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风眼

台风是在凌晨三点十二分登陆的。

济州岛西归浦市的沿岸居民早已撤进防空洞，唯有旧总督府别墅还钉在黑龙岩上，像一具不肯散架的骸骨。风眼过境那几分钟，气压骤降，海面平如镜面。住在三里外的老渔民尹太浩后来对警方说，他就是在那个诡异的寂静时刻听见了一声尖叫——不是女人，是个成年男人，声音闷得像被枕头捂住了嘴。

尹太浩当时没有去看。岛上的人都知道，那座别墅是日占时期的总督府别邸，战后四十年无人修缮，却也没人敢拆。老人们说，风大的夜晚，能听见地底下有指甲划过石壁的声音。

台风过境后的清晨，海面上漂满了折断的松枝和碎瓦。尹太浩划着船出海收网，远远看见别墅的玄关大门敞开着，门板被风掀掉了一扇。他本想径直划过去，却被什么东西晃了一眼——晨光中，玄关的水磨石地面上趴着一个人，一只手伸出门槛外，五指痉挛般蜷曲着，腕上的表带已经生锈，但表盘还在走。

尹太浩报了警。

上午九点，西归浦警察署刑事课长赵敏哲带着两名警员赶到现场。车只能开到离别墅半里远的地方，剩下的路得踩着碎石和折断的树枝走上去。海风还带着台风的余威，把几个人的雨衣下摆吹得猎猎作响。

尸体仰面倒在玄关正中，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藏青色西装，领带歪向一边。致命伤在胸口，利刃刺入第五肋间，一刀毙命。但让赵敏哲停住脚步的不是刀口——是死者的耳朵。两侧耳廓内各有一道细长的伤口，从耳孔直直扎进去，把耳膜刺穿了。血流得不多的，已经凝固成黑褐色的痂，像有人在死者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仔细地、耐心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刀口很专业，”法医老朴蹲在尸体旁边，头也不抬地说，“不是激情杀人。凶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赵敏哲没有接话。他站在这间四十年前的殖民者别墅里，抬头打量四周。玄关正对着一道螺旋式楼梯，通往二楼。天花板的石膏线脚已经龟裂，墙角爬满盐霜，但那些曾经华丽的纹样还在——菊纹章和蔓草交织的浮雕，是典型的昭和初期风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还有别的什么。是清酒的香气。很淡，像是很久以前洒在木头上的，被台风前的闷热蒸了出来。

二楼还有一个人。

警员是在搜查房间时发现的。二楼最深处的一间书房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丝光都不透。一个老人坐在窗下的扶手椅里，背对房门，面朝被窗帘遮住的窗户。他穿着灰色旧毛衣，膝盖上搭着一条毛毯，双手安静地放在扶手上。

警员喊了他两声，没有回应。

第三声时，老人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今天早上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他来过这里。”

赵敏哲绕过警员，走到老人面前。这时他才注意到老人的眼睛——眼眶深陷，眼珠上覆着一层灰白色的翳膜，瞳孔对光线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个盲人。

“您说谁来过？”赵敏哲蹲下来，与老人的视线平行。

“杀人的那个。”老人微微侧过头，用看不见的眼睛对准赵敏哲的方向，准确得像他真能看见一样。“台风眼过境的时候，风停了大概七分钟。他就在那个时候进门。皮鞋底是橡胶的，踩在水磨石上几乎没有声音。但他身上有味道。”

赵敏哲从内袋掏出笔记本。

“什么味道？”

老人闭上眼睛。

“清酒。陈年的，放在杉木桶里存了至少十年以上，蒸馏的时候用了松烟熏过，所以酒味里混着松脂的苦香。还有墨——不是普通的墨水，是松烟墨，磨在端砚上，加了冰片和麝香。”他顿了一下。“这个味道，三十年来我闻到过七次。第一次是1944年冬天，在北海道的一座矿山里。”

赵敏哲手里的笔停住了。

“您是说，您认识这个气味的主人？”

老人没有直接回答。他把脸转向窗外，窗帘的缝隙里漏进一道细细的白光，正落在他灰白的发梢上。

“他有三十二颗牙齿，左边第三颗磨牙做过根管治疗，咀嚼的时候习惯偏向右侧，所以右半边咬肌比较发达。走路的节奏是一百一十二步每分钟，左脚比右脚重百分之十五——不是跛，是小指缺了一截，左脚的。”他停了下来，像是在整理思绪。“台风来之前，他和死者在这间书房里谈了很久。大概一个半小时。死者是个说话时喜欢用舌尖顶住上颚的人，语速很快，韩松国语里混着浓郁的京都口音。”

“他们谈了什么？”

“一份名单。”

“什么名单？”

老人的手指在毛毯上轻轻摩挲了两下，没有回答。

赵敏哲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没有问这位目击者的姓名。他补问了。老人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朴载民。退伍军人，1943年被征召入日本帝国陆军，编入驻北海道的矿山警卫队，1945年战争结束前夕双眼因爆炸失明，遣返回到半岛。

赵敏哲知道这个名字。不是因为案子，是因为十年前的一份报纸。1977年，一群在日半岛侨胞发起了针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诉讼，要求对殖民时期的强迫劳动进行国家赔偿。朴载民是最早一批站出来作证的幸存者之一。他的证词在法庭上被采信，但最终因为时效问题和条约解释分歧，诉讼被驳回了。那张报纸还留着赵敏哲的父亲——一个旧书店老板——剪下来的专栏文章。文章标题他至今记得：“失明者的眼睛：一个劳工的三十年等待。”

“朴先生，”赵敏哲的语气不自觉地换上了敬语，“您刚才说，三十年间闻到过七次这个气味，包括昨晚？”

“第七次。”朴载民说。

“前六次分别在什么时候？”

朴载民从毛毯下拿出一本牛皮封面的旧日记本，递过去。赵敏哲翻开，本子里没有正常的日记，只有一条条画上去的横线。有些页面一整页都是密密麻麻的横线，像在记录时间的流逝。翻到某一页，在横线下方用铅笔写了一行字：1962年11月3日，釜山站前，清酒与松烟，二号站台，午后二时。

再翻几页，又是一行：1971年8月17日，首尔钟路区，清酒与松烟，观水洞茶坊，傍晚七时四十分。

每一次记录都精确到时间和地点。六次，从1957年到1985年，跨越了近三十年。

“那个味道一直在找我。”朴载民说。“就像我也一直在等它。”

赵敏哲合上日记本，感觉到一阵从脚底升起的寒意。

“昨晚，他是来找您的？”

“不。”朴载民微微摇头。“他来找一份名单。那份名单，是1944年北海道铜矿三百七十二名劳工的名字。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人死于矿难，实际上是被活埋的。埋他们的人，就是今天躺在一楼玄关的那个人的父亲。而昨晚来找他的人，是埋人者的儿子。”

老人说到这里，停了很久。窗帘缝隙的光线从他脸上移开了，书房里重新陷入昏暗。

“我没告诉他名单在哪里。他在台风眼过境的七分钟里离开了书房。一分钟后，我听见楼下传来一声闷响，有人倒在水磨石地面上。然后我听见他重新上楼，站在书房门口，站了大约四十秒。”

“然后呢？”

“然后他走了。他从后门离开的，经过厨房和储藏室，门轴生锈了，关上时会发出尖锐的摩擦声。他用一块布垫住了门轴，所以声音很轻，但不是完全没有。”朴载民顿了一下。“他大概以为一个瞎子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

赵敏哲飞快地记录着。他的笔迹越来越潦草，心跳越来越快。

这时候楼下传来了警员的喊声：“课长！死者身份确认了！”赵敏哲走到楼梯口，警员举着一张从死者西装内袋找到的证件。姓名栏里写着一个日本名字：井上拓也。住址是东京都千代田区。职业栏空白。

“还有一个东西。”警员的声音变得有些古怪，他举起一个用防水油布包裹的册子。“在后门外的乱石堆里发现的，刚被风吹过来。应该是凶手丢弃的。”赵敏哲快步下楼，接过油布包，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册发黄的昭和十九年劳工名簿。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日文竖写字，最上方一行标题是“北海道鉱山労務者名簿”。他一页一页翻到最后，第三百七十二个名字之后，名册被人撕掉了一页。撕口很旧，是几十年前撕的。

被撕掉的那一页上，应该记载着最后一批被送进矿坑的劳工名单。

赵敏哲重新上楼，把名册递给朴载民。老人的手指摸过封面，摸过撕口的边缘，手指停住了。

“第三十七页到第四十页，”朴载民说，“那上面有我和另外十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是被火车从釜山拉到北海道去的。火车开了整整六天。”

赵敏哲盯着老人。“您知道那一页在哪吗？”

朴载民把手从名册上移开，重新放回毛毯上。他的眼睛没有泪，没有表情，只有那片灰白色的翳膜安静地朝向黑暗。

“知道。”他说。“但那个味道也知道我在知道。所以三十年里，它来了七次。”

窗外又起风了。台风已经北上，但余波还在海面上翻涌。灰色的海浪一下一下地拍打黑龙岩，溅起的浪沫被风卷上别墅的露台，打湿了窗帘。书房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三个人的呼吸声——赵敏哲急促而年轻，老朴低沉而疲惫，还有朴载民自己的，缓慢，平稳，像一只在黑暗中独自敲了三十年的钟。赵敏哲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忽然想起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多月后，他将要调任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参与审理一桩新的赔偿诉讼。原告代理律师名单上，有一个姓朴的年轻女人。他看过她的履历——釜山人，1978年出生，外公是日据时期被强征的劳工。

她叫金仁雅。

赵敏哲回过头，看了朴载民一眼。老人已经闭上眼睛，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食指还在一上一下地轻轻敲击，极有节奏，像是在数着某种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脚步声。

一下，两下，三下。

赵敏哲忽然感到，这个案子远未结束。它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