕迹都埋在了地底。
但他闻到了一股味。
这股味不是从卷宗里来的，而是从另一个案子上飘过来的。
他正在调查的青河系集资诈骗案。
苏晚晴案发之后，专案组追查资金流向，发现青河金控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一直藏得很深。表面上是一家离岸基金，但那家基金的资金来源最终都指向了昌隆集团下属的几家影子公司。叶知秋从接手这个案子开始就有一种直觉——苏晚晴只是一个提线木偶，真正的大鱼还躲在深水里。
现在，这条大鱼的另一面浮出了水面。
如果伍国安的指控是真的，那么顾长生二十三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一个人能在二十三年前就做出那种事情，那么今天他操纵一个集资诈骗案、吸干数万百姓的血汗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叶知秋合上卷宗，做了一个决定。
“伍先生，我接下这个案子。”他说，然后抬起了手，制止了伍国安想要表达的激动，“但我接下的是查。不是起诉，不是定罪。我需要的不是你的记忆和直觉，而是铁证。”
“怎么找？”伍国安问。
叶知秋拿起那张褪色的合照，仔细端详了很长时间。然后他问了一句：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什么地方？”
伍国安凑近看了一眼。干河滩上的两个少年身后，隐约能看到一个低矮的建筑轮廓，像是某种碑或者界桩。
“那是老界河边的32号界碑，当年还在。”伍国安说，“现在那一带已经被改建成贸易区了，界碑还在不在，我不确定。”
“我们去看看。”叶知秋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了外套，“就现在。”
“现在？”
“你有别的事吗？”
伍国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是他这几年来第一次笑。
“没有。”他说，“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三年。”
与此同时，顾长生的黑色奔驰正平稳地驶过新港市的滨海大道。
车窗外的海面在正午的阳光下铺开一片湛蓝。阿坤在前排开车，顾长生坐在后排，手里翻着一份刚送来的财务简报。表面上一切如常，但阿坤从后视镜里注意到，老板翻页的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那一页纸他已经看了五分钟，还没翻过去。
顾长生的心思不在报表上。
他在想二狗。准确地说，他在想二狗是怎么活下来的。
悬崖的高度他反复回忆过，至少有二十米，下面是嶙峋的乱石滩。就算摔不死，也应该重伤致残。二狗不仅活下来了，还在二十三年后重新出现在新港市。这个概率，比中彩票还要低。
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
手机在他的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那个不连网的老式功能机。阿坤从后视镜里看见老板掏出了那部手机，表情微微一变，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
短信只有一行字：
“有人在查干河滩。”
顾长生把手机放回口袋，面色如常。
“阿坤。”
“在，顾先生。”
“调头。不去公司了，去老宅。”
阿坤没有问为什么。他在前方的路口打了转向灯，车头拐进了通往老城区的一条小路。
所谓的老宅，是昌隆集团发家之前顾长生在旺角街背后买下的第一栋房子。一栋三层的老式骑楼，楼下是当年的昌隆商行门面，楼上住人。后来公司搬到中央商务区之后，这栋楼就空置了。顾长生没有拆它，也没有出租，只是偶尔会一个人来这里坐坐。
阿坤把车停在骑楼门口，顾长生独自下了车。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老式的铜钥匙，打开了那扇落满灰尘的铁门。门吱呀一声推开，里面黑洞洞的，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木头和灰尘的味道。
他没有开灯，就这么站在黑暗里，任由那些尘封多年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墙角还堆着当年没卖完的货——几箱过时的电子表，一捆褪色的布料。楼梯口的墙上还挂着1986年昌隆商行开业时的那张老照片，照片上的顾长生年轻、瘦削、眼神凌厉，和现在判若两人。
但最重要的东西在楼上。
他沿着吱嘎作响的木楼梯走上去，推开了二楼最里面那间小屋的门。这间屋子常年锁着，连许暮云都没有进来过。
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木匣子。
顾长生打开木匣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样东西——一把生了锈的匕首，一枚褪色的红领章，一块刻着“马”字的怀表。
还有一叠泛黄的旧报纸。
他拿起最上面那份报纸，日期是1984年12月17日。头版新闻的标题是：“边境民兵追捕走私犯因公殉职，追授烈士称号”。
他当年把这份报纸剪下来，是为了让自己记住：那个死掉的顾阿四，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但现在，那个顾阿四正从坟墓里往外爬。
他需要一个新的人，来帮他填上这个裂缝。
顾长生把木匣子重新锁好，走下了楼。出门的时候，他对阿坤说了一句话。
“让阿苏来见我。”
阿苏。苏晚晴。
阿坤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但他心里清楚，老板每一次用这种语气叫人，都意味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而在边境贸易区的废墟里，叶知秋正蹲在一片被推土机推平的工地上，用双手扒开碎石和钢筋。
他在找32号界碑。
伍国安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拄着一根随手捡来的树枝当拐杖，喘着粗气。两人已经在烈日下找了将近两个小时。施工队的推土机把这片区域翻了个底朝天，原来的地貌已经面目全非。
“叶检察官——”伍国安忽然喊了一声，“这里！”
叶知秋快步走过去。在一堆碎砖和建筑垃圾下面，露出了半截被掩埋的花岗岩石碑。碑面上刻着模糊不清的字迹——32号界碑。界碑的底部还残存着一小截原来的地基，没有被施工完全破坏。
叶知秋蹲下来，用手拂去碑面上的泥土。他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一拍。
界碑的侧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刻字。
“顾阿四&二狗，1984年冬。”
字是用匕首或者什么尖锐的东西刻的，笔画深浅不一，看得出是两个人的手笔——一个力道重，一个力道轻。被风雨侵蚀了二十三年，字迹已经模糊了，但依然辨认得出来。
这是两个少年在界碑上留下的唯一痕迹。
也是顾阿四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叶知秋掏出手机拍了照。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对伍国安说了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伍国安点了点头。
两个人离开了工地，身后是漫天的扬尘和推土机的轰鸣。那个被掩埋了二十三年的名字，终于从乱石堆里冒出了头。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有一辆不起眼的灰色面包车停在那里。
车里的人正举着一台长焦相机，对着他们的背影按下了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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