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诺德维克宪法广场。
联邦专利法院正门外聚集的人比上一次多了一倍。记者们架着长焦镜头挤在石阶下，举着标语牌的妇女权益组织成员从广场东侧一直排到西侧，标语牌上现在写着不止一行字——有人写“医疗技术属于人民”，有人写“记住拉斯洛·瓦尔贝克”，还有人举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站在圣约瑟夫医学院门前微笑。那是安娜从约克莫克老宅阁楼里找到的照片，伊萨克·萨拉把它扫描后发给了赫拉医疗的法律团队，现在它被印在标语牌上，举在阳光下。
罗拉从侧门走进法院时，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她穿过人群，推开第七审判庭的门。旁听席上几乎坐满了。她一眼就看到了艾格尼丝——老护士仍然坐在上一回同一个位置，旁听席第三排靠走道，手里拄着那根木手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旁边坐着莉娜·奥斯特贝里，那个从卑尔根飞来的前数据录入员，双手紧握着她那本老旧的《圣经》，嘴唇在无声地翕动。
再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坐着一个罗拉从未见过的男人。
他大概六十岁出头，头发几乎全白了，剪得很短，脸上布满了海风刻出的深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深蓝色工装夹克，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和卡洛琳·埃克达尔在照片里的那双眼睛一模一样。
马茨·埃克达尔。卡洛琳的父亲。一个在世界上“死亡”了三十二年的人。
罗拉在旁听席走道中间停了一下。马茨抬起头，与她对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压了太久之后凝成固体的悲伤。他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罗拉走到赫拉医疗的原告席旁。马库斯和伊莎贝尔已经坐在那里，面前摊开了厚厚一叠文件。马库斯看到她，站起来低声说：“三个证人今天全部到场。莉娜·奥斯特贝里愿意就1985年伪造临床数据作证。马茨·埃克达尔带来了1992年福斯集团在东欧伪造试验数据的原始文件。哈格斯特伦从瑞典马尔默传回消息——艾琳·弗雷德里克松，前实验室助理，也同意作证。她手里有福斯本人签署的内部备忘录，指示实验室销毁所有与保留区临床试验相关的原始记录。”
“那第四个人呢？”
“哥本哈根的已经联系上了。汉堡和赫尔辛基的还在等回复。雷克雅未克的目前下落不明，但古斯塔夫森遗书里说那个人是七个人里年纪最轻的，可能还在用假身份生活。”马库斯顿了顿，“七个里面我们能找到六个。这已经足够在整个欧洲的专利法历史上留下一个先例。”
审判席侧面的门开了。法庭书记官宣布全体起立。安德烈亚斯·林德伯格法官从门后走出来，仍然是那件黑色法官袍，仍然是那副老花镜，仍然是不紧不慢的步伐。但这一次，他走上高背椅之前，目光在旁听席上停留了片刻——他看到了艾格尼丝，看到了莉娜，看到了马茨。然后他坐下，翻开面前那份比上一次厚了至少一倍的案卷。
“本次听证会为本系列案的第二次开庭。本院已经收到原告方在上一轮听证后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包括临床数据伪造的相关文件、内部备忘录以及证人证言。在开始质证之前，本院需要对证据采纳范围作出裁定。”
他摘下老花镜，用镜脚轻轻敲了敲桌面。
“福斯集团律师团在上周五提交了一份新的动议，主张原告方新提交的临床数据证据已经超出了本专利法院的管辖权范围，应由药品管理局或刑事法庭另行审理。本院对此动议的裁定如下——驳回。专利的有效性建立在发明的新颖性和真实性之上。如果一项专利所依赖的临床数据被证实系伪造，那么该专利的真实性基础即告坍塌。本法庭对此具有完全的管辖权。”
诺德斯特伦从被告席上站起来。
“法官大人，即使本法庭对临床数据证据拥有管辖权，我仍要对证人莉娜·奥斯特贝里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她曾在福斯集团工作不到三年，职位是数据录入员——不是研究员，不是医生，不是任何具备医学资质的人。她在三十四年前离职，此后从未在威斯兰居住。她的证词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前雇员的个人回忆，而不是具有法律证明力的证据。”
林德伯格法官推了推老花镜，目光从镜片上方看向诺德斯特伦。
“诺德斯特伦律师，本院理解你的立场。但证人可信度应该通过交叉质证来检验，而不是通过事先排除来规避。你可以质询她，问她任何你认为相关的问题。如果你能证明她的证词不可信，本席自会将其排除。现在，请原告方传唤证人。”
莉娜·奥斯特贝里站起来。她的手还在发抖，她手里的《圣经》被攥得封面起了皱。她从旁听席走到证人席，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踩在结冰的湖面上。她站到证人席的麦克风前，把《圣经》放在面前的木栏杆上，然后抬起头。
伊莎贝尔站起来，走到证人席前，声音温和但清晰：“奥斯特贝里女士，请您描述您于1985年在福斯集团担任数据录入员期间发现的异常情况。”
莉娜深吸一口气。她的手放在《圣经》上，指节发白。
“1985年秋天，我收到了一批诺瓦消融设备临床试验的手写原始记录，需要转录到正式表格里。我发现其中三份记录的结论与我的主管交给我的汇总数据不一致。原始记录里写着治疗效果不显著，副作用率高于预期。但汇总表里写着疗效显著，副作用可控。”
“您做了什么？”
“我去找了那个提交原始数据的医生。他先是说搞错了，然后重新给了我一批数据让我录。我不放心，私下复印了那三份原始记录。然后我开始翻查更早的第一轮临床试验记录，发现被撤换掉的记录不止三份——是十几份。每一份都是原始数据不支持最终结论。”
诺德斯特伦站起来。
“奥斯特贝里女士，您复印那些记录的时候，您还在福斯集团的聘用期内。您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公司的保密协议。如果那些数据真的有问题，您当时为什么不向警方举报？”
莉娜的手指在《圣经》上收紧。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然后重新张开。
“因为我害怕。”她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楚，“我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我没有任何医学学位，没有任何法律背景，没有警察会相信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把复印件藏起来，等有一天有人来问。”
“三十四年后，您凭什么认为今天会有人相信您？”
莉娜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抬起头，看向诺德斯特伦，目光不再躲闪。
“因为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从证人席的栏杆上拿起那本《圣经》，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艾格尼丝在养老院里翻开的那一页，《诗篇》第139篇。她没有读出来，只是把书签取出来放在栏杆上。那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医院走廊里。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字迹是艾格尼丝的：“1979年。我选择了沉默。2020年。我选择开口。”
诺德斯特伦站在原地，没有继续提问。
伊莎贝尔站起来：“法官大人，赫拉医疗请求提交奥斯特贝里女士保存的三份原始记录复印件作为物证，编号为原告方证据H-37至H-39。”
“准许。”
法庭书记官将三份泛黄的复印件放入投影仪。三份表格的放大影像出现在审判庭两侧的屏幕上。表格上福斯集团的标志已经褪色，但数据栏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清晰可见——结论栏里写着同一句话：治疗效果不显著，副作用率高于预期。
旁听席上传出一阵压低的议论声。几个记者正飞快地在手机上打字。
伊莎贝尔等屏幕上的影像稳定下来，然后继续开口：“法官大人，赫拉医疗接下来请求传唤第二位证人——马茨·埃克达尔。”
马茨从旁听席最后一排站起来。他的工装夹克在法院的冷光灯下显得格外破旧，袖口的磨损处露出里面灰色的衬布。他走过旁听席走道时，脚步不太稳，右手扶着旁边的椅背。他在证人席上站定，把手里一个用塑料袋封好的文件夹放在面前的栏杆上。
伊莎贝尔看着他，声音比之前更轻。
“埃克达尔先生，请您陈述您与福斯集团的关系。”
“1991年到1992年，我是福斯集团东欧市场代表，派驻华沙。我的工作是向波兰和捷克药监部门提交诺瓦消融设备的临床审批申请。”
“您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公司向波兰药监局提交的临床数据是假的。”马茨的声音低沉而嘶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被硬拉出来的，“东欧市场的临床试验根本没有达到宣称的样本量。实际接受试验的病人只有申报数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数据是从威斯兰和挪威的旧试验里复制粘贴过去的，只改了病人编号和日期。”
“您当时做了什么？”
“我写了一份内部举报报告，寄到了诺德维克总部。”马茨说，声音开始颤抖，“然后有一天，古斯塔夫森飞到华沙。他把我叫到酒店房间里，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的妻子和女儿今天下午在诺德维克南郊的公路上。如果你希望她们平安回家，你就消失。’”
审判庭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我消失了。”马茨说，“古斯塔夫森给了我一套假护照，一个假名字，一份在波兰北部修船厂的工作。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伊莎贝尔沉默了几秒，然后轻轻问出下一个问题：“埃克达尔先生，您知道卡洛琳·埃克达尔在2020年10月被发现死在诺德维克北郊的冰湖里吗？”
马茨低下头。他的双手在栏杆上攥成拳，指节发白，手背上青筋突起。他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整个审判庭都在等他。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文件，没有人敢打破这片沉默。
然后他抬起头，眼泪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滑下来，但他没有去擦。
“我知道。古斯塔夫森在遗书里写了。他在遗书里写了我女儿是怎么死的。他在遗书里写了她死之前被福斯的人跟踪了三年。他在遗书里写了她死的那天晚上，福斯亲自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卡洛琳出事了。他还说——‘我很遗憾。’”
马茨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稳，稳得让整个审判庭的空气都凝固了。
“福斯说我很遗憾。他杀了我女儿，他说我很遗憾。”
他从塑料袋里取出文件夹，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文件夹的封面已经褪色起皱，边缘用透明胶带修补过，但里面每一页纸都被保存得完整无缺。
“这是1992年福斯集团在东欧伪造临床试验数据的全部原始证据。包括原始数据与申报数据的对照表，内部通信记录，以及古斯塔夫森在华沙酒店里给我的那套假护照的复印件。我等了三十二年。等有人来敲我在格但斯克的门。”
他转过身，看向旁听席第三排。艾格尼丝坐在那里，手里拄着手杖，眼泪无声地流过她布满皱纹的脸颊。两个老人——一个逃了一辈子，一个沉默了四十年——在同一个审判庭里，隔着三排座位互相望着。
马茨从证人席上拿起那个文件夹，递交给法庭书记官。然后他转向法官。
“法官大人，”他说，声音沙哑但已经不再颤抖，“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我只想问一件事——我能看我女儿最后住过的地方吗？”
林德伯格法官摘下老花镜。他的手在镜脚上停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整个审判庭都听到了。
“埃克达尔先生，本法庭无法回答您的问题。但本法庭可以确保，您女儿的名字将被写入本次审判的正式记录。她的名字，和拉斯洛·瓦尔贝克的名字，和所有为这起案件付出生命的人的名字，都将被写入专利法院的判例。这不是我能为您做的全部，但这是我作为法官能做的全部。”
马茨低下头。他的肩膀轻轻抽动了一下，然后他走下证人席，走回旁听席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坐下。他把脸埋进双手里，没有再抬起来。
罗拉站在旁听席走道上，看着这一切。她的手指在风衣口袋里碰到了那支铜质钢笔，笔杆冰凉。她的目光扫过审判庭——莉娜坐在证人席旁，手放在那本《圣经》上，指节还是白的；伊莎贝尔在原告席上整理下一轮质证的提纲，但她的动作比之前慢了，像是在给某种情绪留出空间；马库斯坐在旁边，手里握着笔，指节也在发白。
审判庭的另一侧，福斯集团的律师团席位上，诺德斯特伦坐在那里，面前的文件摊开着，但他没有在看。他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落在面前的空白处。罗拉认得那种表情——不是被打败的懊恼，而是一个在某个法律立场上站了太久的人，第一次发现脚下的那块地面不在了。
林德伯格法官将老花镜重新戴上。
“本次听证会将在明天上午继续开庭。届时本院将对临时禁令的最终裁决日期做出决定。在此之前，所有证据将暂时封存于本法院档案室。休庭。”
他站起来。法官袍在他转身时轻轻飘动。他走向侧门，消失在门后。
审判庭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各种声音同时爆发——记者们冲向走廊，摄影机快门声像雨点一样密集，律师们压低声音交谈，旁听者站起来交头接耳。但在那片嘈杂中，罗拉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艾格尼丝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慢慢走过走道，走到最后一排。她在马茨·埃克达尔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放在他紧握成拳的手上。两个老人坐在那里，像两棵被风吹了一辈子但还在站着的老树。
罗拉走出审判庭。走廊里很拥挤，但她找到了一条窄缝，挤到侧门外的石阶上。阳光很亮，宪法广场的鹅卵石地面在午后的光线中泛着温润的光泽。她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埃克斯特伦。
“凯恩探长，我们找到第七个人了。”
“在哪？”
“雷克雅未克。不是女的——名单上的信息是错的。第七个人是个男人，叫埃里克·松德斯特伦，前福斯集团临床测试中心麻醉师，1987年离职。他现在用他亡妻的姓——约恩斯多蒂尔——在雷克雅未克郊区开了一家兽医诊所。我的联络人已经和他通了电话。他说他等了很多年，等有人来问他1987年他在福斯临床测试中心看到了什么。”
罗拉靠在石柱上，闭上了眼睛。阳光照在她脸上，温热而明亮。她听到远处海鸥的叫声，听到广场上记者的提问声，听到一个妇女权益组织的成员正在对着手机哽咽。她听到了所有这些声音，但此刻最清晰的，是玛丽安娜在阁楼录音里那苍老的萨米语：“他答应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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