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山。
这座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港口城市在1987年的秋天还保留着大量战时工业废墟的痕迹。日本海军在1940年代初期填海建造的工厂区沿着太和江入海口铺展开来，被轰炸后的钢筋水泥框架在四十年间无人拆除，被海风侵蚀得如同巨兽的骸骨。1980年代政府曾试图将这片区域改造为工业园区，但推土机每次开进去都会挖出未爆炸弹和不明骨骸，工程几度搁浅。如今这里是一片被铁丝网围住的荒地，野草从混凝土裂缝里疯长出来，淹没了当年的铁轨和排水沟。
赵敏哲开着一辆从警署借来的越野车，载着金仁雅在10月2日清晨抵达了蔚山。他们从首尔出发开了整整一夜，穿越了忠清道和庆尚北部的山区，抵达时天刚蒙蒙亮。车子停在海军工厂遗址外围的铁丝网前，赵敏哲从后座拿出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他在出发前连夜整理的资料——蔚山海军工厂1944至1945年的建设记录副本、美军第20航空队1945年8月对蔚山港的轰炸任务报告、以及一份从蔚山市厅档案室调出的战后工厂遗址清理登记表。他把文件袋递给金仁雅。
金仁雅翻开登记表。战后清理登记表是一份手写表格，日期是1946年3月，登记人是蔚山郡厅的一名行政官员。表格列出了在工厂废墟中发现的遗体编号和性别，但姓名栏几乎全是空白。大多数遗体在轰炸中被烧得无法辨认，登记表上只能写下“身元不明”四个字。她逐行往下看，翻到登记表的第三页时，目光停在了一行与其他条目不同的记录上。编号47。性别男。推定年龄30-40岁。发现位置——第3溶接工場跡·地下避難所。身元不明。但备注栏里有一个被划掉的字，划得匆忙，只划了一道斜线，下面依稀可辨几个字——左胸二黄銅製番号札アリ。左胸有黄铜制编号牌。
金仁雅把这句话指给赵敏哲看。左胸有黄铜制编号牌——那是劳工工牌。劳工把工牌戴在左胸，这是东洋拓殖矿山统一的规定。北海道铜矿的劳工工牌是黄铜制的，椭圆形，上方穿孔。在蔚山海军工厂的废墟里发现了一个戴黄铜工牌的无名死者，编号47。这个人从北海道被转移到了蔚山，工牌戴了整整一年没有摘下来，然后在1945年8月的轰炸中死在地下避难所里。蔚山市厅的战后清理登记表没有记录他工牌上的编号和姓名，登记员只是匆匆写下了“黄铜制编号牌”几个字，然后划掉了，可能因为觉得这不重要，也可能因为工牌已经被某个清理工人摘下来当废铜卖了。
“那个避难所还在。”赵敏哲指着资料中的一张老地图。地图是日本海军在1943年绘制的蔚山工厂平面图，上面标注了每一座厂房、仓库、铁轨和防空设施的位置。第3焊接工场位于工厂区最北端，紧靠太和江支流，地下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加固的防空避难所。那十二个人中的某一个在1945年8月美军的燃烧弹落下时，和其他劳工一起躲进了避难所。其他劳工逃出来了，或者被挖出来了，但他没有。他死在里面，带着那枚从北海道一路带到蔚山的黄铜工牌。四十年后，登记表上只剩下一行被划掉的字。
赵敏哲沿着老地图的位置找到了第3焊接工场的大致方位。地面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完整的建筑结构了，只有几根歪斜的混凝土柱子和一堆长满铁锈的工字钢。野草长得比人还高，秋天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草丛像海浪一样翻滚。避难所的入口在工场废墟北侧靠近河堤的位置，他们拨开草丛，看到了一个被水泥板半掩着的长方形洞口，洞口的铁门已经锈烂了，斜挂在铰链上。
“你不能下去。”赵敏哲说。“我是警察，我有搜索令。”他从腰带上取下手电筒，又从车里拿了一捆救生绳系在腰间，另一头固定在洞口外一根看起来还算稳固的混凝土柱子上。金仁雅没有和他争，只是把那份登记表复印件递给他，指着备注栏里那行被划掉的字说：“如果找到工牌，不要用手碰。用袋子装起来。它是证据。”
赵敏哲点了点头，打开手电筒，弯腰钻进了洞口。避难所的内部比想象的要深，沿着一道狭窄的混凝土台阶往下走，大约下降了五六米才到达一个长方形的空间。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和铁锈味，墙壁上残留着战时涂刷的白色石灰，已经剥落得斑斑驳驳。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地面，照亮了散落的碎砖、腐烂的木条和几个变了形的铁桶。角落里堆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他走近了蹲下去看——是几块塌下来的天花板碎块，压在什么东西上面，露出一小截风化的布片和几根细小的骨骼。布片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反光。黄铜。他用手电筒照着，看到了一枚椭圆形的金属片，表面覆盖着一层暗绿色的铜锈，但穿孔还挂在布料上。他用随身携带的证物镊子小心地把工牌从布料上取下来，放进透明证物袋，然后用手电筒照向工牌表面。
铜锈太厚，刻字几乎看不清。但他不需要看清。他只需要把它带回首尔，交给文在浩用实验室的弱酸溶液清洗，那些被铜锈覆盖的字迹就会重新显现出来——编号，姓名，籍贯，血型。一枚黄铜工牌。从北海道到蔚山，从矿山到海军工厂，从1944年到1945年，从轰炸到废墟，从战后清理登记表上的一行字到证物袋里的一小块金属。四十三年的路程，这枚工牌走完了。
赵敏哲又花了将近一小时搜索避难所的其他角落，没有再发现其他工牌，只找到几块无法辨认的碎骨和一颗锈成褐色的纽扣。他把所有找到的东西分别装进证物袋，从原路返回地面。金仁雅站在洞口，清晨的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满脸都是。她接过证物袋，把装着工牌的那个举到阳光下，透过塑料膜看着那层暗绿色的铜锈。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被风声和海浪声夹在中间，但每一个字都压得很稳。
“这不是第47号遗体的工牌。这是第12个人的工牌。清水大尉的报告说特别编入人员是十二名。北海道铜矿名册上被撕掉的那一页是十二个名字。外公放回矿道里的也是十二枚工牌。每个死去的人都有一枚。这枚就是十二枚工牌中唯一不在那面墙上的那一枚。他把它从北海道带到了这里，戴了整整一年，直到死。”
赵敏哲把工牌妥善收进警车的证物箱，连同那几块碎骨和纽扣一起上了封条。他们驱车抵达蔚山市厅，想调取1946年那份清理登记表的原件以核对笔迹。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叫朴正熙的户籍课长，四十多岁，戴着一副厚如啤酒瓶底的眼镜。朴课长接过登记表复印件看了一眼，说原件可能还在仓库里，但仓库在1985年发过一次水，很多旧档案都泡坏了。他带着两个人穿过市厅后院，走进一栋建于1970年代的铁皮屋顶仓库。仓库里堆满了落满灰尘的纸箱，每一只箱子上都用马克笔写着年份。他找到标着“1946”的三只纸箱，全部搬下来，一只一只拆开。第一只箱子里是纳税记录，第二只箱子里是户籍变更申请，第三只箱子打开时，金仁雅闻到了一股陈年纸张被水泡过又晾干的霉味。箱子里的文件确实泡过水，很多纸页黏在一起，字迹晕开了大半。但朴课长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揭开，在箱底找到了一份用牛皮纸单独包裹的登记表。登记表的纸张比复印件上的更黄更脆，边角已经碎裂，但上面的字迹还完整。最下面是备注栏里那行被划掉的字——左胸二黄銅製番号札アリ。原件上的划痕比复印件上更深，是用钢笔划的。但被划掉的字并没有完全被涂黑，在放大镜下可以辨认出更多的内容。被划掉的前半段写的是：左胸二黄銅製番号札アリ——左胸有黄铜制编号牌。后半段被划了，但笔迹较浅。那些被划去的字没有完全消失，在放大镜下清晰地浮现出来——番号372·氏名·井上。编号372。姓名。井上。
朴课长也凑过来看，他的啤酒瓶底眼镜几乎贴到了纸面上，然后抬起头来，用一种混着困惑和震惊的语气说道：“这个编号和名字，登记员写了，然后划掉了。他大概是觉得——一个日本人死在韩国劳工的避难所里，说不清楚。登记员姓孙，孙东浩先生。他战后在蔚山市厅做了三十多年户籍登记，三年前退休了。他应该还记得这个编号和这个名字。”
“他住哪。”赵敏哲问。
“松亭洞。沿海公路一直往南，靠近现代重工那边的老住宅区。他如果还在的话，今年应该快八十岁了。”
赵敏哲和金仁雅对视了一眼，几乎同时转身朝仓库外走去。蔚山的秋风从太和江上吹过来，带着浓重的海腥味和远处造船厂的电焊火花味。他们上车，发动引擎，沿着沿海公路往松亭洞方向开去。在蔚山沿海老住宅区的某个角落里，一个退休的户籍登记员可能正坐在午后阳光晒暖的门槛上，膝头摊着一本旧相册。他曾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个死在避难所里的日本人，胸前戴着编号372的黄铜工牌。他把工牌上的编号和姓名写在了登记表上，然后又划掉了。他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不知道这串编号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自己划掉的这一行字在四十年后会成为十二个失踪劳工唯一能连接两条线索的物证——一边是北海道矿道深处刻着名字的墙壁，另一边是蔚山工厂废墟下被遗忘的地下避难所。而他现在成了唯一能说明那行被划掉的字背后发生了什么的最后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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