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工业区的夜晚来得比县城其他地方更早。太阳一落到厂房围墙后面，整片区域就沉进了灰蓝色的阴影里，只有锈穿的屋顶上那几个洞还漏着最后一点黯淡的天光。陈常之坐在齿轮厂的仓库里，背靠着一台报废的冲压机床，把老廖的诺基亚直板机拆开又装上，检查电池和SIM卡的接触点。赵小伟蹲在仓库门口，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不是在乱画，是在默写县局三楼的走廊布局，一遍一遍地画，画完用鞋底蹭掉，再画一遍。
老廖的侄子天黑之前回去了。他走的时候留下了两瓶水、一袋馒头和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上写着:“明天中午十二点我过来。车加满油了。如果你们不在，我就去老地方等。”陈常之不知道“老地方”是哪里，但他没有问。有些安全措施依赖的就是信息的隔离——知道的人越少，泄密的可能性越小。
诺基亚重新组装好之后，他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来，信号条跳了两下，稳在了一格。一格够了。他拨了老廖的号码。响了一声，老廖就接了——显然手机就在手边。
“是我。”陈常之说，“你那边怎么样？”
“对岸的人还没动。”老廖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报告今天的天气，“三辆车还在伐木场码头。但是天黑之前他们从车上卸了东西——看不清是什么，用油布盖着。有两个人在河边走了一圈，用手电照了照水面，像是在测流速。”
“他们在等。”
“对。等命令，等接应，等一个合适的时间。”老廖停了一下，“岩光在河滩上放了网。不是渔网——是旧渔网扯碎了铺在浅水里，缠螺旋桨用的。如果他们要渡河，至少得花半个小时清网。”
陈常之握着电话，没有说谢谢。老廖不需要谢谢，老廖需要的是情报。“方雅琴明天下午去省纪委。她说她手里有刘锦堂八年前写给她的亲笔信。信上刘锦堂威胁她——如果她把马卫国的案子闹大，她儿子也会变成‘意外’。”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陈常之能听见煤油灯火苗跳动的细碎声响，和界河水声混在一起。
“那封信她藏了八年。”老廖终于开口了，声音里有一种压抑了太久的沉重，“八年前我去省厅做一份鉴定，她趁没人注意塞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我丈夫不是意外’。我当时没有回应她，因为我怕。我回了县里，把马卫国的尸检笔记锁进了柜子最底层。我以为我是在保护证据。其实我只是在保护自己。”
“你保护了证据八年。如果没有那份笔记，方雅琴的信就没有佐证。”
“笔记是你发现的。”老廖说，“不是我拿出来的。”
陈常之知道老廖在说什么。这位退休法医在界河边住了三十年，守着铁皮柜子里发黄的真相，等一个敢打开柜门的人。现在柜门开了，但里面的东西还没有真正见光。
“明天下午两点。”陈常之说，“方雅琴在省纪委，林警官在档案室。我们必须在同一个时间点把两边的证据同时传出去。”
“为什么是同一个时间？”
“因为刘锦堂只有一个人。他可以给省纪委门口拦人的便衣打电话，也可以给县局档案室门口的孙正海打电话，但他不能同时打两个。如果方雅琴先到，刘锦堂会集中所有力量拦住她。如果林警官先把档案扫描发出去，刘锦堂会第一时间通知孙正海销毁档案。他们必须同时动手。”
老廖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刘锦堂只有一个人”。他比谁都清楚——刘锦堂信任的人不多，能替他干脏活的人更少。周兴算一个，孙正海算一个。孙正海现在在档案室里守株待兔，周兴在边城镇等对岸的武装人员过河。两个人都不在刘锦堂身边。明天下午，刘锦堂必须在省厅办公室里同时指挥两条线上的行动，而他能用的只有电话。
“我明天上午动身。”老廖说，“去县城。”
陈常之愣了一下。“你不在界河边守着？”
“对岸的人等的是明天下午。方雅琴在省纪委门口出现的时候，就是他们过河的信号。”老廖的声音变得很硬，不是愤怒的硬，是下定某种决心之后的硬，“在这之前，他们不会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县城办一件事。”
“什么事？”
“省纪委在省城，但省纪委监察室在省厅隔壁有一栋小楼，常年有人值班。那栋楼里的监察专员，叫方明。他是方雅琴的亲弟弟。”
陈常之的手在电话上握紧了。方雅琴的弟弟在省纪委工作。她这八年里不是孤身一人——她的弟弟就在刘锦堂办公楼隔壁的大楼里上班，每天和刘锦堂擦肩而过。而刘锦堂大概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方雅琴用的是夫姓，她弟弟没有改。
“方明知道马卫国的案子吗？”
“不知道。”老廖说，“方雅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她怕他冲动。但她明天去省纪委，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她弟弟。”
陈常之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被接通了。方雅琴等了八年，不是在等一个机会——是在等证据完整。她一个人在省厅拍了刘锦堂办公室的视频，但她拿不到派出所和县局的内部文件。现在她有了——赵怀节的举报材料、岩温的内存卡、老廖的尸检笔记。这些东西如果能到她手里，她就能带着完整的证据链走进省纪委。但她现在还拿不到，因为陈常之被困在旧工业区，离省城隔着四百公里。
“廖老师，你明天去县城档案室。带上方雅琴的U盘——就是她放在你柜子里的那个。”
“我知道。”
“我明天带赵小伟回边城镇。”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老廖说:“你回边城，等于是回去自投罗网。周兴在等你，对岸的人在等你。”
“方雅琴明天下午两点进省纪委。如果刘锦堂拦住了她，她需要一份能够直接送到北京去的备份。备份现在散在三个地方——赵怀节举报信的扫描件在林警官那里，岩温的视频在赵小伟身上，马卫国案的原始证据在你那里。这三样东西如果不能汇合，就没有完整的备份。”陈常之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陈述一道已经算好的算术题，“我在边城，周兴和对岸的人会被我拖住。你和小林就能有一个时间窗口把三样东西汇合在一起。”
“你一个人拖不住他们。”
“我不一个人。”陈常之转头看了一眼仓库门口。赵小伟已经在地上画了不下十遍走廊地图，树枝在地上磨出了白色的木屑，手背上沾满了灰土。他抬起头看着陈常之，那眼神和昨晚在吊脚楼里说要代替父亲完成任务时一模一样。
“赵小伟跟我一起。”陈常之说，“他是赵怀节的儿子。周兴看到他的时候，至少会犹豫一秒钟。”
赵小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校服裤子上沾满了尘土，但他没有去擦，反而把校服拉链拉到底——露出里面那件他爸给他买的蓝色T恤，已经洗得发白，肩线处还残留着一小块没洗干净的墨汁。
“什么时候走？”他问。
“天亮就走。”陈常之把电话挂断，站起来走到仓库门口。废旧的工业区在夜色中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一盏孤零零的路灯亮着，在围墙上投下一团模糊的橙色光晕。他忽然想起刚来边境那年，老民警跟他说过的一句话——“这地方的夜比哪里都长，但天亮的时候也最猛。不留神就刺瞎了眼。”
他转过身，发现赵小伟正站在他身后，手里握着那根树枝。树枝的尖端已经被磨得尖锐，像一支铅笔。也像一把刀。
“陈警官。”
“嗯？”
“我爸死之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但他没机会说完。”赵小伟把树枝丢在地上，把手伸进校服内袋，掏出一个东西。是一部老旧的智能手机，屏幕完好，背面贴着一张透明的保护膜，保护膜下面压着一张小小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赵怀节穿着便装，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女人和一个半大的男孩，三个人都对着镜头笑，背景是界河边开满了白色野花的河滩。
“这是我爸的备用机。”赵小伟把手机放在陈常之手上，“他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删了，只剩下一个电话号。号码存的名字叫‘北京’。”
陈常之打开手机通讯录。只有一个联系人。名字:北京。号码是座机号，010开头。他拨了一下，响了，但无人接听。电话那头转入了语音信箱，一个标准的普通话男声说:“您好，这里是法制报道栏目组，请在滴声后留言。”
他在滴声后留了一句话，然后挂断了。赵小伟抬头看着他，问他说了什么。陈常之看着界河的方向，极东的天际已经裂开了一道极细的灰线。他答道:“我说，马卫国死了八年，赵怀节死了三天。我姓陈，我叫陈常之，是一名边境派出所的巡警。我手里有一份名单，十八个人的名字，还有他们背后的人。如果明天下午两点之前没有人联系我，这份名单会随我一起消失。”
他把手机收进口袋，背靠着冰凉的机床闭上眼睛。灰线的宽度正在缓慢扩大，像有人在天边拉开一根看不见的拉链。他知道自己最后那句话不是威胁，是一个事实——如果明天没有人从北京打回来，如果他无法让刘锦堂意识到证据已经传到外面，那孙正海和周兴就会把所有的线一根一根地收回来，收成一根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而方雅琴在省纪委门口，林警官在档案室，老廖在去县城的路上，每个人都在等同一道指令，就像乐队里几把不同的提琴，等的是同一根指挥棒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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