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浩住在松亭洞沿海公路尽头一栋外墙刷着浅蓝色石灰的老房子里。房子是1960年代建造的，门前的庭院里种着一棵被海风吹歪的柿子树，树上挂着几颗还没摘的青柿子，在秋风中轻轻摇晃。赵敏哲把车停在路边，和金仁雅一起推开那扇没上锁的铁皮院门，穿过铺着碎石子的小径，走到屋门前。门是开着的，只关着一扇纱门，透过纱网能看见屋里昏暗的光线和一个坐在藤椅上的老人。
老人听见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朝门口的方向偏了偏头。他大约八十岁左右，头发全白了，剪得很短，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他的眼睛不太好，看人时习惯眯起来，像是在分辨来人的轮廓。
“孙东浩先生？”赵敏哲站在纱门外，举起警官证。“我是西归浦警察署的赵敏哲警官。这位是金仁雅律师，从首尔来。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1946年蔚山海军工厂废墟清理的事。”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纱门，把他们让进了屋里。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镶在玻璃框里的蔚山市厅退休纪念牌，旁边是一张泛黄的蔚山旧地图。桌上放着一壶凉茶和几个倒扣的玻璃杯。
“1946年，”孙东浩坐下来，把茶壶推给客人，“那年我才二十出头，刚被分配到蔚山郡厅户籍课。工厂废墟里的遗体登记，是我这辈子做的第一份公派工作。你们想问哪一具？”
“第47号遗体，”金仁雅从公文包里取出登记表复印件，摊在桌上，手指点在备注栏那行被划掉的字上，“左胸有黄铜制编号牌。编号372。姓名——井上。”
孙东浩戴上老花镜，低头看着那行被自己亲手写下又亲手划掉的字，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微微嚅动，像是在念一个很久没有被人提起的名字，然后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这件事我放在心里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完整地讲过。你们是第一批来问我的人。372号。井上——后面的名字我没写全，因为我不确定该怎么写。当时我拿着工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工牌上刻的字不是日文汉字，是片假名。イノウエ。イノウエ什么来着——后面还有几个字，但我记不住了。我只记得编号，372。很奇怪的编号。其他劳工的编号大多在前面加了一个‘鉱’字，只有这一个编号前面没有前缀。我当时想，这个人可能不是矿工。他是工厂直属的配属人员，编号规则和劳工不一样。”
赵敏哲俯身向前追问：“工牌去哪了。”孙东浩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墙角一个老旧的五斗柜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些旧照片、几枚硬币、一块已经停了的旧手表，还有一枚黄铜工牌。工牌被擦得干干净净，铜锈已经完全去掉了，表面泛着暗金色的光泽。上面的刻字清晰可见——番号372，氏名イノウエ，配属·蔚山海軍工廠第3溶接工場·1944年6月。
“我把它留下来了。没有交给任何人。因为当时我觉得，如果交上去，它会被当成废铜熔掉，或者被丢进档案库再也没人翻开。我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但他死在避难所里，死的时候还戴着这枚工牌。我想，至少应该有一个人替他保管它。所以我划掉了登记表上的那行字，把工牌放进口袋里，带回了家。一放就是四十多年。”
金仁雅接过工牌，把它放在登记表复印件旁边。黄铜表面在窗外透进来的午后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上面的每一个刻字都和井上隆文在矿道深处发现的那十三枚工牌格式完全一致。椭圆形，五厘米长，三厘米宽，上方穿孔，编号、姓名、配属——只不过这枚的配属不是北海道，而是蔚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1944年2月那十二个被转移的劳工中，有一个人到达蔚山后没有被编入劳工名册，而是直接配属给了海军工厂第3焊接工场，用的还是“井上”这个姓氏。但他不是井上慎太郎的儿子。井上隆文那时才两岁，还在东京的宅子里被母亲抱在怀里。那这个人是谁？
“孙东浩先生，您还记得发现这具遗体的具体位置吗——第3焊接工场的地下避难所里，他是在哪个位置被发现的。是一个人，还是和别人一起。”
“一个人，”孙东浩说，“在避难所最里面的小隔间里。那个隔间本来是储藏室，很小，只够一个人蜷在里面。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靠着墙坐着，膝盖蜷起来，两只手交叠放在胸前，压在那枚工牌上。姿势很安详，不像是挣扎过的样子。轰炸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外面的大间里挤成一团，只有他一个人在储藏室里。我总觉得他是自己走进去的，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不想让其他人看见他死。”
赵敏哲和金仁雅对视了一眼。一个戴着“井上”姓氏工牌的人，独自死在避难所最隐秘的角落里，双手交叠压在工牌上。这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戴着谁的姓氏，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从北海道送到蔚山，知道自己在轰炸中活不过这一夜。他用最后的力气把工牌压在胸口上，不是为了让人发现他的身份——是为了让人发现他的姓氏是假的。
“您记不记得他身上还有别的东西。”赵敏哲问。
孙东浩重新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回想。四十多年前的记忆在老人脑中似乎比昨天的事更清晰，他描述的画面精确得像一张老照片——那具遗体左胸有黄铜制编号牌，右胸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一个装防水布袋里的薄笔记本，纸张很薄，被雨水和尸体腐烂的液体浸过，但字迹还在。他把它拿出来的时候，纸页已经黏在一起了，他没敢用力揭开。
“那个笔记本在哪。”金仁雅的声音几乎在发抖。
孙东浩把铁皮饼干盒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出来，在最底层找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的防水布袋。他把袋子打开，取出一本只有巴掌大的薄笔记本，封面是战时常见的粗糙灰卡纸，已经发黑发脆，边角碎成了粉末。金仁雅用双手接过来，翻开。纸页确实黏在一起，但黏得不算太紧，应该是当年被浸湿后晾干时自然粘连的。她用指尖小心地揭开第一页，然后是第二页，第三页。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细小而潦草，和井上慎太郎的签名以及井上美和的遗书中的笔迹都不同——这是第四个人。
笔记本里的内容不是日记，不是遗书，是一个又一个劳工的名字和编号。每页大约记载二十到三十人，标注了姓名、编号、原籍、工种、以及一个简短的备注——有些是“病”，有些是“傷”，有些是“逃亡未遂”，最多的是“死亡”。这不是私人笔记，是一份被私藏的劳工死亡记录。而这个记录者，是蔚山海军工厂里负责登记劳工死亡信息的文书。他在1944年到1945年间，一笔一笔记下了每一个死在工厂里的劳工，然后把笔记本藏在胸前的口袋里，带进了避难所。金仁雅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时，她的手停住了。最后一页没有记录别人的死亡。只有一行字，字迹和前面所有页都不同——更端正，更用力，像是写的人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落下笔。那行字是：私ノ番号ハ372番。私ノ名ハ井上隆文ト登録サレテイル。シカシ、私ノ本当ノ名ハ——我的编号是372号。我的名字被登记为井上隆文。但我真正的名字是——
后面的文字被撕掉了。不是被浸湿后烂掉的，是被撕掉的。撕口很整齐，是从笔记本上直接撕下来的。这个戴着372号工牌死在避难所里的男人，在临死前撕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他用了整整一年“井上隆文”这个身份登记死亡、埋葬尸体、填写报表，然后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真名从纸上抹掉。因为他不想让井上家的人发现有人曾经冒用了他们儿子的名字。他要把那个名字还回去。就像井上美和撕掉名单上第362号那一页，把儿子从名册上抹掉一样——这个女人撕掉的是自己儿子的编号，而那个死在蔚山的劳工，撕掉的是冒用身份之前属于他自己的名字。他选择在死的时候做一个无名者，把两个名字都归还给历史。井上隆文还给了井上家，而他自己连真实的姓名都没有留下。
“这行字前面的内容，”金仁雅轻声问，“有没有写到他是怎么成为井上隆文的？”
孙东浩摇了摇头。“我没读过这本笔记本。不——我读过。但我不认识那个被撕掉的名字。那是一个朝鲜名字，三个字，用汉字写的。第一个字是金，或者朴——我记不清楚了。第二个字是——在。第三个字我认得，是‘洙’。但我一直以为他本来就叫井上隆文。毕竟他拿井上隆文的名字干活记工，住在厂区里整天和劳工待在一起，直到轰炸那天。”
金仁雅和赵敏哲在听到孙东浩回忆的那一刻，同时意识到一件事——那第三个字是“洙”。在——洙。朴在洙。或金在洙。或郑——不管第一个字是什么，中间那个“在”字不是常见的朝鲜人名用字，它带有极强的日本殖民时代的阶级烙印。在日据时期的朝鲜半岛，只有两种人会在名字里加上“在”字——一种是家族在明治时期就归化日本、获得了内地式姓氏的朝鲜贵族；另一种是被日本家庭收养、起了日本式名字但保留了一个朝鲜字以示区别的养子或过继者。这个人是被收养的。被井上家收养的，被井上慎太郎收养的，从朝鲜半岛带到北海道，又从北海道带到蔚山，在矿山和工厂中度过了全部青春，最后死在地下避难所的储藏室里，临死前撕掉了自己养父给他的名字。
“他把名字还回去了，”金仁雅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把那行未完的遗言指给赵敏哲看，“他在死之前把‘井上隆文’这个名字还给了真正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那个在日本户籍上使用井上隆文这个名字的人——此刻正在东京，试图查找自己是否真的下过矿井。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兄弟。一个被用他的名字编入军需省名册的养子。而这个养子，在1945年替他死了。”
赵敏哲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井上隆文在首尔留给他的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井上隆文出发去东京前写给赵敏哲的一份授权书和一张照片。他把照片放在笔记本旁边，照片是井上隆文十七岁那年拍的，穿着早稻田附中的校服，站在学校门口的樱花树下，对着镜头露出一个拘谨而干净的笑容。躺在避难所储藏室里的那个男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长得到底像不像这个樱花树下的少年，因为他到死也没有见过井上隆文本人。他活了一辈子，活在一个借来的名字下面，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工牌旁边，撕掉了一个没有人记得的名字。但他在1944到1945年间一笔一笔记下的每一份死亡记录，每一个死在蔚山海军工厂的劳工的名字、编号、死因和日期——这些记录如今都在这本笔记本里。它比任何法庭证据都更有力，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在为自己辩护，而是一个失去了名字的人在为一百多个死去的人记账。
赵敏哲把工牌、笔记本和孙东浩的证词仔细收好，在证物袋上写下孙东浩的签名和日期。他站起来，向老人鞠了一躬，然后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除了您发现的这具遗体，当时在蔚山海军工厂清理现场时，有没有其他劳工提到过‘特别编入人员’这十二个人的下落？”
孙东浩把老花镜推上额头，走到门口，靠着门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确实遇到过另一个认得372号的人。那个人自称也曾在蔚山厂区上工，清理现场时和孙东浩搭过话，告诉他372号的本名叫“朴在洙”。这个人不久后调去了巨济岛的俘虏收容所，此后再无音讯。但当时他看到登记表上那行被划掉的字之后，很生气地说了一句话：“他不叫井上。他姓朴。你没有权利划掉他的名字。”
金仁雅抬起头来，望着孙东浩。老人摘下老花镜，用袖口缓缓擦着镜片，像是在抹去某种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雾气。“那个人叫金永洙。他说他是从北海道一路跟着372号到了蔚山。那十二个人里，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就是372号。其他十一个人都在转运途中死在船上了。他问我有没有亲眼看到372号下葬，我说有。他说那就好。然后他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编号365，金永洙——你们之前拓印的矿道墙上有他的名字，那面墙上的365号不是失踪者，是活下来的人。”
赵敏哲放下笔。金仁雅把笔记本放进证物袋，拉上拉链。墙上的钟敲了四下，午后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桌上那枚黄铜工牌和薄笔记本上。孙东浩说完了最后一句话，重新戴上老花镜，坐到藤椅上，把凉茶倒进玻璃杯里，推了一杯给金仁雅。金仁雅接过杯子，没有喝。她在等待一个最后的答案。
“孙先生，1946年在蔚山工厂废墟登记遗体的人只有您一个。除了您和那个叫金永洙的劳工，还有没有第三个人亲眼见过372号的遗体被抬出地下避难所。”
孙东浩把茶杯放在桌上，静静地看着她，然后说出了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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