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名单所在

1987年9月19日上午九点四十分，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四法庭。

金仁雅提前二十分钟到场。她选择比往常更早到达，不是出于紧张，而是因为她需要在所有人到来之前，独自坐在原告席上，把这间法庭的空气呼吸一遍。法庭还没有开门，法警在走廊里喝着纸杯咖啡，窗外的秋日上午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道平行的光带。她把公文包放在原告席的桌面上，取出文件夹，将六十七张拓片、三十六张照片、两封遗书、一份值班记录、一份命令书残件、一卷录音带和一本牛皮日记本，按照她在昨晚反复排练过的顺序，依次排开。每一件证据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她的手指可以在不需要低头的情况下精确地拿到任何一件。

九点五十分，旁听席开始进人。最先到的是赵敏哲，他穿着笔挺的警服，胸前的名牌擦得锃亮，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证物箱。他把证物箱放在证人席旁边的地上，自己在旁听席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坐下。接着是文在浩，抱着他那袋永远整理不完的档案，眼镜片上还沾着济州岛的火山灰。安顺熙跟在他后面，手里提着一只保温瓶——她给每个人泡了蜂蜜柚子茶。最后进来的是井上隆文。他换了一身深蓝色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锁骨上一道陈旧的疤痕——那是少年时代在北海道矿山被铁丝网划的，是作为井上慎太郎的儿子所留下的少数几个看得见的印记之一。他坐在旁听席最左侧靠墙的位置，和赵敏哲隔了三个空座位。他坐下的时候，目光和金仁雅短暂地碰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不是回避，而是一种默契。他们已经在矿道里把所有需要面对面说的话都说完了。今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角色。

九点五十五分，被告方入场。日本国政府代理人席位上一共坐了四个人——一名外务省条约局的高级官员，两名日方律师，以及金仁雅昨晚在传真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的主人。田边诚比电话里听起来更年轻，大约四十岁出头，穿着一套剪裁完美的炭灰色西装，头发整齐地梳向一侧，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在落座之前特意走到原告席前，微微鞠躬，递上一张名片。金仁雅接过名片，扫了一眼——田边诚，东京律师联合会，外务省条约局顾问律师。名片背面印着一个小小的菊花纹章。

十点整，安法官敲下法槌。庭前调解会正式开始。案件编号1987-国赔-173号，旧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劳工损害赔偿请求事件。

安法官翻开面前的卷宗，扶了扶老花镜，用一种平铺直叙但字字千钧的语气作了开场陈述。他说，法院注意到本案在过去两个月中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济州岛旧总督府别墅发生死亡事件，死者与本案被告方存在亲属关系；日方独立当事人申请被驳回后，申请人代理人柳田胜的真实身份已被确认；大量历史档案在法院审理期间被重新发现。基于上述情况，法院决定在本次庭前调解会上优先处理证据开示问题，并就新发现的历史文件进行初步审查。

“原告方金仁雅律师，请就贵方新近发现的证据进行开示。”安法官说。

金仁雅站起来。她没有带发言稿，也不需要。她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在脑子里把每一件证据的编号、来源、关联性和法条依据都背了下来。

“审判长，我方在过去一周内，于济州岛旧总督府别墅地下矿道内发现了一组历史遗迹，包括但不限于：昭和十九年北海道铜矿劳工在坍塌体上刻写的姓名墙，共计三百七十二个名字，其中包含了此前在劳工名册正本中被撕去的最后十二个名字；昭和十九年二月七日矿难当天的值班记录原件，落款签署人为时任东洋拓殖矿山部长井上慎太郎；一份井上慎太郎亲笔签署的矿道封闭命令书残件，背面附有其妻子井上美和于昭和二十年三月写下的陈述；两封井上美和亲笔遗书，内容涉及362号编号的伪造过程及十二名劳工被转移的真相；以及一份由幸存劳工崔钟焕于1945年绘制的矿道结构图。”

她把每一件证据的复印件依次递给法警，呈交安法官和田边诚。在她陈述的过程中，法庭里安静得只剩下纸页翻动的声音和旁听席上安顺熙的保温杯盖子拧紧时发出的轻微金属摩擦声。田边诚接过证据复印件，翻看的速度极快，但翻到井上美和遗书那一页时，他的手停住了。他读了第一遍，又读了第二遍，然后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镜片。金仁雅注意到他擦镜片的时间比正常情况长了大约十秒。她知道，井上美和的遗书开始起作用了。

安法官戴上老花镜仔细阅读了每一份证据的摘要，然后抬起头来。“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田边诚站起来，扣上了西装扣子。他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平稳，但金仁雅注意到他说话时左手不自觉地在桌沿上来回摩挲——这让她想起外公日记里写下的那个细节：左脚比右脚重百分之十五，是小指缺了一截。但井上隆文脚上没有缺小指，这个动作大概是纯粹的紧张。

“审判长，”田边诚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原告方提交的这批证据，在来源上存在严重的合法性疑问。旧总督府别墅目前的所有权归韩松国政府，地下矿道的考古发掘是否需要经过文化财产保护法的审批？原告方未经审批擅自进入地下矿道并取走历史遗物，是否符合证据采集的法定程序？这些问题，我方保留提出证据排除动议的权利。”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然而，鉴于本案所涉及的历史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且原告方提交的部分文件——特别是井上美和女士的遗书——涉及我方当事人井上家族的私人事务，我方在原则上不反对将这些文件纳入证据审查范围。但同时，我方希望法院注意到，井上美和女士遗书中所陈述的内容，属于单方面证词，缺乏其他旁证佐证。况且井上美和女士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精神状态如何、是否处于与丈夫井上慎太郎的感情破裂期、是否有夸大或虚构的动机——这些关键问题都需要通过交叉询问来验证。”

金仁雅站起来。“审判长，被告方质疑井上美和遗书的可信度，那么我方是否可以询问被告方一个问题——井上慎太郎生前的四十二册日记，是否也可以一并纳入证据审查？”

田边诚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他没有预料到金仁雅会主动提起日记的事。

“审判长，”金仁雅继续说，“昨晚，被告方顾问律师田边诚主动联系我方，提议以井上慎太郎的四十二册私人日记交换我方掌握的矿道值班记录照片副本。我方尚未同意该交换，但被告方主动承认日记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井上慎太郎的日记中包含了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内容。现在我方正式请求法院，要求被告方开示井上慎太郎日记中所有提到朴载民、郑永洙、郑泰成、362号编号以及北海道铜矿矿难内容的页面。”

安法官转向田边诚。“被告方，原告方的请求是否属实？”

田边诚站起来，神情恢复了外交官式的从容。“审判长，井上慎太郎的日记确实存在，也确实包含了原告方所述的部分内容。但我必须向法院说明——这些日记目前存放在东京井上家族的私人档案库中，不在韩松国境内。开示这些日记需要获得井上家族的正式授权。井上慎太郎先生已于1984年去世，目前井上家族的法定代表人是其女——井上隆文先生的妹妹，井上和子女士。她目前定居美国，暂时未能联系上。”

金仁雅几乎要笑出来。井上隆文的妹妹。井上和子。那个在档案报告中被一笔带过的“早年移居美国、与家族断绝来往”的女儿。她不是不能联系上，是她不愿意联系。井上家仅存的两个后代——一个是站在旁听席上的那个改名换姓的男人，另一个是躲在大洋彼岸拒绝和任何历史发生关系的女人。这个家族已经散了，而田边诚还在试图用“家族授权”这个词来搭建一堵纸做的墙。

“审判长，”金仁雅说，“被告方声称井上家族的法定代表人是井上和子女士。但我方需要指出一个事实——井上隆文先生，也就是之前以柳田胜之名担任日方独立当事人代理律师的那位，此刻就坐在旁听席上。他是井上慎太郎的亲生儿子，也是井上家族在日本户籍法上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他对日记的开示没有任何异议。事实上，他主动向我方提供了井上慎太郎在矿难当天签署的值班记录原件。如果被告方认为需要家族授权，那么在场旁听的井上隆文先生完全有能力当场作出授权。”

法庭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旁听席左侧靠墙那个座位。井上隆文慢慢站起来。他的姿态和在酒窖里面对母亲的遗书时一模一样——脊背挺直，肩膀微微前倾，像是在承受一种看不见的重量。

“审判长，”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压得很稳，“我叫井上隆文，是井上慎太郎的独子。我以井上家族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正式授权法庭查阅并采信家父生前全部日记作为本案证据。我不需要和我妹妹商量。父亲在1970年代的日记里亲笔写过——他死后，所有日记归我和和子共同所有。她现在不在这里，但我在。”

田边诚盯着井上隆文，嘴唇动了动，然后坐下了。一个外务省的顾问律师面对当事人亲儿子的当庭陈述，无论如何抗议都会显得荒唐。安法官在庭审记录上标注了一笔，然后对田边诚说：“被告方，请在一周内向法庭提交井上慎太郎日记中与本案相关的页面。如逾期未提交，法院将根据原告方的证据开示请求，作出不利推定。”

田边诚站起来鞠了一躬，表示服从裁定。金仁雅看着他坐回座位上，手指在桌沿上来回摩挲的节奏明显加快了。她知道，田边诚正在重新评估局势——东京方面的策略是控制信息流动，用井上慎太郎的日记换取值班记录的副本，从而提前了解原告方的证据底牌。但现在这条路被井上隆文的当庭声明堵死了。日记必须交出，值班记录也已经在法庭上公开了。东京方面在这场调解会上失去的，不止是一张牌。

接下来安法官花了一个小时逐件审查了金仁雅提交的证据。他花了最长的时间看那张命令书残件。原件被放在一个密封的透明证物袋里，纸面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灼烧的痕迹——那是井上美和当年在丈夫办公室找到这份命令书并把它撕成两半时留下的炭化痕迹。安法官看完原件后摘下老花镜，把它和桌上的卷宗并排放着，用一种很轻但很笃定的语气说道：“这份命令书残件上的签名，经本院初步比照与昭和十九年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其他档案文件上井上慎太郎的签名笔迹一致。残件背面井上美和的陈述，属于死前遗言性质，依据韩松国诉讼法第312条，可以作为法庭证据使用。”

金仁雅听到这话时，手里的签字笔轻轻搁在了案卷上。这是她接手这桩赔偿诉讼以来第一次听见法官正面评价任何一件证据。连赵敏哲都微微坐直了身体——他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一个起点。不是判决，但至少为这些从济州岛的碎石和煤渣中刨出来的碎片提供了一个容身之处，让它们不必再像四十年间那样，只活在沉默和黑暗里。井下慎太郎的签名、值班记录的笔迹、命令书残件上井上美和的陈述——这些零散的碎片正在法官的注视下被拼成一幅完整的图景。还差一块。

她站起来，从公文包内侧拿出那张在暗房里洗印了整整四十分钟的照片——井上美和遗书的放大照片。照片上那些用颤抖的铅笔写下的字迹，在法庭明亮的光线下比暗房红灯下更加清晰。“审判长，这份遗书中有一个细节，我希望请法庭特别注意。井上美和写道——‘十二人于矿难前夜被转移到其他矿区’。这句话意味着，那十二个被从名册上撕掉名字的劳工，并未死于矿难。他们是在矿难发生前被转移的。矿难本身不是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

法庭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沉，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压下来，把每个人的呼吸都放缓了几拍。然后田边诚再次站起来。这一次他的语气变了——不再是那种礼貌的外交辞令，而是带着一种真正的不安。“审判长，原告方的推论过于跳跃。十二名劳工被转移，不等于他们死亡。转移本身可能出于合法的生产调度。如果十二人只是被调到其他矿区，活到战后，那么这个案子就不存在赔偿问题——”

“那他们在哪。”井上隆文的声音从旁听席上传过来，打断了他。

田边诚转过身，面对井上隆文。两个人隔着四排座椅对视——一个是井上家雇来的律师，一个是井上家的独子。他们之间弥漫着一种比法庭辩论更古老的东西，古老到法律条文和外交条约都不足以调和。

“我在问你，”井上隆文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地质锤敲在花岗岩上，“那十二个人去哪了。父亲在日记里写了二十三次朴载民的名字，写了四十年。他为什么那么怕那个人？不是因为朴载民拿走了什么，是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没有活下来。不是死于矿难，是死在被转移的路上。我母亲在遗书里写的是‘亲眼所见’。她不是一个会撒谎的女人。你应该查。”

田边诚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声音。安法官敲了一下法槌。“井上隆文先生，您是旁听人，不能直接向被告方发问。但您的意见法院已经听到了。”他转向田边诚，语气变得冷峻。“被告方，如果十二名劳工的最终下落无法查明，本案的赔偿计算将不得不以最不利于被告方的事实推定为基础。这是法庭的初步立场。请贵方在正式庭审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田边诚坐下来，没有再说一句话。金仁雅注意到他的手指不再摩挲桌沿了，而是平放在桌面上一动不动。她忽然想起外公日记本里最后那条记录——1987年9月14日，第七次，台风夜，清酒与松烟。外公在那个夜晚闻到了井上隆文的气味，他知道三十年的等待在那一刻走到了拐点。他不知道的是，拐点之后的道路会在今天、在这间法庭里、在所有证据摊开在阳光下之后，走向哪里。

安法官宣布休庭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二十三分。他给出的日程是：被告方一周内提交井上慎太郎日记相关页面；原告方在两周内提交矿道拓片和照片的完整鉴定报告；下一次庭前调解会定于10月7日上午十点。他说完敲了法槌，站起来，在走出法庭之前停了片刻，低头看了一眼原告席上摊开的那张井上美和遗书的照片，然后继续走了出去。

金仁雅开始收拾桌上的证据。她把每一件证据按编号顺序放回文件夹，动作轻柔，像在处理一枚引信被拧松的旧炸弹。赵敏哲提着证物箱走过来，把拓片和底片的备份收进箱子里，低声说了句“干得好”。文在浩在旁听席上埋头整理笔记，安顺熙拧开保温杯给她倒了一杯柚子茶。井上隆文没有离开。他坐在靠墙的座位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原告席上那张井上美和遗书的照片。金仁雅走过去，把照片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了很久，然后翻到背面。背面什么都没有。他又翻回正面，盯着母亲在最后一行写下的“吾子隆文”四个字，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词。

“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才三十八岁。”他说。“比我今天还年轻。她用了四十三年时间等我读到它。我读到了。”

金仁雅没有说话。她把照片留给他，提起公文包，朝法庭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最后一排靠近门的位置上，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个人。白发，墨镜，灰色旧毛衣。他坐在那里，姿态和在书房扶手椅里的坐姿完全一样，安静、沉默，像一棵被岁月移到墙角却从未停止生长的老树。外公没有和她一起来法庭。他是在她离开办公室之后，自己让赵敏哲安排人送过来的，一路上没有惊动任何人。他等了三十年，最后的法庭，他要自己走进去。

金仁雅走到他身边坐下来，把刚结束的庭审内容简略地说给他听，没说细节，只说了结果。外公听完之后，点了点头。然后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脸颊，指尖冰凉但有力。

“还有一件东西没拿出来。”他说。“最重的证物，不在那堆文件里。它还在矿道里，在362号石头后面的岩层里。那些不是骨头——别这样看着我，它比遗骸更能说话——是十二枚工牌。黄铜的，串在一根锈断的铁丝上。编号361到372。”

金仁雅的手指僵住了。十二枚工牌。每一个编号对应一个被从名册上撕掉的名字。361号是朴载民自己的编号。他把自己的工牌也放进了那堵墙里。他把自己的名字和那十一个失踪的人放在一起，在黑暗中沉睡了四十多年，因为他知道自己本该和那些人一起被埋在里面。

“您为什么不早说。”她的声音在发抖。

“因为工牌不能由我去拿。”外公说。“得由他来拿。”

金仁雅看向旁听席前排。井上隆文还坐在那里，手里攥着母亲的照片，脸埋在手掌里，肩膀轻微地颤抖。他大概还在消化母亲遗书里那些字，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必须做什么。他得回到那条矿道，撬开那块刻着362号的石头，把手伸进去。然后他会摸到那些冰凉的黄铜片，会把它们一枚一枚取出来，擦干净，放在阳光下，念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作为井上慎太郎的儿子，不是作为第362号的追索者——是作为那个在母亲遗书里被称呼为“吾子隆文”的人。作为劳工的朋友。作为他们最后一位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