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陈常之被一阵鸟叫声吵醒了。不是那种婉转动听的鸟鸣——是乌鸦，嘶哑而粗粝，从锈穿的厂房顶上传来，像在锯一块铁皮。他睁开眼睛，赵小伟已经不在昨晚睡觉的位置了。仓库门口，少年正蹲在地上用一块碎砖头划拉着什么，旁边放着两个馒头和一瓶拧开了盖子的水。
“吃早饭。”赵小伟头也不抬，“馒头还软，没馊。”
陈常之站起来，工装上衣的衣领被汗浸得发硬，左小腿的伤口在绷带下面隐隐跳痛。他走到门口拿起馒头咬了一口，看着赵小伟在地上划的东西——不是县局走廊地图了，是边城镇的街道布局。主街、派出所、三号卡点的岔路口、通往界河下游的小路，每一条线都画得一丝不苟。
“你画这个干什么？”
“你昨晚说周兴在镇上等我们。”赵小伟用碎砖头点了点派出所的位置，“如果我们回边城，不能走主街。主街从头到尾有三个监控，派出所值班室能看到全部画面。得走这条——”他的手指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细线移动，那条线从镇子西边的废砖窑穿过一片橡胶林，绕过派出所后院的围墙，直通老廖的吊脚楼。
陈常之看着那条路线。这孩子昨晚大概没睡多久。
“你什么时候画的？”
“你睡着以后。”赵小伟站起来，把碎砖头扔进草丛，“我爸教过我。他说在边境活着，不管去哪都得知道三条路——一条去的路，一条回的路，一条永远不走的死路。”
陈常之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赵怀节教儿子的不是功课，是逃亡。也许从两年前开始，从他秘密收集第一份证据的那天起，他就知道有一天这些东西会传到儿子手上。所以他用十七年的边境经验，把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训练成了能在丛林里活下去的人。
诺基亚响了。陈常之接起来，是老廖。
“我到了县城。”老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音里能听见汽车喇叭和菜市场的吆喝声，“现在在档案室对面的米粉店里。小林刚进档案室上班，我透过玻璃看见他了——他一个人。孙正海不在门口。”
“孙正海不在？”
“不在。档案室门口没有便衣，废纸篓在左边。”
陈常之的手指在电话上轻轻敲了一下。废纸篓在左边——安全。但孙正海不在门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孙正海昨天在档案室里待了半个小时，翻完赵怀节的档案之后不可能什么都没做。他不守门，要么是撤了，要么是换了守门的方式。
“你看见孙正海了吗？”
“没有。但我看见了他的车。黑色汉兰达，停在县局后门，和昨天是同一个位置。车里有一个人，但看不清脸——前挡风玻璃反光太强。”
“他在等。”陈常之说，“他不在档案室门口守着，是因为他发现林警官不会跑。林警官的家人和工作都在县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孙正海在等他犯错误。”
“小林今天扫不扫文件？”
“扫。”陈常之的声音很坚定，“你告诉他，照常扫。孙正海不在门口，他就有时间。你把方雅琴的U盘交给他，让他把U盘里的内容也一起扫描了。全部打包发到北京。”
“发完之后呢？”
“发完之后让小林把原件全部销毁。扫描仪的使用记录也要删。做完之后他正常下班，不要在走廊里多待一秒钟。”
老廖沉默了两秒。“你呢？”
“我在回边城的路上。大概两个小时后到。”
电话那头传来老廖放下筷子又拿起的声音。然后他说:“对岸的人今天早上动了。天没亮的时候三辆车发动了引擎，从伐木场码头开到了旧渡口。旧渡口离我的吊脚楼不到一公里。”
“周兴呢？”
“今天早上七点，周兴的车从派出所开出来，停在旧渡口上方的那棵大青树下。他在车里坐着，到现在还没出来。岩光在对岸的芦苇丛里盯着，他说周兴在抽烟，一根接一根。”
陈常之闭上眼睛，想象着那个画面。周兴坐在车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看着对岸那三辆越野车发动引擎、开到旧渡口。他在等——等刘锦堂的电话，等动手的信号，或者等一个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结果。那个在派出所值班室里用温和的语气说“我不是在拦你，我是在保你”的副所长，现在正缩在一辆黑色帕萨特里，守着一个他不敢不开的门。
“如果对岸的人在我到之前就过河——”
“我带岩光去吊脚楼后面的山洞里待着。山洞入口很小，里面能藏四个人，洞口被藤蔓遮住了，外面看不见。”老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布置一个日常勤务，“但你得尽快回来。山洞里没有灯。”
陈常之挂了电话，转过身。赵小伟已经把地上的路线图蹭掉了，校服外套脱下来搭在肩上，里面那件蓝色T恤扎进裤腰里，运动鞋的鞋带系了双扣。
“走。”陈常之说。
他们走出齿轮厂的时候，老廖的侄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出租车的引擎盖还冒着热气，车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老廖的侄子看起来和昨天不太一样——花衬衫换成了深灰色的T恤，槟榔不嚼了，方向盘旁边多了一根没拆封的警用甩棍。
“老廖让你买的？”陈常之指了指甩棍。
“我自己买的。”老廖的侄子发动了引擎，“今天早上在县里五金店。老板问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说打狗。”
出租车驶出旧工业区，拐上通往边城的盘山公路。晨雾还没散尽，山间的能见度很差，车子开得比昨天更慢。赵小伟靠在后座上，这次他没有看窗外，而是把那双运动鞋的鞋带解开，重新系了一遍——系得更紧，打了三个结。
“你紧张？”陈常之问。
“不是紧张。”赵小伟抬起头，“是怕鞋子掉。我爸说逃跑的时候鞋子掉了就跑不远了。”
陈常之没有接话。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那双老廖的解放鞋。鞋头塞了碎布，大了一码，但踩在地上不会松脱。他想起赵怀节在饭馆里说的那句话——“我对不起你。”现在他越来越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赵怀节不是在为自己拿过走私钱道歉，他是在为即将把一个沉重的担子压在陈常之肩上而提前说对不起。那个担子不是一个U盘，不是一份名单，而是一个十六岁的儿子。
车子在山路上拐了无数个弯之后，边城镇的屋顶出现在山下。从山上看下去，镇子和几天前没有区别——灰色的街道、白色的派出所小楼、榕树巨大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绿伞。但陈常之知道，这座镇子已经和三天前完全不一样了。岩温死了。赵怀节死了。派出所里剩下的那些警察，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分成明细上。而现在，周兴的车停在旧渡口上方，对岸的武装人员正在等他一声令下。
“在这里停。”陈常之指着路边一处灌木丛生的岔路口。
老廖的侄子把车停在灌木丛后面，熄了火。他从座椅下面摸出一个东西，递到后座——是一部老式的对讲机，黑色外壳磨得发亮，天线用胶布缠了两圈。
“频道7。我在废砖窑那边等着。你喊一声，我三分钟能到。”
陈常之接过对讲机，掂了掂分量。这部对讲机的型号比派出所用的还老，但外壳干净，按键上的标识没有磨损——老廖一直把它收在防潮的柜子里。
“你叔叔藏了多少东西？”陈常之问。
老廖的侄子笑了一下，那笑容和他叔叔在煤油灯下笑的时候一模一样。“三十年了。你看到的只是一小半。”
陈常之和赵小伟下了车，沿着橡胶林的小路往镇子西边走。橡胶树排列得整整齐齐，树干上割胶的刀痕像一排排没长好的伤疤，乳白色的胶汁从伤口里渗出来，凝在半空中。林子里弥漫着橡胶发酵的酸味，脚下的落叶厚得没过脚踝，踩上去发出潮湿的闷响。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废砖窑的红砖窑体从树缝里露了出来。赵小伟画的那条路线果然是对的——从废砖窑后面的岔口往左拐，穿过一小片橡胶林，就能看见派出所后院的围墙。围墙外面是一排半人高的杂草，杂草后面有一个被人踩出来的土坑，正好能蹲下一个人。
陈常之蹲在土坑里，拨开杂草往外看。派出所后院停着那辆黑色帕萨特——周兴的车不在。院子里空荡荡的，后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日光灯的冷光。
“周兴还没回来。”赵小伟压低声音。
“他在旧渡口。跟对岸的人在一起。”陈常之从口袋里掏出老廖给他的对讲机，调到频道7，按下通话键:“旧渡口什么情况？”
对讲机里传来岩光的声音，压得很低:“周兴还在车里。对岸的人下了一个橡皮艇，正在往河边搬。艇上有四个人——两个划桨的，两个穿便服但腰间有枪。”他停了一下，“艇上还有一个东西。用油布裹着，很重。两个人抬。”
陈常之的手指在对讲机上敲了两下。油布裹着的东西，两个人抬——不是普通的走私货物。毒品不需要用油布裹着，枪支两个人能抬动的数量也有限。那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派出所正门那边传来了汽车引擎声。不是一辆车——是两辆。第一辆是周兴的黑色帕萨特，第二辆是一辆银灰色的丰田越野，挂的是省厅牌照。
“刘锦堂来了。”陈常之把对讲机按灭，身体紧贴着围墙。
两辆车在派出所门口停稳。周兴先从帕萨特里出来，脸色灰白，头发被风吹得很乱，完全没有平时那种标准公务形象的整齐。他走到丰田越野旁边，帮后座的人拉开了车门。
刘锦堂从车里下来。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胸口别着工作证，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和三天前在派出所走廊里问询陈常之时一模一样——那副银色细框眼镜，那张手术刀般锋利的表情。唯一不同的是他脸上的疲惫——眼眶下面有两团青黑色的阴影，像是几天没睡觉了。
刘锦堂站在派出所门口，抬头看了看这栋白色小楼，然后转身朝旧渡口的方向望了一眼。他站的位置正好能看到界河拐弯处的旧渡口——从派出所门口到旧渡口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
“他在看什么？”赵小伟压低声音。
“在看时间。”陈常之说。
刘锦堂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收回目光，对周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风从河面方向吹过来，把那一句话送进了陈常之的耳朵里:
“让他们等到下午两点。两点之后如果省纪委那边有人出动，就撤。没人出动，就动手。”
下午两点。方雅琴进省纪委的时间。刘锦堂已经布好了局——省纪委门口一定有人盯着，如果方雅琴出现，立刻报告。档案室里有孙正海把守。界河对岸的人等到两点，作为最后一道保险:如果前面两道防线都拦不住方雅琴，他就启动最终预案——让对岸的人过河，把老廖家里那些藏了八年的原始证据全部销毁。连同老廖，连同岩光，连同任何可能见过那些证据的人。
刘锦堂不是来查案的。他是来收网的。这张网收了八年，从马卫国沉进界河那天开始，一根线一根线地收紧。现在到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他必须亲自来。
陈常之从口袋里掏出赵怀节那部旧手机，找到那个叫“北京”的号码，又拨了一遍。响了三声，转入了语音信箱。他留了第二段话:
“方雅琴下午两点到省纪委。刘锦堂在边城。对岸有缅甸武装，旧渡口，四加一个人。我今天下午拖住刘锦堂，能拖多久不知道。如果你们收到这段留言，证据已经在路上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赵小伟蹲在他旁边，手里握着那根昨天从旧工业区带出来的树枝——树枝的尖端已经被他削尖了，用老廖给的那把折叠刀削的。
“陈警官。”
“嗯？”
“如果我爸在这里，他会怎么做？”
陈常之转过头看着赵小伟。少年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迫切。不是孩子问大人答案的迫切，是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人需要确认的迫切。
“你爸会做他一直在做的事。”陈常之说，“把东西传下去。”
他站起来，隔着杂草看着派出所的后门。后门虚掩着，门缝里的灯光还在。周兴和刘锦堂在正门说话，后院暂时没人。而后院的围墙上有一扇窗——那扇窗是他七年前刚来所里时安装的，当时老民警说这个位置留个后窗，防贼。后来事实证明这扇窗从来没防过贼，但它能让人从后院爬进二楼走廊。赵怀节死的那天晚上，就是从这里跑出去的。现在，陈常之要从同一个位置爬进去。墙上的青苔滑得抓不住，但他知道哪一块砖的缝隙够宽——他在这道墙外面蹲守了无数次，每一道砖缝都烂熟于心。他伸手抠住一块微微外凸的砖棱，脚尖抵住排水管的锈蚀铁箍，猛地一撑，翻上了墙头。院子里空荡荡的，那扇窗依旧虚掩着，连风都还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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