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实习护士的名字叫彼得·阿尔布雷希特。1961年失踪时二十岁，梅森市圣托马斯医院外科病房的轮班护士，同时在夜校修读医学预科课程。他的侄女——现在六十七岁，住在梅森市南区——在接到法医局的通知电话时沉默了将近半分钟。然后她说了一句话：“我的祖母在临终前还在问，彼得有没有寄明信片回来。”彼得·阿尔布雷希特是马蒂斯笔记本上第一个希腊字母——阿尔法——对应的供体。他的遗骸在废弃船坞的淤泥里埋了六十四年，左肋骨上刻着一个肉眼几乎无法辨认的希腊字母α。不是罗马数字，不是猎场编号系统里的任何符号，而是一个在医学档案中从未被记录过的标记。它意味着在马蒂斯1955年对卡莱尔动手之前，猎场已经存在了至少六年。
卢卡斯在二月十四日提交了完整的鉴定报告。报告确认了彼得的身份、死亡时间、死因——胸腔被打开后未缝合导致的失血和休克，和编号00伊莱亚斯·克罗夫特所经历的是同一种手术路径，但更粗糙。切口位置偏离标准肋间约半厘米，撑开器的使用角度造成了肋骨外侧的螺旋状裂纹。这些痕迹表明操作者当时仍在学习中。不是马蒂斯——马蒂斯在1955年的记录显示他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开胸技术。是某个人在教马蒂斯。猎场在哈罗德·马蒂斯之前还有一个创始人，一个从未在任何档案中出现过的人，一个名字被马蒂斯带进了坟墓的人。
沃恩将彼得的鉴定报告与卡莱尔笔记本中其他十一个希腊字母的简要记录并排放在工作台上。阿尔法对应的日期是1955年3月，贝塔是1955年6月，伽马是1955年9月——时间间隔均匀，每三个月一次。十二个希腊字母覆盖了1955年到1958年整整三年，频率稳定。这不是随机犯罪，这是一个有固定周期的采集计划。如果存在一个比马蒂斯更早的采集者，他可能在圣托马斯医院工作，可能在1940年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第一次实验，可能现在还活着。卢卡斯看着那十二个符号，想起卡莱尔在庭审时说的那句话——“猎场从来就不是器官交易。它是一台制造采集者的机器。”如果猎场是制造采集者的机器，那么马蒂斯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采集者。在他之前，是机器的发明者。
梅森市圣托马斯医院档案馆位于医院地下二层，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长方形房间，墙壁上排列着从1920年代至今的患者档案微缩胶片柜。沃恩以法医局正式调查的名义申请了查阅权限，卢卡斯跟在她身后，推着一辆装满便携扫描设备的小推车。他们在档案馆里待了整整两天，翻阅了1940年至1960年间外科手术记录、实习医生轮值表和停尸房出入登记簿。绝大多数档案都是标准的医疗记录，但在1954年10月的一份停尸房登记簿中，出现了一条异常记录：一具编号“STH-1954-47”的尸体在夜间被从停尸房转移到外科实验楼，转移原因是“教学解剖练习”，签字人是外科主任医师劳伦斯·阿什顿博士。此后的每个月，类似的转移记录都在持续，时间全部集中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尸体编号连续，转移原因完全一致。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3月，共有六具尸体被转移。然后记录突然中断。
“1955年3月。”沃恩用手指点着登记簿上的最后一个日期，“彼得·阿尔布雷希特失踪的日期是1955年3月18日。他是阿尔法——第一个活人供体。在此之前阿什顿用了六具尸体做解剖练习，然后他转向了活人。转移记录中断的时间，恰好是彼得失踪的时间。”她将登记簿翻到封面内侧，在借阅卡插袋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张被折成方块的纸条。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钢笔字迹已经褪色但仍可辨认：“阿什顿博士在3月18日带了一个活人进外科楼。我看到了。哈罗德·马蒂斯，实习生。”纸条被塞在借阅卡插袋里，六十四年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卢卡斯将纸条展开在扫描仪下，用最高分辨率拍下了每一道笔迹的纹理。“马蒂斯留下了证据。他不是在临终前才把笔记本交给卡莱尔的。他在1955年3月18日当天，在第一次看到活人被带进手术室的那个晚上，就把这件事写了下来，藏在档案馆的登记簿里。他藏了纸条，但他没有阻止。他留下了证据，但他也参与了。”
“因为他不是旁观者。”沃恩说，“阿什顿教他切开了第一具尸体，然后是第二具、第三具，连续六个月每月一次。当阿什顿说‘下一个是活人’时，马蒂斯已经无法拒绝了。不是被威胁，不是被欺骗，而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知识本身就是绳索。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62年临终前把笔记本交给卡莱尔——因为卡莱尔是他教出来的。他通过卡莱尔重复了阿什顿对他做的事。卡莱尔通过克罗夫特重复了马蒂斯对他做的事。三代人，同一种模式。”她将圣托马斯医院的档案页面逐一扫描保存，然后将那份登记簿装进证据袋，在标签上写下日期——二月十五日，发现地点——圣托马斯医院档案馆地下二层，编号——STH-1954-47至STH-1955-06。
一周后，在北合众国国家医学委员会的协助下，法医局确认劳伦斯·阿什顿仍然在世。他住在梅森市郊外一家高档养老社区里，年龄九十二岁，在六十二年前从圣托马斯医院退休，退休理由是“健康原因”。他此后再也没有行医，但他的名字仍然挂在梅森大学医学院的一面捐赠者荣誉墙上，旁边刻着一行镀金的字：“以卓越的外科教育，照亮后来者之路。”
沃恩和卢卡斯在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到达了那家养老社区。阿什顿的私人护理员将他们带到一间阳光充足的起居室，老人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羊毛毯，头发稀疏但梳理整齐，眼睛是灰蓝色的。他看着沃恩出示的法医局证件，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当沃恩将圣托马斯医院停尸房登记簿的复印件放在他面前时，他的目光在“STH-1954-47”那个编号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将膝盖上的羊毛毯向上拉了拉。然后他笑了——不是老人的慈祥微笑，而是一个在六十二年前教会了哈罗德·马蒂斯如何切开人体的人，在等待了六十二年后终于被人找到时的笑。
“你们找到马蒂斯的纸条了。”他说，声音苍老但仍然平稳，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我在档案馆里找了它很多次，但我不确定它藏在哪里。马蒂斯在纸条上写的是真话。他在1955年3月18日晚上看到我带了一个活人进外科楼。那个人是医院里的一个护士，叫彼得，他一直在问我问题——问我为什么夜里总是在停尸房里待到很晚。所以，我决定让他亲眼看看。”
他靠在轮椅背上，将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在九十二年的生命中教会了至少两代外科医生如何用解剖刀切开皮肤，他的学生里包括哈罗德·马蒂斯——猎场的第一代采集者，马蒂斯又教会了文森特·卡莱尔，卡莱尔又教会了伊莱亚斯·克罗夫特。三代采集者，四位外科医生，被同一条知识锁链捆绑。而这一切的第一个环节，此刻就坐在这间阳光充足的起居室里，膝盖上盖着羊毛毯，语气平淡得像在讲述四十年前的一台常规胆囊切除术。
“你教马蒂斯采集活人器官。他在1962年临终前把十二个供体的记录交给卡莱尔。卡莱尔继承了猎场并系统化了它。克罗夫特在1988年停止采集，在2025年认罪。现在所有幸存者和死者家属都在新贝德福德区的纪念墙上刻着名字。彼得·阿尔布雷希特的名字是上周刻上去的——他是你的第一个活人供体，是阿尔法。”沃恩的声音保持着她作为法医在法庭上陈述证据时一贯的冷静，但每一个字都经过了精密的咬合。
阿什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从来没有给它起过名字。你们叫它猎场。我叫它实验。现在你们找到我了，实验结束了。”他将羊毛毯从膝盖上拿开，放在轮椅扶手上。他的手指修长，九十二岁了仍然没有明显的关节炎变形——那是一双外科医生的手，和马蒂斯的手、卡莱尔的手、克罗夫特的手属于同一种进化分支。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然后将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下。沃恩将圣托马斯医院的档案登记簿和彼得的鉴定报告一并装进证据袋，站起来，离开了养老社区。
三周后，北合众国国家医学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措辞审慎的公开声明，宣布启动对劳伦斯·阿什顿博士在圣托马斯医院任职期间所有外科实验记录的全面审查。同一天下午，新贝德福德区纪念墙上的空白方格被石匠填上了彼得·阿尔布雷希特的名字。他的名字刻在塞巴斯蒂安·瓦尔特旁边，压在他名字上面的鹅卵石是卢卡斯从废弃船坞捡来的。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卢卡斯在沃伦市法医局办公室里接到了安娜的电话。她说社区中心今天收到了一份匿名捐赠，没有署名，没有回邮地址，快递纸箱里装满了外科手术录像带，录像带标签上全部印着“圣托马斯医院外科教学系列”，日期从1955年到1962年。她问卢卡斯，这些录像带是不是证据。他说是的。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我明天寄给你们。一共十二盘。每一盘标签上都写了一个希腊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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