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淑梅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查那个“冼”字。她把海澜港务局、市公安局、海关、边防、市府所有在职和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全部调出来筛了一遍，姓冼的一共只有五个人。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已经调往外省的海关科员，女的，案发时正在休产假。一个是港务局退休的食堂管理员，男的，案发时六十多岁，已经去世。一个是边防检查站的士兵，案发时才十九岁。一个是被温锦昌走私集团收买的报关员，案发后入狱，出狱后下落不明。最后一个——方淑梅的手指在这个名字上停了很久——冼国良，男，一九五三年生，原海澜市公安局技术科副科长，二零零四年病退，户籍迁出地不明。
“技术科副科长。”方淑梅把这个人的档案复印件放在祁宏宇桌上，“苏振邦的直属下级。专案组期间负责技术鉴定——门锁、指纹、足迹、物证保管。陈锋当年被赵卫国当场改口的时候，在同一个房间里站着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冼国良。”
祁宏宇把档案翻了一遍。档案很薄，工作履历平平无奇，没有表彰记录也没有处分记录，像是一个在体制内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压缩到最小体积的人。唯一不寻常的地方是档案最后一页的备注栏，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二零零四年申请病退，经批准后离开海澜。去向：不详。”后面盖了一个红章，章上刻着“海澜市公安局人事处”。
“去向不详，但户籍没有注销。”方淑梅说，“他没死。他藏了。”
“他藏了二十年。”祁宏宇把档案合上，“一个人能在体制内把自己藏这么久，要么是真没有秘密，要么是秘密大到值得他藏一辈子。苏振邦不会让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做外围观察——外围观察是需要同时监视犯罪现场、同伙和事后处理的人。这个人必须绝对可靠，必须知道足够多的内情，但又不能太多。太多了，苏振邦自己也怕。”
“顾敏之知不知道这个人？”
祁宏宇没有回答。他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拨了为民路十七号的号码。响了五声，对方接了。他把冼国良的名字和身份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顾敏之的声音传过来。
“我知道这个名字。专案组技术科副科长。他从来不说话。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拿一个本子记，记完了就走。他从来没有问过任何问题。陈锋和赵卫国在仓库门口争论门锁的时候，他站在陈锋背后。陈锋说锁没坏，赵卫国说锁有撬痕，冼国良从头到尾没有开口。专案组组长苏振邦问他对门锁的看法，他只说了三个字——‘听组长的。’”
“你确定他替苏振邦做外围观察？”
“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通。”顾敏之的声音沙哑而平稳，像是从某个极其遥远的电话线那头传过来，“四月十六号凌晨，我从仓库里出来的时候，摄像机装在我的布袋里。我沿着码头往外走，走到为民路，一路上总觉得有人在看我。不是于海涛——于海涛在车里没下来。是另外一个人。他站在码头对面的海运大厦三楼窗口。我抬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黑影，很快就缩回去了。海运大厦三楼是港务局的临时宿舍，专案组占用了其中几个房间。能进那栋楼的人，必须是专案组成员。”
祁宏宇挂了电话。海运大厦现在已经拆了，原址上建了一栋新的商业综合体。但拆之前的建筑图纸在市规划局应该有存档。他让方淑梅去查。一个小时后，方淑梅带着一份发黄的建筑平面图回到办公室，把图纸摊在会议桌上。海运大厦三楼临街面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三个被专案组占用——一间是苏振邦的办公室，一间是技术科办公室，一间是物证保管室。能进入这三间房间的人，只有专案组核心成员。苏振邦、赵卫国、廖永昌、梁志诚、康秀兰、陈锋、冼国良。于海涛没有专案组正式身份，他的任务是外勤，按理说不能进技术科办公室。
“苏振邦的外围观察人就是冼国良。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目击者，他只是站在一个能观察到顾敏之动向的位置上，把人部署在关键地点。专案组技术科副科长去现场做外围观察是合理的——他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方淑梅敲了一下图纸，“他站在技术科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到从二号仓库到为民路唯一一条路。顾敏之从仓库出来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里。他把顾敏之的行踪报告给了苏振邦。苏振邦才知道了顾敏之进过仓库，才让赵卫国赶紧回去拿戒指。”
“冼国良现在在哪？”祁宏宇问。
“户籍迁出地不明。他没有亲属在海澜，也没有退休金领取记录。也就是说，他这二十年是靠别的方式生活的。要么有人给他送钱——苏振邦死了之后可能是苏明远或者别的什么人。”方淑梅停了一下，“要么他有苏振邦的把柄，在勒索。”
祁宏宇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窗边。窗外，海澜港保税区大楼正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冷漠的反光。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苏振邦的账本上，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备注，唯独“冼”字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金额，没有频率，没有备注。这不是说苏振邦没有给冼国良钱。而是说他没有把给冼国良的钱记在同一个账本里。
“还有一个账本。”他转过身来。
方淑梅也想到了。苏明远从他父亲书房里拿走的那个黑皮笔记本，只是记账本。苏振邦是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他不会把送给外围观察人的钱和送给普通关系人的钱记在同一个本子上。冼国良是他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的维护费用不会低。
“如果苏振邦有第二本账本，藏在哪？”
“办公室，或者家里。苏明远那边我们要再问一次。”祁宏宇把冼国良的档案复印件收进文件夹里。
苏明远被传唤到检察院的时候，他已经在停职状态，比上一次见面时瘦了一圈，深灰色夹克显得有点空，但眼神不再躲闪。他被带进讯问室，祁宏宇没有寒暄，直接把冼国良的照片放在桌上。
“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苏明远低头看了一眼。“不认识。”
“你父亲死后，你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有没有看到过另一个账本？不是我们找到的那个黑皮烫金本，是另一个——可能更小，可能更旧，用来记一些不能让别人看到的账。”
苏明远沉默了片刻。“没有账本。但我找到一个电话号码。写在我爸书房台历的夹层里，用铅笔，写得很轻。号码旁边没有名字，只写了两个字——‘洗眼’。”
“洗眼？不是‘冼’？”
“三点水的‘洗’。眼，眼睛的眼。我当时以为是洗眼睛的眼药水，就没在意。”
方淑梅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两个字——“洗眼”。然后她抬起头，和祁宏宇对视了一眼。冼国良。洗眼。这不是谐音巧合。在公安系统内部的老话里，“洗眼”指的是蹲点盯梢。把一个人的行踪盯住，把周围环境看清，把风吹草动全部收入眼底——这叫洗眼。冼国良的名字和这个代号的谐音，简直是天造地设。苏振邦给他的外围观察人起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才懂的代号。这个代号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书面文件里，只出现在苏振邦书房的台历夹层里。
“电话号码你记在哪里？”祁宏宇追问。
“我手机上存了。我打过一次——我爸死后第四天。我想知道对面是谁。电话接通了，一个老头接的。我说我是苏明远。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你爸欠我的，你还不完。’然后就挂了。”
祁宏宇把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从苏明远手机里拍照转存过来，交给技术科。技术科十分钟后就出了结果——号码归属地是鹭洲市翔安区。机主姓名：冼国良。登记住址：翔安区渔港村。
翔安区渔港村。老猫和孙浩然去过两次的地方。第一次找周海生，第二次找苏明慧。现在他们要去第三次。
当天下午，祁宏宇和方淑梅带着办案人员驱车赶往渔港村。车子开进村子的时候，码头上正在卸渔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海腥味。村里的老人在杂货店门口择鱼，那条用粉笔写在地上的“快走”早就被雨水冲干净了。他们在村子的尽头找到了一栋孤零零的老式平房，青砖灰瓦，院墙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门是关着的，但门缝里透出微光。
祁宏宇敲了门。里面传来一个极其缓慢的脚步声，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拐杖敲在地上的笃笃声。门开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站在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另一只手拄着一根竹节拐杖。他的头发全白了，眼睛陷在深深的眼窝里，颧骨像两块凸起的石头。他的手在抖，拄拐杖的那只手抖得更厉害，竹节敲在门槛上嗒嗒作响。
“冼国良？”祁宏宇亮出证件。
“是。”老人的声音沙哑而颤抖，像是在用每一口气说每一个字，“我知道你们会来。我看到了你们前几次来。你们找周海生那次，我站在码头堤坝上。你们找苏明慧那次，我站在村委会对面的杂货店里。我站在那里看你们，你们没看到我。”
“你是苏振邦的外围观察人？”
冼国良没有回答。他把拐杖挪了一下，转身往屋里走。祁宏宇和方淑梅跟了进去。屋子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唯一的光源是一台老式收音机上的绿色指示灯。收音机正在播放鹭洲市的天气预报，音量开得很低。屋里没有沙发，没有茶几，只有一张藤椅、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旧得掉了漆的衣柜。藤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澜港老码头的大幅照片，照片已经发黄卷边了。
“我观察了二十五年。”冼国良在藤椅上坐下来，拐杖靠在扶手旁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和于海涛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苏振邦让我观察。我观察了。他死了，没人让我停了。我就不停。”
“苏振邦为什么要让你观察顾敏之？”
“不是观察顾敏之。”冼国良慢慢地抬起眼睛，“是观察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顾敏之，周海生，陈锋，韩炳坤，林素音，还有后来的俞建民和孙浩然。苏振邦让我把这些人全部盯住。每个月交一份报告——谁跟谁见了面，谁递了什么话，谁藏了什么东西。他付我钱，一个月三千块。后来涨到五千。他死了，他儿子不知道这件事，钱停了。但我还是交报告。没有人付我钱，我就自己寄——寄给苏振邦生前用的那个信箱。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信箱也没有人查了。但我习惯了。”
他从衣柜里拿出一个纸箱子，放在地上。纸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百个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同一个收件人——“海澜市政法委 苏振邦”。信封按照日期排列，从一九九八年五月一直排到上个月。每一个信封都没有被打开过。它们被寄出去，被送到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名下，被无人查看的信箱吞掉，再被邮局按“无人领取”退回。然后他把它们收在纸箱子里，一个都没有扔掉。
方淑梅蹲下来翻看那些信封。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愤怒，不是因为震惊，而是因为一种无法归类的悲哀。一个人用了二十五年，每天观察另外几个人的一举一动，每个月写一份报告，寄给一个早就死了的人。这不是受雇。这是一种被训练出来、无法解除的本能——像一条军犬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命令。
“苏振邦有没有让你销毁任何证据？”
“没有。”冼国良摇了摇头，“他只让我看。他说不要动。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让那些人留着。他说，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东西拿出来。到时候——你就把自己交出去。”
“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被人找到了，不要跑，不要抵赖。把你手里所有的东西全部交给来找你的人。包括你自己的身份。”冼国良把那个纸箱子往前推了一下，“我交了。箱子里的报告，二十五年的。还有这个。”
他拉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一台老式手持DV机，外壳的银色漆已经磨得露出了下面的黑塑料，镜头盖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粘着。机器一侧的电池槽里还插着一块充电电池，电池已经鼓包了，但机器上方的磁带仓指示灯还亮着——这台机器还能开机。
“这是什么？”祁宏宇问。
“二号仓库二楼平台上的第三台摄像机。”冼国良把DV机放在纸箱子上，手指抚过那个裂了缝的镜头盖，“苏振邦让我放的。他说赵卫国可能会在仓库里动手。如果赵卫国动了手，我必须把整个过程录下来。赵卫国动了手，我录了。我录了整整两盘带子。一盘给了顾敏之——是我放在停车场车顶上让她拿走的。一盘我自己留着。这是我的任务。”
祁宏宇感到自己的心脏猛地撞了一下胸腔。赵卫国拍了一盘，顾敏之放了一盘，冼国良自己放了一盘。二号仓库的二楼平台上，四月十五号那个晚上，实际上有三台摄像机同时运转。苏振邦布了一个局中局中局——赵卫国杀人的同时，冼国良在二楼拍赵卫国；顾敏之放机器的时候，冼国良躲在她看不见的角落里等着；顾敏之取走机器之后，冼国良取走了自己的机器，然后把第二盘带子在二十五年后用一只手从车窗里递了出去。
而苏振邦，坐在专案组组长的办公室里，手里同时握着三段录像的备份。他不知道顾敏之的录像拍到了什么——冼国良没有告诉他。他以为冼国良只录了赵卫国杀人的过程，用来作为控制赵卫国的把柄。他不知道冼国良还录了别的——录了于海涛在仓库门口打电话，录了赵卫国返回现场拿戒指，录了他自己凌晨两点出现在仓库门口。
“你的录像拍到了苏振邦？”
冼国良抬起眼睛。“拍到凌晨两点十分，苏振邦和于海涛一起进了仓库。两个人待了将近一刻钟，出来的时候苏振邦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不是戒指。是一块手表。魏东亭手上那块停在十点零八分的梅花表。苏振邦把表调到了十一点，塞回了尸体手腕上。然后他跟于海涛说——‘死亡时间改了，剩下的事你处理。’”
讯问室里没有人说话。墙上的电子屏嗡嗡地跳着秒数。祁宏宇低下头，看着那台裂了缝的DV机，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叫了一名技术科的工作人员进来，把DV机交给他。
“马上转录。全部内容。”
技术员接过机器，快步走向电梯口。祁宏宇转过身，看着瘫在藤椅上、用拐杖撑着整个身体的冼国良，最后问了一句话。
“苏振邦让你录下来是为了控制赵卫国和于海涛。你自己为什么要留一盘交给顾敏之？”
冼国良把脸埋在双手里。他的肩膀抖了很久，然后抬起来，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被耗尽了全部力气之后剩下的、赤裸裸的疲倦。
“因为那盘带子里拍到了魏东亭女儿的照片。他的胸口口袋里，贴身放着的照片，赵卫国没有拿。我把照片放大洗出来，夹在报告里寄给苏振邦。苏振邦把照片还给我，在背面写了五个字——‘不许让任何人知道。’我保存了二十五年。上个礼拜，我把照片寄给了顾敏之。”
“为什么不直接寄给魏晓棠？”
冼国良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什么。
“因为顾敏之是那个等得最久的人。我觉得她应该第一个看到。”他停了一下，然后把声音压到最低，“我也等了。等了二十五年，等了苏振邦一句谢谢。他没说。他到死都没说。”窗外，渔港村的海浪一声一声地拍在礁石上，单调而执拗，像是在替所有等不到的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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