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拐过农贸市场的时候，陈常之从后视镜里看见了赵小伟。他站在县局大门对面的冷饮店门口，校服的帽子还拉着，手里捧着一杯没喝过的柠檬水，站得笔直，像一个在等公交车的普通学生。九点五十八分。他没有进县局——废纸篓在右边的信号他已经收到了。按照计划，他应该撤退，但他没有走远。他在等。
陈常之对司机说:“靠边停一下。”
老廖的侄子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皮肤黝黑，穿着花衬衫，后视镜上挂着一串佛珠和一瓶没拆封的空气清新剂。他把车停在路边的榕树下，没熄火，也没问原因。
陈常之摇下车窗，朝赵小伟的方向看了一眼。赵小伟也看见了他——少年的目光在帽檐下闪了一下，然后用一个极其微小的幅度摇了摇头。意思是:没办成。
然后赵小伟朝冷饮店旁边的小巷子努了努下巴。巷子口站着一个穿便服的人，正在抽烟，目光漫不经心地扫着街面。便衣。不是孙正海手下的那个吃槟榔的，是另一个——更年轻，但站姿出卖了他:重心落在前脚掌，双手自然垂在腰侧，随时可以发力。便衣没有注意到出租车，因为他在盯着县局大门，等着陈常之从里面出来。他不知道陈常之已经出来了。更不知道陈常之换了一身工装、戴了一顶鸭舌帽，正坐在一辆不起眼的出租车里，隔着两层贴了膜的玻璃看着他。
“那个学生你认识？”老廖的侄子问。
“我朋友的孩子。”陈常之说，“能不能帮我把他接上来？但要自然——就像你是他家里的亲戚。”
老廖的侄子把嘴里的槟榔换了一边嚼，推开车门走了出去。他走到冷饮店门口，拍了一下赵小伟的肩膀，声音大得连榕树下的陈常之都能听见:“细仔，你爸让我来接你！上车！”赵小伟的表情只愣了一秒，然后迅速配合了。他跟着老廖的侄子走回来，拉开后车门坐进去，那杯柠檬水还在手里握着，冰块已经化了一半。
出租车重新驶入车流。陈常之摇上车窗，转过头看着赵小伟。“你在巷口看到了几个便衣？”
“两个。巷口一个，农贸市场门口还有一个，假装在挑水果。”赵小伟的声音发干，“我到的时候废纸篓在右边。我没进去。但我在马路对面等了几分钟——我觉得他们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根本就没看学生。他们在看成年人。”
“冲谁？”
“冲一个穿工装、戴鸭舌帽的人。他们在巷口描述特征的时候，我听见了——‘深蓝色工装，灰色鸭舌帽，左腿有伤’。”
陈常之低头看了看自己左小腿上缠着的绷带。绷带被工装裤遮住了，但他走路的时候左腿确实会微微拖一下——不是瘸，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步态差异，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但受过训练的缉毒警察看得出来。而且这条信息能传到街面便衣的耳朵里，说明孙正海已经调了监控。
“林警官呢？”陈常之问。
“没出来。”赵小伟说，“九点五十分之后档案室的门就没开过。孙正海还在里面。”
陈常之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九点五十分——那就是他离开杂物间、孙正海折返档案室的时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孙正海在档案室里待了半个小时，不是在翻赵怀节的档案——翻一份档案用不了那么久。他在等。等陈常之回来找林警官，等人赃并获。而林警官坐在他对面，大概正在用沉默和拖延为赵小伟争取撤退的时间。
“我们现在去哪儿？”老廖的侄子从前座问。
陈常之想了想。回边城镇的路现在不能走——孙正海在县局没等到他，下一步一定是通知周兴加强边城镇的盘查。去省城的路更不能走——刘锦堂在省厅，他的触角能沿着每一条公路伸出去两百公里。
“去县城西边的旧工业区。”陈常之说，“有没有能临时落脚的厂房？”
“多得是。”老廖的侄子嚼着槟榔，“十年前县里搞招商引资盖了一堆厂房，后来厂子全搬走了，剩下一排空房子。没人管。”
出租车拐出主街，朝县城西边开去。街道两旁的楼房越来越矮，从七八层变成了两三层，再变成了一排排灰扑扑的厂房围墙。路面上开始出现裂缝，杂草从裂缝里长出来，被车轮碾得东倒西歪。
陈常之把手机掏出来。诺基亚直板机上有两条未读短信，都是林警官在孙正海进档案室之前发的。第一条是:“赵怀节档案里有马卫国案的内部调查报告。报告里刘锦堂的签字是伪造的。原始报告在老廖笔记里有记录。”第二条是:“马卫国的妻子方雅琴昨天请假没上班。她请假的时间点——是刘锦堂从边城镇回到省厅的同一天。”
这两条信息拼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逻辑链:刘锦堂在八年前伪造了马卫国案的调查报告，把谋杀定性为意外。马卫国的妻子方雅琴知道内情，所以她潜伏在刘锦堂办公室里八年，用手表拍摄、用膝盖藏手机、用保洁员的身份做掩护。而刘锦堂从边城镇回到省厅的同一天，方雅琴请假了——不是巧合。她知道刘锦堂在边城镇做了什么，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她离开了省厅。她害怕的不是被查，她怕的是证据传不出去。
“方雅琴现在在哪儿？”陈常之像是在自言自语。
赵小伟忽然开口了:“她是不是有个儿子？”
陈常之转过头看着他。
“我爸有一次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提过——马所长死了之后，他老婆带儿子搬到了县里。她儿子比我大几岁，应该在县一中上过高中。后来考了大学，在北京。我爸说那孩子不简单。”
北京。林警官的同学也在北京，那个法制栏目的调查记者。这些人之间不是偶然的连线，不是运气。是马卫国死后，他的妻子用了八年时间，一格一格地把证据从省厅传出来。传到档案室，传到修车铺，现在正在往北京传。
出租车停在了旧工业区的一间废弃机械厂前面。厂房的彩钢瓦屋顶已经锈穿了几个洞，阳光从洞孔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画出几块不规则的光斑。院子里长满了蒿草，有半人高，风吹过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无数人在同时窃窃私语。
老廖的侄子把车停在一棵歪脖子榕树后面，熄了火，转过身来说:“这里以前是齿轮厂。后面有个仓库，能从里面锁上。柴油发电机还能用，但声音太大，不建议开。水是断的，厕所在厂房后面。”
他交代得简洁、实用，像在布置一个临时安全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陈常之看着他。这个花衬衫、嚼着槟榔的年轻人忽然变得不一样了。
“你以前帮老廖做过什么？”
老廖的侄子笑了一下。他把槟榔吐在纸巾里，包好，放在方向盘旁边。“去年他让我开车送一个缅甸人过界河。那个人怀里揣着一部摄像机，拍了一些他们村子里被炸毁的房子。拍视频的人后来去了北京，再也没回来。”陈常之没有问“为什么”——老廖为什么把秘密藏了八年，小林为什么在档案室熬了三年，方雅琴为什么在仇人的办公室倒了八年茶，答案都是一样的。他们在等一个能把证据传出去的人。等一个能活着走出这条边境线的信使。
赵小伟从后座钻出去，站在厂房门口四处打量。阳光透过锈穿的屋顶照在他的校服上，蓝白相间的布料被光斑染得斑驳陆离。
“陈警官。”他转过头，“档案室的事情没办成。但林警官还活着。只要他活着，东西还能再扫。”
“他不会活着太久了。”陈常之说，“孙正海知道他和我们有联系。刘锦堂签了停职审查通知。一旦林警官被带走，他就和赵怀节一样——再也见不到外面的人了。”
赵小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那杯已经彻底化掉的柠檬水放在地上，走到陈常之面前。
“我去。”他说，“我去档案室。”
“你今天去过了。废纸篓在右边。”
“那明天呢？后天呢？他们不可能天天在档案室等着。我可以在学校再待几天，每天都去三楼看一眼。废纸篓在左边，我就进去。在右边，我就回教室上课。”
陈常之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恐惧，但恐惧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失去父亲的第三天，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孩子了。
“你不能一个人。”陈常之说，“你爸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再出事——”
“所以我爸才让我来找你。”赵小伟打断了他，“不是让你保护我。是让你帮我把事情办完。”
陈常之没有再说下去。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小刀，放在赵小伟的手掌上。刀柄被体温捂得温热。
“这把刀是你爸留给我的。现在归你。”
赵小伟低头看着那把刀。刀刃不到三寸，但被磨得锃亮，在从屋顶漏下来的阳光里反射出一道细长的白光。他把刀收进校服口袋，拉上了拉链。
就在这时，陈常之的手机响了。不是诺基亚——是他自己那部被追踪过的旧手机。他在离开老廖家之前把它关掉了，但现在它响了。屏幕亮着，来电显示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号码，号段是省城的。
他接了。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声音沙哑而低沉，像很久没有喝过水:“你是陈常之？”
“是我。”
“我叫方雅琴。马卫国的妻子。”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冰水里浸过的棉线，又冷又沉，“今天上午有人告诉我，你在县局里把孙正海拖住了。你是这八年来第一个在走廊里跟他动手的人。”
陈常之没有说话。
“我有东西要给你。”方雅琴说，“不是视频。是刘锦堂八年前写给我的一份亲笔信。信上说，如果我把我丈夫的案子闹大，他会让我儿子也变成意外。”
陈常之握紧了电话。
“你在哪里？”
“我不在省厅。”方雅琴说，“我昨天请了假。现在在一个刘锦堂找不到的地方。但是明天下午，我会去一个他能找到的地方——我回省厅，把我手里的信交给省纪委。如果他拦住了我，你就知道信的内容。我已经拍了照，存在一个U盘里。U盘在老廖抽屉里第三本书的夹层里。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只鹰。”
陈常之的脑海里闪过老廖书房里那个铁皮柜子。第三层抽屉。他见过那个抽屉。
“你为什么不等省纪委的人来找你？”
方雅琴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那笑声里没有快乐，只有一种被时间磨穿了之后的决绝。
“我等了八年。他们从来没来找过我。”
电话挂断了。
陈常之把手机放在桌上，摊开老廖画的那张县局平面图。他的手指从边城镇划到县城，从县城划到省城，然后停在了省厅的位置上。三个坐标，三个人——方雅琴在省城，林警官在县城，老廖在界河边。他们之间的距离加起来不到五百公里。但在这五百公里上，每隔一段路就站着一个孙正海，一个周兴，一个刘锦堂。
“明天下午。”陈常之说，“方雅琴在省纪委门口，林警官在档案室，我们必须在同一天把所有的证据传出去。”
“怎么做？”赵小伟问。
陈常之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平面图摊平，用指关节压住四个角，然后在三条线上各点了一下。从县城到省城，高速公路四个小时。从县城到边城，盘山公路两个小时。从边城到界河下游，河滩土路四十分钟。
“如果方雅琴下午两点出现在省纪委门口，刘锦堂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他只有两个选择——拦住方雅琴，或者销毁所有可能被省纪委发现的证据。销毁证据意味着他不会在档案室里浪费时间。档案室会是空的。”
“所以明天下午两点。”
“对。”陈常之抬起头。赵小伟站在他对面，身上还穿着那件蓝白相间的校服。阳光从锈穿的屋顶上漏下来，照在这十六岁少年的肩膀上，让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看起来像是某种被授予的制服。他忽然想起周兴的搪瓷杯上印着的那四个字——“优秀干警”。然后他又想起赵怀节握着他的手腕时那句没说完的话。没说完，但他已经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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