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和孙浩然回到海澜港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出租车把他们撂在老城区那条巷子口,两排路灯坏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有气无力地亮着,橘黄色的光在雨后的湿地上拖出两条模糊的倒影。老猫和孙浩然站在巷口,都没说话。周海生那把铜钥匙静静地躺在老猫的上衣口袋里,隔着薄薄的布料,贴着他的胸口,冰凉而硌人。
“你先回去睡一觉,”孙浩然说,“明天我们去找陈锋。”
陈锋。当年港务局保卫科的技术员,案发后第一批进入现场的人,也是亲眼看到门锁完好无损却被赵卫国当众改了口的那个人。周海生提到的那个细节——陈锋当时的沉默——在老猫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了一整夜。为什么陈锋选择了闭嘴?是恐惧,是交易,还是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八点,老猫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孙浩然。孙浩然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也比平时梳得整齐,但眼眶底下的黑眼圈出卖了他——这个人昨晚显然也没睡。
“陈锋现在住哪儿?”老猫问。
“不在海澜港了。他零五年办了病退,搬到了鹭洲。”孙浩然苦笑了一下,“又是鹭洲。”
陈锋住在鹭洲市湖里区的一栋老式机关宿舍楼里。这栋楼比顾敏之给的那个地址还要破旧,楼道里的墙皮像得了皮肤病一样大片大片地起泡脱落,楼梯扶手锈得露出了里面黑色的铁芯。陈锋住在一楼,窗户外面焊着防盗网,防盗网里面挂着一层厚厚的深蓝色窗帘,把屋里的光景遮得严严实实。
开门的男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了,光头,瘦得像一根晒干了的竹竿,眼窝深陷,嘴唇发紫。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胸口的港务局徽章已经磨得几乎看不清纹路。
“陈师傅,”孙浩然把声音放得很温和,“我们是从海澜港来的,想跟您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陈锋的声音沙哑而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他没有关门,但也没有让开,就那么站在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微微发抖。
老猫从口袋里摸出了那把铜钥匙。
陈锋的目光落在钥匙上,然后,他的瞳孔缩了一下。那一缩极快,快到如果老猫不是紧盯着他的脸,根本不会注意到。但老猫注意到了。
“周海生让我们来的。”老猫说。
陈锋沉默了片刻,然后松开了扶着门框的手,转身走进了屋里。他没有关门。老猫和孙浩然跟了进去。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布置得比周海生那个渔村小屋要整齐得多,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清。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合影——一群穿着港务局制服的人站成两排,前排正中坐着的是魏东亭,年轻、端正、意气风发。老猫找到了照片里的陈锋,站在后排最边上,脸还很年轻,表情拘谨而认真。站在魏东亭右侧的那个人,是赵卫国。
“周海生把钥匙给你们了,那他是把命也押上了。”陈锋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烟雾在他瘦削的脸前面散开,把他的表情模糊成一片灰色,“你们想问什么?”
“四月十五号晚上,您是第一批到现场的人?”孙浩然拿出录音笔,征询地看了陈锋一眼,陈锋点了点头,他才按下了录音键。
“第一批到现场的有四个人。我,值班员周海生,早班装卸工老刘,还有码头派出所的小王。”陈锋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念过无数遍的旧报告,“我到的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确认死者身份——第二件事就是检查门锁。二号仓库的门锁是那种老式弹子锁,外面是铁皮包裹的木门,锁体嵌在门里面。我检查了锁舌、锁孔和门框上的锁扣板。”
“结论是什么?”
“没有撬痕。没有刮擦。锁舌伸缩正常,没有任何外力破坏的迹象。”陈锋把烟灰弹进一个空了的易拉罐里,“我当时跟保卫科长老刘说了一句:锁没坏。要么是内部人开的,要么是——”
“——用钥匙开的。”老猫替他把话补上了。
陈锋看了老猫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太多东西,但老猫来不及一一分辨,陈锋已经收回了目光,盯着墙上的那张合影。
“我话没说完。赵卫国就站在我身后,他抢在我前面开了口。他说:‘老刘,这门锁有被撬过的痕迹,你看这里。’他指的位置是锁扣板的外沿。锁扣板的外沿确实有一道浅痕,但那道痕是旧痕,锈迹都长满了,至少是半年前留下的。我正要开口反驳,赵卫国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陈锋的手指在膝盖上摩挲了两下,把烟蒂掐灭。
“你们知道那种眼神吗?不是威胁。威胁好歹是把你当对手。他的眼神是——你是一道程序。一道需要被跳过的程序。他的眼神里连恶意都没有,只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傲慢。”
房间里沉默了几秒钟。老猫听到隔壁传来的电视机声,放的是鹭洲台的早间新闻,女主播正在用标准播音腔报道保税区的季度业绩。
“您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孙浩然的声音很轻。
“说过。但不是对赵卫国说的,也不是对专案组说的。专案组前后找我谈了两次话,每一次的笔录都把我关于门锁的说法删掉了。我去找专案组组长反映,组长姓苏,是市局调来的。苏组长听完我的话,喝了一口茶,跟我说了一句话——”陈锋的声音忽然变得极其古怪,像是复读机在播一段已经被磨损了的磁带,“‘小陈,你是个技术员,技术上的事你懂,但办案上的事,你不懂。现场证据的判断,要服从专案组的统一口径。这是规矩。’”
规矩。老猫在心里把这两个字咀嚼了一遍。这两个字他在牢里听过太多次了。从新犯人入监的第一天起,管教会告诉你——不许打架,不许交头接耳,不许私下议论案情,不许和外面通信。这都是规矩。规矩不是为了保护谁,规矩是为了让整个机器在不出事故的前提下运转下去。至于转出来的东西是成品还是废品,没有人关心。
孙浩然翻出了一份档案复印件,放在茶几上。那是一份技术鉴定书,鉴定项目是“二号仓库门锁损伤情况”,结论是——“存在外力撬压痕迹,系钝器破坏所致”。鉴定人签名处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外聘的技术专家,另一个是内部鉴定人。
那个内部鉴定人的签名,是“陈锋”。
“陈师傅,这份鉴定书上的签名是不是您的?”
陈锋低下头,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他的手又开始抖了,这次抖得更厉害,连带着整张纸都在他手里哗哗地响。他站起来,走到电视柜旁边,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旧了,边角都磨出了毛边,封口处贴着一段发黄的透明胶带。
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
“签字是我的。笔迹是我的。但那句话不是我写的。给我签的时候,‘外力撬压痕迹’那一行还没有。专案组的人把鉴定结论写好了,把前面的技术描述留了空白,让我填技术描述。我说技术描述得写‘门锁完好’。苏组长说技术描述你可以写你的,但结论是专家定的,跟你没关系。最后交到法院的只是结论,不是技术描述。”陈锋苦笑了一下,“一个礼拜之后我看报纸,报纸上说专案组在铁证如山的基础上破案。那个‘铁证’里,就包括我的鉴定书。”
老猫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稿纸,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他认出了第一页的开头——
“魏案现场勘察事实记录(内部留存)”。
这是陈锋在二十五年间,凭借记忆和当时的原始手记,一遍一遍地重写、补充、修订出来的一份完整现场记录。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物证的原始状态,每一个人的站位和每一句话,都被他用黑笔写了下来。修改的地方用红笔圈着,边缘处用蓝笔加了注释。三个人翻看了将近二十分钟,没有人说话。
“陈师傅,”老猫放下了稿纸,“您有没有在档案里提过一个细节——就是您和保卫科长说完‘门锁完好’之后,赵卫国除了反驳您,还说了一句别的话?”
陈锋抬起头,目光忽然变得尖锐起来,像是某个被搁置了太久的开关被重新按下了。
“你怎么知道?”
“周海生说的。”
陈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走到墙边那张合影前面,用手指点了一下照片里的一个人。
“他当时说的不是门。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你们有没有人动过地上的东西?’”
“地上的什么东西?”
“魏东亭的尸体旁边,地上有一块摔碎了的手表。”陈锋说,“表面碎了,表带断了,落在尸体左手大约一米的位置。我当时拍了照片,编了号,放进了物证袋。但后来专案组把物证清单交给我的时候,那块手表不见了。我去问苏组长,苏组长说那块表和案件无关,不予列入。”
“什么表?”孙浩然的语速突然加快了。
“梅花牌。老款全自动机械表。九十年代初港务局发过一批,作为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奖品。魏东亭有一块。但最关键的不是这个——”陈锋转身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素描图,是他凭着记忆画的那块手表的样式。表面碎裂,时针和分针分别停在十点零八分和四十二秒左右的位置。
“机械表在剧烈撞击下会停摆。那块表停的时间,就是魏东亭头部遭受致命重击的时间。”
老猫感到自己的血液在一瞬间加快了流速。
“十点零八分。这个时间点,您有没有对照过其他证据?”
“问题就在这儿。”陈锋把素描图放下,“专案组公布的案发时间,是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依据是当晚十点五十五分,有一个码头巡逻员路过二号仓库附近,看到仓库的灯还亮着。专案组据此推断,魏东亭是在十一点之后被凶手杀害的。但如果手表停摆的时间是十点零八分,那凶手在十点零八分就已经动了手。那十点五十五分的灯——是谁开的?”
老猫的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
如果死亡时间是十点零八分,那么从十点零八分到十点五十五分之间,有将近五十分钟的空白。这五十分钟里发生了什么?凶手为什么在杀人之后还在仓库里停留那么久?灯是谁开的?是不是有人——不止一个人——在灯光下,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您有没有把这个时间矛盾写进鉴定报告里?”
“写了。写在技术描述里。但技术描述最后没有进入案卷。”陈锋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专案组说,技术描述是技术员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专案组的统一判断。苏组长亲口告诉我——‘法医都没有在鉴定书上写明精确死亡时间,你一个搞门锁的,操这份心干什么?’”
“法医是谁?”孙浩然问。
陈锋翻开那份他自己写的现场记录,翻到最后几页,指了一个名字。
“市局法医鉴定中心副主任医师,韩炳坤。他做的尸检。他的鉴定书上只写了‘死亡时间:四月十五日晚间’,没有写具体钟点。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不写,他只回了一句话:‘写得太清楚,以后改起来麻烦。’”
老猫和孙浩然同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韩炳坤。这个名字在之前所有的资料里都只是顺带提过一次,没有任何人关注过这个躲在法医鉴定中心里、只和尸体打交道的男人。但此刻老猫突然意识到,韩炳坤可能是整个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他是唯一一个掌握魏东亭死亡时间真相的人。而他选择了把真相模糊化。他不是不能说。他是不想说。
“韩炳坤还活着吗?”老猫问。
陈锋走到窗边,拉开深蓝色窗帘的一角,让一缕阳光透进来。阳光下他的脸显得更加苍老,皮肤上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但那双眼睛里却闪烁着某种和老猫第一次看到孙浩然时一模一样的光。
“活着。你们去鹭洲市中医院找他。他退休之后一直在中医院坐专家门诊。但你们要快——”陈锋转过头来看着他们,“因为你们来找我的消息,很快会传出去。就像周海生,就像林素音。你们每找一个人,那个人就会被重新注意到。二十五年前那台停摆的钟,已经重新开始走了。你们要赶在有人按下暂停键之前,把能拿到的都拿到。”
老猫和孙浩然走出陈锋家的时候,阳光正猛。鹭洲四月的太阳晒得柏油路面上的水迹蒸发成一缕缕白汽,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潮湿而灼热的腥味。他们沿着湖里区的老街道往地铁站方向走,经过一排排九十年代建成的机关大院,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黑。
走到地铁站口的时候,老猫的手机又响了。
又是一封邮件。发件人地址和上一次不同,但同样是那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字母数字组合。这一次邮件正文比上一次长得多——
“韩炳坤手里有原始尸检记录。专案组报告里的那份不是他写的。他写了真的,被退回去重写。真的那份他藏起来了。去找他,说四个字:表面伤痕。”
老猫把手机递给孙浩然看。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封邮件的语气、节奏、透露信息的方式,和前一封如出一辙。如果前一封是顾敏之发的,那这一封也是。顾敏之不仅知道他们去了周海生那里,还知道他们刚从陈锋那里出来,甚至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去哪里。
“她怎么知道的?”孙浩然的声音有些发颤。
老猫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了看四周。地铁站口人来人往,上班族、买菜的老人、拖着行李箱的旅客,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在看他们。
但他知道有人在看。
不是在地铁站口,不是在街道对面,而是在某个更高的、俯瞰一切的位置上。就像码头上的塔吊司机,坐在离地几十米的驾驶室里,看着脚下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被搬来搬去,看着每一个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和谁接头、说了什么。而那个坐在塔吊驾驶室里的人,二十五年来,一直没有下来过。
老猫把手机收好,和孙浩然一起走进了地铁站。
电梯缓缓下降,把四月的阳光一点一点地切掉,把两个人沉入地下隧道的白光和人潮的喧嚣里。老猫的手一直插在上衣口袋里,指腹反复地摩挲着那把铜钥匙的边缘。钥匙已经被他的体温捂热了,但他知道,真正能打开那道门的,不是这把钥匙。
是韩炳坤藏在某处的,那份从未被修改过的尸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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