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傍晚开始落的。
海澜港的秋雨不急不躁，细密得像一层灰纱，把整条旧货街罩得朦朦胧胧。老猫蹲在“老方旧物”店门口的帆布棚底下，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在一堆发霉的录像带里漫无目的地翻搅。他刚从里面服完十五年出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样，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每一样都让他觉得自己像个从坟里爬出来的鬼。唯独这条老街，还是那股子馊抹布和铜锈混在一起的味儿，没变。
他的手指突然顿住了。
一盘黑色外壳的DV带夹在一摞九十年代的卡拉OK录像带中间，外壳上贴着一张指甲盖大小的标签，圆珠笔的字迹已经褪得几乎看不见，只能勉强辨认出一行小字：一九九八年四月，港务局。
老猫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老方，这个多少钱？”他把DV带举起来，尽量让声音显得随意。
店主老方正趴在柜台上看手机里的短视频，头也没抬：“那堆统货，一块钱一盘，自己挑。”
一块钱。十五年的牢狱，两百多个死鬼，一个时代的结局，就值一块钱。
老猫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钢镚丢在柜台上，揣着那盘DV带走进了雨里。
他住的地方是港口区一栋待拆迁的筒子楼，月租一百二，隔壁住着几个在码头扛活的外地人。房间里除了一张铁架子床和一台从二手市场花三十块钱淘来的旧DVD播放器，什么都没有。老猫脱掉湿漉漉的外套，把DV带推进播放器的卡槽，然后盘腿坐在床上，按下了播放键。
电视屏幕先是跳出一片雪花，接着画面稳定下来。镜头晃晃悠悠的，一看就是手持拍摄，画质粗糙，色彩偏冷，带着那个年代模拟信号特有的颗粒感。
镜头扫过一排排黑色的中山装和白色的纸花。
老猫的瞳孔骤然收缩。
他认出了那个地方——海澜港务局大礼堂。他这辈子只进去过一次，但那里的穹顶壁画、红木主席台、两侧垂地的深蓝色绒布窗帘，他死也不会忘。那是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港务局为一个人开了一场追悼会。
镜头终于对准了主席台上方悬挂的巨幅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大约四十出头，国字脸，浓眉，嘴唇微微抿着，神情严肃而端正。他穿着一身熨帖的港务局制服，肩章上的徽记在闪光灯的映照下微微发亮。
“魏东亭。”
老猫几乎是咬着牙念出这个名字的。
画面里，港务局当时的局长——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人——正站在麦克风前念悼词。他的声音带着那个年代干部特有的腔调，抑扬顿挫，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念红头文件。
“……魏东亭同志是我局缉私工作的杰出代表，他忠诚履职、刚正不阿，在与不法走私分子的斗争中，因公殉职，献出了年仅四十三岁的宝贵生命……”
老猫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公职人员的铮铮誓言，是我们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的楷模。他的牺牲，重于泰山……”
“放屁。”
老猫的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猛地按下暂停键，画面定格在局长那张慷慨陈词的嘴上。老猫死死盯着屏幕，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翻涌，像是一股被压了十五年的瘴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记忆里的魏东亭，和悼词里那个“楷模”，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老猫记得很清楚。
一九九七年秋天，他第一次见到魏东亭。那时候老猫还不叫老猫，叫俞建民，是温锦昌手下管账的人。那天的饭局设在海澜港档次最高的“潮音阁”酒楼，做东的是温锦昌，主客就是魏东亭。
魏东亭来的时候没穿制服，换了一身藏青色的夹克，表情比照片里松弛得多，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温锦昌迎上去和他握手，两个人寒暄了几句，熟络得像多年的老友。
席间温锦昌递过去一个牛皮纸信封，厚度大约有两指宽。魏东亭接过去，既没有推辞，也没有打开看，随手就揣进了夹克的内兜里，动作流畅得像是在收一包烟。
“魏处长是爽快人。”温锦昌笑着举起酒杯，“往后码头上那点事，您多担待。”
魏东亭和他碰了一下杯，说了一句老猫至今记忆犹新的话。
“老温，你知道我这个处长的位置，一年到头能拿多少工资吗？一万二。”
他顿了顿，把酒喝干，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温锦昌一眼。
“所以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工资。”
满桌的人都笑了。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共同掌握了某种秘密之后的松弛与畅快。
后来老猫从温锦昌那里知道，魏东亭的胃口远不止“两指宽”。他拿的份额在整个港务系统里都排得上号，而且他还有一个让人不得不服的绝活——他拿了钱，但从来不留下任何把柄。他不要银行转账，不收房产，不碰珠宝字画，只要现金。每隔一段时间，温锦昌的人会把成捆的钞票装在编织袋里，像送白菜一样送到指定地点，魏东亭的人取走，全程无接触。
这样的人，是“反腐斗士”？是“因公殉职的楷模”？
老猫按下播放键，画面继续。
追悼会进行到最后环节，局领导和家属代表依次上前向遗体告别。镜头扫过前排，老猫看到了一个穿黑色旗袍的女人，身形瘦削，脸上没有泪痕，神情空洞得像一尊蜡像。那是魏东亭的妻子，老猫记得她姓林。
画面里有一个细节让老猫脊背发凉。
在悼词的末尾，局长用低沉而庄重的语气宣布：“经上级研究决定，追授魏东亭同志‘模范公职人员’称号，其遗属按因公牺牲待遇从优抚恤。魏东亭同志的遗体，将于明日火化。”
火化。
老猫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他记得很清楚，魏东亭的尸体是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被发现的，地点是海关码头二号仓库，头骨碎裂，死因是钝器重击。现场被封锁了整整三天，温锦昌那几天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电话托人打听消息。到了第四天，专案组突然宣布破案，定性为“走私集团报复杀人”，抓捕了温锦昌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不到两个月就把人毙了。
温锦昌本人也在那之后不到三个月被捕，一九九九年初执行死刑。
老猫是因为账本上的笔迹被鉴定出来才进去的。他判了十五年，算是从犯里的从犯，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之所以没吃枪子，不是因为他罪不至死，而是因为他对魏东亭真正的死因一无所知。
对，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相信过“报复杀人”那个结论。温锦昌是生意人，不是亡命徒，他比谁都明白魏东亭这种人死了对他没半点好处——魏东亭是保护伞，不是绊脚石。温锦昌杀魏东亭，等于自己拆自己的台。
但老猫也从来没想过第二种可能。
直到今天。
他盯着电视屏幕上那张被放大到失真的黑白照片，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念头。
如果魏东亭不是温锦昌杀的，那杀他的人是谁？
如果杀他的人不是走私集团，那为什么官方要那么快就定性结案？
如果他真的如悼词所说的那样是个“反腐斗士”，那老猫记忆中那些钞票、那些酒局、那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又是怎么回事？
两套记忆，两套完全矛盾的事实，不可能同时成立。
总有一方在撒谎。
老猫关掉DVD，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破旧的窗框渗进来，在窗台上汇成一滩小水洼，反射着远处码头上忽明忽暗的灯光。
他想起出狱那天，狱警把十五年前入监时没收的个人物品还给他，里面有一本快散架的笔记本，是温锦昌出事前交给他保管的。本子里记的不是账，是一些零散的人名和日期，老猫当年没看懂，也不敢多看，怕被搜出来解释不清。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破旧的蛇皮袋，翻了半天，终于在最底层找到了那本笔记本。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卷曲，散发着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霉味。
老猫翻到最后一页，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灯光，看到了温锦昌潦草的字迹。
只有一行字：
“魏知道得太多。有人要他永远闭嘴。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老猫的手指开始发抖。
他把本子合上，又看了一眼那盘DV带。屏幕已经黑了，但那张黑白照片里的脸似乎还残留在视网膜上，端端正正的，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庄重和体面，像一个被封在琥珀里的标本。
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写。要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写下来，发到网上去。他不相信专案组的结论，也不相信追悼会上的悼词，他唯一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见过魏东亭收钱的样子，听过温锦昌的交代，蹲过十五年的大牢，他有资格说一句：你们说的那个故事，不对。
老猫从枕头底下摸出一部花了三百块钱买的山寨智能手机——这是他出狱后学会用的唯一一种新玩意儿——笨拙地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戳字。他给自己的第一篇帖子起了个标题，叫《我所认识的魏阎王》。
然后他点下了发送键。
帖子发出去的时候，时间显示是凌晨两点十四分。窗外的码头灯光在一瞬间全部熄灭，整个房间陷入彻底的黑暗。老猫听到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汽笛，像是某种古老的警告。
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帖子发出的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有人正对着一台电脑屏幕，看着他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浮现出来。
那个人关掉屏幕，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一个号码。
“老猫出来了。”那人对电话那头说，声音平静得像在汇报天气，“他在写东西。关于九八年的那个案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个苍老而缓慢的声音。
“让他写。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的一面之词，翻不了案。”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档案已经销毁了，物证也没有了，证人死的死疯的疯。他写的东西，充其量就是一篇地摊文学，没有人会当真。”
话筒里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那件事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沉在海底的东西，就不要再去搅了。搅起来，浊的是活着的人。”
电话挂断了。
房间里重新归于沉寂。窗外，海澜港的雨还在下，细密而执拗，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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