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遗嘱公告

宋怀仁的律师事务所开在汶陀罗老城区一条叫火炭街的巷子里。

那条巷子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骑楼，二楼以上的木窗棂被白蚁蛀得千疮百孔，但一楼铺面却开满了金店、药材铺和兑换外币的地下钱庄。宋怀仁的事务所夹在一家卖燕窝的铺子和一家代写南洋通婚文书的摊位之间，门面小到如果不抬头看那块褪了色的铜招牌，你会以为那只是一条通往某户人家的过道。

玉琴到的时候是上午九点。火炭街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燕窝铺的老板娘蹲在门口用镊子挑燕毛，看见玉琴走进隔壁的门，手上的动作顿了一顿，目光追着她的背影，直到那扇窄门关上。

宋怀仁已经在等她了。

他坐在一张堆满了卷宗的楠木办公桌后面，身后是一面从地板直通天花板的书架，架子上塞满了各种尺寸的文件夹，有些是牛皮纸的，有些是塑料封皮的，还有一些是那种现在已经没人用的麻线装订的老式卷宗。空气中有一股陈年纸张发霉的味道，混合着宋怀仁手里那杯普洱茶的热气。

“陈二小姐。”宋怀仁没有站起来，只是朝对面的椅子抬了抬下巴，“请坐。”

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花白但浓密，脸上的皱纹很深，尤其是法令纹，像是被人用刀刻出来的。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很厚，后面的眼睛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大一倍。那双眼睛正在打量玉琴，用一种不像是律师打量委托人家属、更像是文物鉴定师打量一件刚出土的青铜器的方式。

“你知道我要来。”玉琴坐下，把随身带的包放在膝头。

“令尊过世第三天夜里你独自进入他的书房，阅读了遗嘱前三页，耗时大约十一分钟，期间被令姐玉环打断。”宋怀仁啜了一口茶，“我当然知道你要来。”

玉琴没有表现出惊讶。在汶陀罗这种地方，在蝉鸣馆那种宅子里，任何秘密的保质期都不会超过一顿饭的工夫。佣人、花匠、厨子、司机，每个人都有眼睛，每个人都可能在为某个你不知道的人工作。

“我来看遗嘱全文。”她说。

宋怀仁放下茶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推到玉琴面前。文件夹的封口处贴着律师事务所的封条，封条完好无损。他当着玉琴的面撕开封条，抽出里面大约二十页厚的文件，然后翻到其中一页，反过来对着她，让她能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铅字。

“你可以看。但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宋怀仁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拭镜片。没有了镜片的遮挡，他的眼睛看起来不再大了，反而变得异常锐利，像两颗褪了色的钢珠。

“你认为令尊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静止的水面。玉琴没有马上回答。她看着宋怀仁的脸，试图从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读出提问的意图。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就像一个真正高明的律师应该有的那样。

“林医生说多器官衰竭。”

“林怀安说的是病历上的死因。”宋怀仁重新戴上眼镜，那两颗钢珠又被放大镜片挡在了后面，“我问的是你认为他怎么死的。”

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窗外的燕窝铺传来老板娘打电话的声音，她用潮州话在跟人讨价还价，语调激烈但听不清具体内容。玉琴忽然想起了父亲死前脸上的表情。那不是痛苦，是惊讶。像一个下了七十年棋的人，在最后一步被人用他自己发明的招式将了军。

“有人给他下了东西。”玉琴说。

宋怀仁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把文件夹转过来，翻到最后一页，递给她看。那是一份手写的附录，墨迹已经发褐，但字迹苍劲有力，每一个竖笔都像刀锋一样利落——是陈天雄的亲笔。

附纸上只有一行字：若百日届满之日，蝉鸣馆内存活者不足二人，则全部遗产捐入汶陀罗陈氏宗亲会，六子女各得骨灰一罐，别无他物。

玉琴读了三遍。每一遍都觉得那行字的笔画里藏了什么别的东西。陈天雄的字一向以工整见称，但这行字写得很用力，纸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的笔痕，像是写的时候用了比平时大十倍的力气。

“这份附录从来没有在任何备案中出现过。”宋怀仁说，“令尊在寿宴前三天亲自送到我这里，要求我在宣读遗嘱时一并公开。他强调，必须在六个子女全部在场时宣读，缺一不可。”

“今天下午宣读遗嘱。”玉琴把文件夹合上，“你会照念这份附录。”

这不是一个问句，而是一个结论。宋怀仁终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表情——一个很浅的、转瞬即逝的笑容，像水面上的涟漪，刚出现就被抹平了。

“我当然会照念。我是律师。遗嘱怎么写，我就怎么念。”他把文件夹收回抽屉，“但我可以私下告诉你一件事，作为令尊生前的朋友，而不是作为律师。”

他压低声音，身体微微前倾，玉琴闻到了他呼吸里的普洱茶味和另一种更深的、像是沉香木焚烧过的气息。

“陈天雄在把这封信交给我的那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六个人走进一间屋子，最多能有几个人走出来。我说这取决于屋子的门有多大。他说不对，取决于那六个人是谁。”

宋怀仁靠回椅背，恢复了那个深不可测的律师的姿态。

“一个小时后我会出发去蝉鸣馆。二小姐，你可以先回去，也可以在这里等到下午跟我一起走。但无论你选哪一种，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碰蝉鸣馆里任何人递给你的任何东西。包括水。”

玉琴站起来。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宋怀仁从背后叫住了她。

“还有一件事。令尊的遗嘱里有一条很容易被忽略的条款——百日期间，任何继承人若主动离馆超过二十四小时，视为自动放弃继承权。但如果有人‘被动’失踪，比如被人强行带出宅子，或者被人关起来以至于无法主动离开，这种情况下丧失资格的是实施强制行为的人，而不是被强制的人。”

他顿了顿，把最后一口茶喝完，茶渣吐回杯子里。

“令尊设计这场游戏的时候，把所有的规则都写在了纸上。但不是所有的规则都写得让人一眼就能看见。有些东西藏在字缝里。你回去可以仔细想想。”

走出事务所的时候，火炭街已经热闹起来了。燕窝铺的老板娘还在挑燕毛，金店的伙计正在把一托盘的金链子摆上橱窗，卖鱼丸面的摊子前排了五六个人。这条街的日常运转完全不受蝉鸣馆里那些看不见的硝烟的影响，像一个平行世界。

玉琴在街口拦了一辆三轮车。车夫是个皮肤黝黑的老头，耳朵上夹着一根卷烟，问她去哪里。她报了蝉鸣馆的地址。车夫回头看了她一眼，那种眼神跟燕窝铺的老板娘一模一样——一个在汶陀罗生活了足够久的人，听到那个地名时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谨慎。

三轮车穿过半个城市。汶陀罗是一座很奇特的城市。中心城区是英国人规划的正方形街区，街道横平竖直，路边的凤凰木开得正盛，红花像火焰一样烧满枝头。但出了中心城区，路就开始扭曲起来，变成一种随意蔓延的形态，像是有人把一把面条撒在地上。蝉鸣馆就坐落在这样一条面条般蜿蜒的路的尽头——最后一段路甚至没有铺柏油，三轮车在泥泞中艰难前行，车轮卷起的泥水溅到了玉琴的裙摆上。

蝉鸣馆已经在视野中了。

那栋三层楼的殖民地老宅在阴天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灰白色的外墙被榕树的气根覆盖了大半，那些气根从屋顶垂下来，密密匝匝，像是宅子自己长出来的灰白胡须。正门的铁栅栏锈迹斑斑，门柱上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两个字——“陈宅”。更早以前据说还有一行英文字，但殖民政府倒台后被陈天雄派人凿掉了。

玉琴走进大厅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到了。

陈耀宗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南洋商报》，但他显然没有在看报，因为报纸是倒着放的。陈玉环站在窗边，手里转动着一串檀木念珠，念珠碰撞发出细碎的咔嗒声。陈耀祖靠在一个角落里，手里玩着一个打火机，翻盖打开，合上，打开，合上，金属撞击的声音跟玉环的念珠声错开来，在安静的大厅里形成一种诡异的不协和音。陈耀邦坐在最远的一把椅子上，低头看着手机，看不出是在回消息还是只是盯着屏幕发呆。陈玉珊干脆没在楼下，老吴说她还在房间里倒时差。

陈玉琳不在大厅。没有人注意到她不在，或者有人注意到了但没有提。

宋怀仁在下午两点准时到达。他换了一身黑色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表情庄重得像参加葬礼——严格来说，他确实是来参加葬礼的后续环节的。他环顾了一圈在场的人，微微点了点头。

“请六位继承人全部到场。”

老吴上楼去喊陈玉珊。等了好几分钟，她才慢悠悠地走下来，穿着一件丝质睡袍，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我对你们要说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但出于礼貌我还是来了”。

“六位到了五位。”陈耀宗说，“玉琳呢？”

所有人面面相觑。

老吴说他一早就没看见四小姐。她的房间门是关着的，他敲过但没有回应，以为她在睡觉，就没再打扰。

陈玉环的脚步比任何人都快。她几乎是冲上楼梯的，高跟鞋踩在木质台阶上发出急促的笃笃声。剩下的人跟在她身后，鱼贯上楼，在陈玉琳的房间门口汇成一小群人。

门从里面反锁了。

陈耀宗用肩膀撞了两次才撞开。木门框发出断裂的声响，锁舌弹飞出来，在地上滚了两圈才停下。

房间里很安静。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道窄窄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床上。陈玉琳躺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口，双手交叠放在被子上面，姿态端正得像一具博物馆里的展品。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嘴角甚至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愉快的梦。

但她的脸色不对。那种白不是正常的白，是铅白，是瓷器上了釉之后的那种白，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白得连嘴唇都变成了淡紫色。

林怀安是第一个走到床边的。他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搭在陈玉琳的颈侧，停留了大约十秒，然后缓缓收回手，转过身来面对所有人。

“死了。”他说，“至少六个小时了。”

走廊里一片死寂。陈耀宗的拳头攥紧了又松开。陈玉环的念珠停在了半空中。陈耀祖的打火机不再响了。陈玉珊靠在门框上，丝质睡袍的带子松开了，她没有任何去系的意思，只是用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看着床上的人。

玉琴站在原地没有动。她的视线越过林怀安的肩膀，落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一只玻璃杯，杯底还残留着大约半厘米高的液体，乳白色，像是薏米水。杯壁上挂着一层细细的残渣，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微弱的珠光。

她忽然想起昨天晚上自己房间里那杯温热的薏米水。

林怀安顺着她的视线也看到了那只杯子。他拿起杯子，凑近闻了闻，眉头皱了起来。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事——他从随身的药箱里取出一个棕色小瓶，往杯子里滴了两滴某种无色液体。杯底的残液瞬间变成了蓝色，那种蓝很浅，像是被水稀释过的蓝墨水，但在这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那蓝色刺眼得让人无法忽视。

“苦杏仁苷。”林怀安放下杯子，“俗称的氰化物反应。”

他转过身，目光从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上缓缓扫过。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在那平静下面藏着某种更复杂的东西——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医生特有的、面对无法解释的症状时产生的困惑与警惕的混合体。

“陈先生死的时候，我也在他体内检出了同样的物质。”

这句话像一把剪刀，把房间里最后一根紧绷的弦剪断了。陈耀宗猛地转向宋怀仁：“百日之内有人死亡，遗产怎么算？”

宋怀仁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那个没有打开的公文包。他不紧不慢地扶了一下眼镜，用一种宣读法律文书特有的平稳语调回答：“根据令尊遗嘱第九条，若任何一位继承人在百日期间死亡，其应继份额由其余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平均分配。”

所有人都在沉默中做了一道简单的除法。十二亿除以五，每人两亿四千万。就在昨天，这个数字还是一人两亿。陈玉琳的死，给在场的每个人都送了四千万。

陈耀祖突然笑了起来。那笑声很短，像是被人掐住喉咙后硬挤出来的，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得格外刺耳。

“怎么，”他摊开双手，“没人说谢谢吗？”

没有人回答他。

窗外的蝉突然又叫了起来。比昨天更响，比前天更锐，像是每一只蝉都被人灌了滚烫的铁水，发出的不是鸣叫声，而是一种近乎于尖叫的频率。那声音穿透墙壁，穿透窗帘，穿透在场每一个人的皮肤和颅骨，直接在大脑深处嗡鸣。

玉琴低下头，看见自己攥紧的拳头里，指甲已经在掌心掐出了四个深深的红印。

她想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把拳头攥起来的。就像她想不起昨天晚上走廊尽头的脚步声，是从哪个房间出来，又走进了哪个房间。

但她知道一件事。

陈玉琳的床头上，除了那杯薏米水，还有一样东西不见了——她昨天下午戴在手腕上的那只翡翠镯子。老吴说过，那只镯子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她从不离身。

现在镯子不在她的手腕上。

也不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