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传票是在一个雨天送到看守所的。
傅慎行记得那天的雨不大，但很密，打在会见室的窗户上像有人在外面撒了一把又一把的沙。他在送达回证上签了字，笔迹和以前一样向右倾斜，末笔往上勾。他看着自己的签名，忽然觉得那个名字很陌生——傅慎行。三个字，二十三画，他写了二十三年，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三个字不属于自己。
开庭日期定在十二月十九号。海港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第一审判庭。
剩下的日子在看守所里过得很快又很慢。快是因为每一天的流程都是固定的——起床、点名、吃饭、放风、熄灯——同样的模子印出来的日子，摞在一起就分不清哪天是哪天。慢是因为每一个夜晚他都睁着眼睛躺在铺位上，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庭审时他要说的话。不是辩护词，他的律师说辩护策略要等到庭前会议才能确定。他过的是另一套东西——他要在法庭上说的话，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他以为是真的但被证明是假的，哪些是他到现在仍然分不清真假的。
他发现自己列不出一个干净的清单。每一段记忆都像是被水泡过的报纸，字迹还在，但墨已经洇开了，和背面的新闻混在一起，读出来的内容和原文已经不是同一篇报道。
十二月十九号早上，他被押上了一辆深灰色的囚车。车窗是磨砂的，看不到外面，只能感觉到车子在海港城的街道上走走停停，等红灯，拐弯，再等红灯。车厢里有一股汽油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手铐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撞击着他的腕骨，发出细微的金属声响。
海港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一栋灰色的花岗岩建筑，门口立着四根方柱，柱头上蹲着石雕的獬豸。傅慎行被从侧门带进去的时候，看到台阶下面围了一圈记者，长枪短炮对着囚车的方向，快门声此起彼伏。他低头钻进侧门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不是记者，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而尖利，像是被撕开的布。
“傅慎行！你还我儿子！”
那是谁的母亲？洪斌的？廖凯的？马骏的？他不知道。他没有抬头看。不是不敢看，是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去回应那道声音——是以凶手的身份说对不起，还是以另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说自己也不知道真相。
法庭比他从新闻照片里看到的要大。旁听席上坐了大概七八十个人，前面几排是受害者家属，他能从他们的坐姿和紧握的拳头辨认出来。后面几排是记者和旁听的市民，有人在小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有人拿着手机偷偷拍照，法警在过道里来回走动，每一次快门声响起就会有一个法警往那个方向走过去。最右边靠墙的位置坐着几个穿着明智大学校服的学生，其中一个他认识——陈波。陈波戴了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整个人缩在椅子上，像是在努力让自己变小。他没有看到刘骏。
审判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姓方，短发，戴着金丝边眼镜，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是被刀子削过的木头，干净利落。她宣布开庭之后，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公诉人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穿深蓝色制服，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刮擦声。他先念了被告人的基本信息——傅慎行，男，二十二岁，明智大学机械工程系三年级学生，籍贯南华共和国海西省石坡县。然后他开始念罪名。
“被告人傅慎行被控故意杀人罪，涉及三名被害人——洪斌、廖凯、马骏。另，在押期间，警方查明被告人与一年前发生在明智大学的学生方文同坠楼致死案存在重大关联。综合全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傅慎行站在被告席上，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他没有看公诉人，没有看审判长，没有看旁听席。他的目光落在被告席前面那道低矮的木栏杆上。栏杆的木头已经被无数双手摸得光滑发亮，上面有一道浅浅的凹槽，像是有人用指甲刻过什么东西。他盯着那道凹槽，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公诉人刚才的话——“三名被害人”。三个人。洪斌、廖凯、马骏。他承认了洪斌，但对廖凯和马骏的指控，他至今不知道那些事是他做的还是别人做的。而方文同——一年前的坠楼——他甚至到现在都想不起来那天晚上自己到底有没有去过那栋宿舍楼。
“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什么意见？”方审判长问。
傅慎行握住面前的麦克风。麦克风的金属网罩冰凉，贴在他的嘴唇上像是贴了一片薄冰。
“我杀了洪斌。”他说，声音通过法庭的音响系统扩散出去，在整个审判庭里回荡了一圈又回到他的耳朵里，听起来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但廖凯和马骏——我不知道。我记得自己计划过伤害廖凯。我写了计划，观察过他的行踪，做好了所有准备。但我没有执行。我不记得我执行过。”
旁听席上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在用笔敲着笔记本的边缘。方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法庭重新安静下来。
“那你对廖凯和马骏的死亡有什么解释？”公诉人问。
傅慎行沉默了几秒。他在斟酌怎么说——不是斟酌措辞，是斟酌要不要把那个“梦”说出去。他已经见过周专家，见过邵正阳，他们对“记忆被篡改”这种说法已经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如果他在这里——在法庭上，在受害人家属面前，在记者面前——说出“我梦里做的事被别人变成了现实”，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在编造一个精神病人的童话来逃避死刑。但不说的话，他能说什么？
“有人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梦到的事变成了现实。”他说。
旁听席上的骚动这一次压不住了。有人在后面发出了一声明显的冷笑，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洪斌的父亲，或者廖凯的父亲。方审判长再次敲了法槌，这一次敲得比上一次重。
“被告人，你所说的‘有人’，具体是指谁？”
“我不知道。”傅慎行说，“但那个人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他知道我梦到过什么，知道我把剃刀藏在哪里，知道我枕在枕头下面放了什么，知道我印了什么样的名片。他拿走了我的剃刀，印了一模一样的名片，然后按照我梦里的剧本去执行——在我醒着的时候，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法庭安静了片刻。然后公诉人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个证物袋。透明的塑料封袋里装着一把展开的折叠剃刀，黑色赛璐珞刀柄，刀刃上残留的深色物质已经在实验室里被确认是洪斌的血迹。
“这把刀是你买的吗？”
“是。”
“你在洪斌失踪当晚是否使用了这把刀？”
“我记忆里使用了。但那段记忆——”
“我的问题只有两个选择：是，或者不是。”
傅慎行看着那把刀。刀刃在法庭的灯光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和他在旧货市场第一次打开它时看到的一模一样。他的手指记得刀柄的弧度，他的手臂记得划过皮肉时的阻力。但刘骏说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出门。他的记忆和刘骏的证词之间，必有一个是假的。
“我不确定。”他说。
公诉人放下证物袋，转向审判长。“审判长，我请求传唤证人邵正阳出庭作证。”
邵正阳从旁听席后面的一扇小门走进来。他还是那件深灰色夹克，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更乱了一些，像是刚从外面跑了一圈回来。他坐到证人席上，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角度，然后对着审判长点了点头。
“邵正阳警官，你是本案的侦查负责人。请你就侦查过程中发现的关于傅慎行与被害人廖凯、马骏之间关联的物证，向法庭作简要说明。”
邵正阳打开面前的文件夹。他的手指在纸页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开始说。
“我们在被害人廖凯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沈浪，清理服务’。经过印刷店核实，这张名片与被告人傅慎行委托印制的是同一批次，字体、纸张、油墨成分完全一致。在傅慎行的宿舍抽屉里，我们找到了剩余的十八张名片——他共印了二十张，已有两张在被害人身上被发现。在被害人马骏的笔记本电脑里，我们恢复了一封未发出的邮件，收件人是傅慎行，内容是——‘傅慎行，你不用回复我，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你体内住着的那个人，从来就不是沈浪。’”
邵正阳把文件夹翻了一页。
“此外，我们在傅慎行枕头下面的笔记本里发现了详尽的观察记录，对象包括洪斌、廖凯，以及马骏。记录内容包括三人的作息规律、行动路线、独处时间段和监控盲区。马骏的名字出现在观察记录中的时间，早于马骏被杀至少一周。”
旁听席上又有人发出声音——这次不是冷笑，是一种更沉的、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傅慎行没有转头去看，但他能感觉到有几道目光从旁听席的方向刺过来，灼热而沉重。
“审判长，”邵正阳合上文件夹，“我不做推测，只提供客观证据。本案中确实存在一些无法用常规逻辑解释的矛盾——比如傅慎行对某些关键时间段的记忆缺失与监控记录之间的偏差，比如多名证人对他案发当晚行踪的不同描述。但这些矛盾并不会动摇物证的指向。本案的物证链条是完整的。”
法庭进入休庭前的最后环节。方审判长让傅慎行做最后陈述。他站在被告席上，握着麦克风，看着面前那道被摸得发亮的木栏杆。法庭里所有人都在等他说话，但他发现自己说不出来。
不是无话可说，是话太多了。他可以说“我的记忆不可靠”，但记忆的不可靠不能成为杀人的豁免理由。他可以说“有人在操纵这一切”，但他说不出那个人的名字。他可以说“沈浪住在我身体里”，但马骏的邮件说那个人从来就不是沈浪。他想说的话和能说的话之间，隔着一整片由他自己的记忆碎片构成的荒地。他站在荒地的这一侧，真相在那一侧，而他手里的地图是错的。
最后他说了四个字。
“我认罪。”
方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法槌落下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像是一块石头掉进了深井里，半天没有回音。傅慎行被法警带出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忽然站起来一个人。不是受害人家属，不是记者，不是陈波。是刘骏。他站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子鼓鼓囊囊的，像是装了很多东西。他的目光和傅慎行的目光在法庭的过道里碰了一下，就一下，不到一秒。
然后刘骏转身推开旁听席的门，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逆光里。
傅慎行在回看守所的囚车上反复回想刘骏手里的那个文件袋。他以前见过那个袋子——在宿舍里，在刘骏的书包最底层，压在实验报告和教科书下面。刘骏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袋子给任何人看。他以为那是刘骏的私人信件，或者考研资料，或者别的什么不值得关注的东西。
现在刘骏把它带来了法庭。在最后陈述的环节，在所有人都在听傅慎行说话的时候，刘骏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一只手按在那个文件袋上，从头到尾没有打开。
他是在等什么？
还是说，他带来的东西，不是给今天的法庭看的——是给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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