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蝉鸣如雷

蝉鸣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不是从树上，不是从草叶间，而是从地底深处，从那些盘根错节的榕树气根与腐烂了百年的落叶堆里，一点点钻出来，爬上人的脚踝，钻进耳膜，最后在颅骨内部筑巢。汶陀罗的雨季一来，整座蝉鸣馆就被这种声音包裹得密不透风，像一口倒扣的玻璃钟罩，把所有的活物都腌渍在声音的浓浆里。

陈天雄选择在这个季节举办七十寿宴，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谁都知道蝉鸣馆的六月不是人待的。湿热像一条湿漉漉的舌头，从早到晚舔着人的皮肤。老宅的墙上渗出一层淡黄色的水珠，佣人们叫它“墙汗”，说是房子在呼吸。但今年的蝉声尤其邪门。往年的蝉鸣是有节奏的，一阵一阵，像潮水涨落。今年却是一声接一声，连绵不断，频率高到让人听久了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连桌上的瓷碗都在微微跳动。

厨房里的老佣人阿香婆说，蝉叫成这样，是要死人的。

没人理她。寿宴的准备工作从三天前就开始了。陈天雄虽然年过七十，但身子骨硬朗得很，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打一套南洋白鹤拳，然后喝一碗用二十三种药材炖的乌鸡汤，七十年如一日。他的私人医生林怀安曾说过，老先生的心肺功能比大多数五十岁的人都强。

宴会定在傍晚六点开始。陈家六个子女中，只有三个回到了汶陀罗。

长子陈耀宗是从新加坡赶回来的。他穿着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袖口的纽扣是玳瑁打磨的，说话时习惯性地用食指轻轻敲击桌面，节奏均匀，每一下都恰好间隔一秒半。他在新加坡经营一家航运公司，名下还有三家橡胶加工厂，是兄弟姐妹中公认最像父亲的人。这种“像”不仅体现在眉眼轮廓上，更体现在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精确感上——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像是用量角器量过的。

次女陈玉琴在寿宴开始前两小时才到。她穿着一件没有任何花纹的素色连衣裙，头发简单地束在脑后，整个人像一把收进鞘里的刀。她在曼谷做古董生意，常年跟各种真假难辨的老物件打交道，练就了一双看什么都要看到骨头里的眼睛。她走进蝉鸣馆大厅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那盏灯据说是曾祖父从荷兰人手里买来的，已经挂了一百二十年。

“灯上有人。”她突然说。

所有人都抬头看。灯上什么都没有。

三子陈耀祖是本地回来的。他在汶陀罗市区经营着陈家最不赚钱的生意——一家连年亏损的报社。他是最后一个到的，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棉麻衬衫，袖口沾着洗不掉的油墨，头发乱得像刚被人打了一顿。他进门的时候带进来一股雨水和烟草混合的气味，大姐陈玉环皱了皱眉，没说话。

另外三个子女没有回来。四女陈玉琳在悉尼，说是航班取消了；五弟陈耀邦在东京，电话一直关机；六妹陈玉珊在伦敦，回复的邮件只有四个字：“不克出席。”

陈天雄坐在主位上，看着空了一半的桌子，没有任何表情。

宴会开始后的第十七分钟，意外发生了。不对，不是意外。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很难相信那是意外。

陈天雄喝下第三杯酒的时候，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他的手悬在半空中，酒杯从指间滑落，砸在大理石地面上碎成几片。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瞳孔急剧收缩又放大，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一阵含混的气声。

然后他的鼻孔开始流血。

接着是耳朵、眼角、嘴角。不是大量涌出的那种，而是细细的、缓慢的渗出来，像一条条暗红色的小蛇，沿着他的皱纹沟壑蜿蜒而下。陈天雄的身体僵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近乎于惊讶的茫然——好像他看见了什么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一个他计算了七十年却没有算到的变量。

林怀安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他掰开陈天雄的嘴，检查瞳孔，按压胸口，做了一切急救措施，但没有任何效果。陈天雄的生命在消失，像沙子从指缝中漏出去，你能看见它流逝的痕迹却抓不住任何东西。

整个大厅陷入了一种奇怪的静默。那些佣人、远亲、生意伙伴全都站在原地，像一群被冻住的蜡像。只有蝉声没有停。窗外的蝉叫得愈发猛烈，声音尖锐到让人产生耳鸣的错觉。

陈天雄在最后一刻突然挣开了林怀安的手，用一种不属于七十岁老人的力气直挺挺地坐了起来，他的嘴张得很大，下巴几乎要脱臼，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句完整的话：

“都回蝉鸣馆——住满百日——遗产——均分。”

最后一个音节落下的时候，他整个人塌了下去。不是倒下去，是塌下去。像一座被抽掉内部支撑的建筑，从骨头开始坍塌。林怀安后来在病历上写的是“多器官功能衰竭”，但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清楚，那不是一个医学能够解释的死法。

大厅里安静了大约三次呼吸的时间。然后陈耀宗开口了。

“百日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回答他。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刚刚死在了他们面前。

陈玉环在当天夜里给悉尼、东京和伦敦打了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财务报表：“父亲过世。遗嘱要求六人回蝉鸣馆住满百日。不回来的，视为自动放弃继承权。你们自己看着办。”

三天后，陈玉琳从悉尼回来了。她推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走进蝉鸣馆，脸上敷着一张补水面膜，看见玉琴的第一句话是：“这鬼地方的湿度会毁了我的皮肤。”

又过了两天，陈耀邦从东京回来了。他随身只带了一只背包，整个人瘦得像一根晾衣杆，眼眶深陷，里面有常年失眠留下的青紫色印记。他没有跟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一直关机，也没有解释在日本做什么，只是沉默地走进自己幼年住过的房间，关上了门。

最后一个到的是陈玉珊。她从伦敦转机新加坡再转汶陀罗，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管家老吴去接她的时候，看见她站在机场到达口，身后是一个几乎与她等高的行李箱，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她环顾了一圈汶陀罗的夜色，用英语自言自语了一句，老吴没听清，但听出了她语气里的厌倦。

六个人，终于到齐了。

蝉鸣馆在这七天里一直在改变。或者说，是有人在悄悄改变它。玉琴注意到厨房里的刀具被换了位置，原本挂在墙上的那一套德国进口刀不见了，换成了一套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的旧菜刀，刀刃上还带着锈斑。储藏室里的药材被人动过，她闻得出来——她做古董生意，对各种气味敏感得像一条狗，有人翻动过那些存放了多年的雄黄和朱砂。最奇怪的是地窖。地窖的门原本是常年锁着的，钥匙只有老吴一个人有，但某天早上玉琴经过的时候，发现门虚掩着，里面飘出一股甜腻的酒香和另一种气味——一种她说不上来的、让她想起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的气味。

没有人承认动过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住进了自己幼年的房间。陈家的祖制很奇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分配好房间，同母同父的兄弟姐妹也不住在一起，而是按照长幼次序分散在宅子的不同角落。蝉鸣馆是一栋殖民地风格的三层建筑，平面图像一个展开的手掌，中间是大厅，五根手指各自延伸出去，每根手指的末端和关节处各有一间卧室。这种布局意味着每个人都离别人足够远，远到你听不见隔壁的动静，但又离大厅足够近，近到你随时可以观察谁在进出。

第一个发现遗嘱的人是玉琴。

她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天深夜潜入他的书房。陈天雄的书房在三楼最东面的房间，是整个蝉鸣馆唯一装了空调的地方。空调的压缩机发出均匀的嗡鸣声，盖住了她开门的声音。书桌上放着一份用牛皮纸文件夹装着的文件，封面上贴着律师事务所的标签，律师的名字叫宋怀仁。

玉琴没有开灯。她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读完了那份文件的前三页。遗嘱的内容很简单：陈天雄名下全部资产，包括橡胶园、加工厂、航运公司股份、海外不动产以及现金存款，总计约折合十二亿汶陀罗元，将暂存于指定信托基金。六名法定继承人须在蝉鸣馆同住满一百天。期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超过二十四小时。若有人在此期间死亡，其份额由其余幸存者均分。百日届满之日，由宋怀仁律师根据最终存活人数分配遗产。

她读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黑暗重新涌上来。窗外突然响了一声炸雷，闪电把书房照得惨白。就在那一瞬间的光亮里，玉琴看见书房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人。一个瘦长的、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影，正对着她，一动不动。

闪电灭了。黑暗重新降临。

玉琴没有尖叫。她只是把牛皮纸文件夹放回原处，然后朝着那个黑影的方向，用一种连她自己都惊讶的平静语调说了一句话。

“大姐。你也没睡？”

黑暗中传来陈玉环的一声轻笑。那笑声很短，短到几乎不像笑，更像是一个人被噎住时发出的气音。然后是一阵窸窣的脚步声，空调的嗡鸣声忽然变大了，等玉琴适应了黑暗再看向那个角落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雨越下越大。蝉声终于停了。

但玉琴知道，蝉不是真的停了。它们只是钻进了更深的地方，在地下蛰伏，等待某个时刻重新破土而出。到那时候，它们的声音会比之前更响，响到能把人的骨头都震碎。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的瞬间，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

窗台上放着一杯薏米水，还是温的。她记得很清楚，自己没有泡过任何东西。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很轻，像是有人赤着脚踩在木地板上。脚步声在她的门前停了大约三秒，然后继续往前走，消失在走廊深处。

那晚玉琴没有碰那杯水。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世界，一直坐到天亮。天亮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在遗嘱里被点名要主持这场死亡仪式的人。

宋怀仁律师。

但那是第二天的事了。这一夜还没完。蝉鸣馆的第一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