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火车站是这座城市最脏的地方，也是最干净的。说脏，是因为广场上永远有扫不完的烟头和痰迹，墙角常年积着尿骚味，雨天泛上来，能把人呛出眼泪。说干净，是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被生活洗过一遍，眼神空空荡荡，什么也藏不住。
萧岩到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广场上人不多，几个扛编织袋的民工蹲在花坛边等活儿，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打盹，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列车到站信息，声音被风吹得忽远忽近。
他在找李海山。
老崔给的资料很有限：李海山，三十六岁，在火车站扛包。没有照片，没有具体地址，只有一个大概的出没范围。萧岩在广场上转了两圈，问了好几个等活的民工，每个人听到李海山的名字都摇头。不是不认识，是不想说。
后来他在候车室门口找到了一个擦皮鞋的老头。老头姓孟，在这火车站待了二十年，从绿皮火车时代待到了电气化时代，认识每一个在广场上讨生活的人。
“你找山哥？”老孟把刷子搁进鞋油盒里，“找他干什么？”
“问点事。”
老孟打量了他一眼。萧岩今天穿的是便装，但老孟还是一眼看出来了。
“你是警察。”
萧岩没否认。老孟重新拿起刷子，在一块旧布上来回蹭。
“山哥白天不在这边。他在货场那边卸车皮，在站西，走过去二十分钟。不过你要是去找他，最好别一个人。”
“为什么？”
老孟没回答。他低下头，专注地擦一只早就锃亮的皮鞋，像是那只鞋上有什么旁人看不见的东西需要反复打磨。
萧岩去了站西货场。穿过两条铁路线和一片废弃的集装箱堆场，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和铁锈的味道。远处有一列货车正在卸煤，黑色的粉尘扬起来，在阳光下变成金色的雾。
货场边上有几间临时搭建的铁皮棚子，是装卸工休息的地方。萧岩走进去的时候，棚子里有五六个光膀子的男人正围着一个塑料桶吃盒饭。饭菜味混着汗味，发酵成一种只有重体力劳动者才习惯的味道。
他们看见萧岩，筷子停了。
“我找李海山。”萧岩说。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用筷子朝棚子外面一指。萧岩顺着方向看过去，铁轨边上站着一个正在拧毛巾的人。
李海山比萧岩想象的要矮。大概一米六八左右，身板结实，像一块被反复捶打过的铁。他光着上身，肩膀和后背上有好几道旧伤疤，不是刀疤，更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摩擦留下的增生组织。他正把毛巾里的水拧进一个塑料桶里，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极度专注的工作。
“李海山？”
他抬起头。
他的脸和萧岩想象的不一样。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的长相，反而很平淡，平淡到走在街上都不会有人多看第二眼。五官整齐，眼神稳定，甚至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平静。
“你是谁？”他问。
“新港市刑侦大队，萧岩。”萧岩亮出证件，“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李海山把毛巾搭在肩上，从上到下看了萧岩一遍。那目光不像是被盘问者的紧张，更像是某种经验丰富的评估。
“收容中心的事？”
“对。”
“跟我来。”
李海山转身朝一个集装箱的阴影里走去。萧岩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三步的距离。这是刑警的肌肉记忆，三步之内可以在对方突然动作时有反应空间，三步之外不会显得过分警惕。
集装箱背阴处有一股铁锈味。李海山靠在集装箱上，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压扁的烟，弹出一根递给萧岩。萧岩没接，他自己叼上了。
“前天晚上，你在收容中心吗？”萧岩问。
“在。”李海山点着烟，深吸一口，“我每天晚上基本都在。孙主任给我排的是夜班，管纪律。”
“陈志云是你打的吗？”
李海山吐出一口烟。烟在集装箱之间狭窄的空间里散开，被阳光切成几道斜的柱子。他看着萧岩，没有慌张，也没有愤怒，甚至没有那种被指控时本能的防御姿态。
“不是。”
“但是你知道是谁打的。”
这不是问句。萧岩用的是陈述语气。
李海山把烟夹在指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壮，虎口有厚厚的老茧。长期扛包的人都有这样的手。
“萧警官，你干刑警几年了？”
“八年。”
“八年。”李海山重复了一遍，“那你也算见了不少世面。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抬起头，看着萧岩。货场的光线很强，他的瞳孔缩成了两个小点，但那里面有一种让萧岩不舒服的东西。不是凶狠，而是一种过于透彻的平静，像是这个人已经把所有能害怕的东西都怕完了。
“你觉得一个被收容了三年的人，在这个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正经活儿？”
萧岩没有说话。
“我没有身份证。”李海山说，“三年前判刑的时候收走了，刑满释放以后没还给我。收容中心说帮我补办，到现在也没办下来。没有身份证，就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就只能在火车站扛包。一天扛十二个小时，赚三十五块。这三十五块里，要交十块给收容中心当住宿费。”
他弹了下烟灰。
“你没地方住。正规房东不租给没身份证的人。你只能在收容中心待着，但他们说你不是被收容人员，是临时工。临时工就得干活。你白天在货场扛包，晚上回去当巡视员。你如果不想干，可以，大门开着，你走。但你能走到哪儿去？”
萧岩靠在集装箱另一侧，和他面对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三步的距离和一道烟幕。
“所以你留下来了。”萧岩说。
“对。留下来，至少有口饭吃。”李海山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留下来，就得守里面的规矩。那些规矩不是我定的，但我是执行规矩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萧岩明白了。
李海山在这条食物链上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他不是制定规矩的人，不是从暴力中直接获利的人，但他是那个必须把暴力落到实处的人。收容中心不需要一个对收容人员狠的人，收容中心需要的是一个不狠就活不下去的人。
“陈志云那天晚上做了什么？”萧岩问。
“什么都没做。”
“那为什么打他？”
李海山沉默了几秒。
“因为曹彪需要让他懂规矩。”
“什么叫懂规矩？”
“就是学会不问为什么。”李海山说，“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你问为什么，你就挨打。你挨完打还问为什么，你就挨得更狠。直到你不问了，规矩就懂了。”
“那天晚上动手的是谁？”
李海山从口袋里摸出第二根烟。这一次他没有递给萧岩，自己点上了。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想查的不是我。你想查的是谁在管这个中心，谁定的规矩，谁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变成了里面的‘山哥’。你查这些，需要证据。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动手的是谁，明天这个时候，这个货场上就看不到我了。”
他顿了一下，补了一句。
“而且你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你会在某个水沟里看到我。”
萧岩沉默了。
他想到了老崔给他的那张名单，上面十三个名字，十三次被打伤的人。他还想到了孙立军办公室里那张合影，想到了万国豪签过“存查”两个字的那份报告。这些拼图的碎片越来越多，但每一块都刚好被卡在一个看不见的边框里，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你被判刑那次，”萧岩忽然问，“是因为什么？”
李海山的手停了一下。
“故意伤害。”他说，“打了催债公司的人。他把一个欠债的老太太逼得跳了楼。我把他肋骨打断了四根。”
“你后悔吗？”
“不后悔。”李海山把烟掐灭在掌心，手掌的茧子太厚，烟头烫上去只留下一个黑点，“我只后悔没早到十分钟。早到十分钟，那个老太太就不会跳下去。”
萧岩看着他。货场上的起重机在远处轰轰作响，煤车卸完了一节车厢，轮到下一节，铁轨被车轮碾得嘎吱嘎吱响，像是骨头被拧紧的声音。
“李海山。”萧岩叫了他的名字。
“嗯。”
“你刚才说，你要是不守规矩，就会死在某个水沟里。但你现在守了规矩，你就永远活在这些人给你画的圈里。你打了那么多人，你觉得你还能出来吗？”
李海山没有回答。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掌心那个被烟头烫出的黑点。那个黑点很小，像是他整个身体上唯一一块新鲜的印记。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
“你回去吧，萧警官。”
“李海山——”
“回去吧。”李海山把毛巾从肩上取下来，扔进塑料桶里，“查到最后你会发现，收容中心不是一栋楼，不是几个护工，不是孙立军。它是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不在墙上贴的管理条例里，但它比管理条例更管用。你在外面是警察，在里面什么都不是。”
萧岩站在原地没有动。
“还有一件事。”李海山走到集装箱拐角时停住脚步，没有回头，“陈志云的尸体，你们解剖的时候注意一下脚底。”
“什么意思？”
李海山没有解释。他的身影消失在集装箱堆场错综复杂的通道里，被铁锈和阴影吞没了。
萧岩在原地站了很久。货场的煤灰落了他一肩膀，他用手指掸了掸，灰没有掉，反而在深色衣服上擦出一道更深的印记。他索性不掸了。
他掏出手机，打给老胡。
“老胡，陈志云的遗体还在殡仪馆吗？”
“在。”老胡说，“家属还没来认领。我也在想，他母亲那个情况，可能还不知道。”
“你帮我再验一下他的脚底。”
“脚底？”
“对。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异样。”
老胡沉默了几秒。法医的思维习惯让他在接到这种具体到某个身体部位的指令时不会马上追问，而是先去想可能性。然后他倒吸了一口气。
“你是怀疑……”
“我不知道。”萧岩打断了他，“你先看。看完了告诉我。”
挂了电话，萧岩走出货场。太阳已经升到了正头顶，把他脚下的影子缩成了小小一团。他大步往回走，经过广场时又看到了那个擦鞋的老孟。老孟正收拾东西准备收摊，看到萧岩，手上动作放慢了。
“你见到山哥了？”老孟问。
“见到了。”
“你还好好的？”
萧岩低头看了看自己——两只手、两条腿，肩膀上没有少一块。
“好好的。”他说。
老孟把刷子插进工具袋里，拉上拉链，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哒响了一声。他把小马扎夹在腋下，对萧岩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身走了。
“你是这十年里，第一个找完山哥还能自己走回来的警察。”
萧岩站在原地。火车站的钟楼敲响了正午十二点，钟声在广场上空回荡，淹没了一切其他的声音。
他的手机响了。老胡打来的。
“老萧。”老胡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不一样，像是刚刚跑完步，又像是被人往胸口上砸了一拳。
“你说。”
“陈志云的脚底，被烫过。”
“烫过？”
“烟头烫的。两只脚底，密密麻麻，至少有二十几个烫疤。新旧不一，最久的大概一个月，最新的——”老胡顿了一下，“是死前几个小时内留下的。”
萧岩攥紧了手机。金属外壳在他的掌心里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还有。”老胡的声音继续从听筒里传出来，“我在他的脚趾缝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根头发。不属于陈志云。我马上送去做DNA比对。”
萧岩抬起头。火车站钟楼的指针正在慢慢合拢，十二点过五分。广场上的影子缩到了最短，几乎看不见。
但他知道，在那个他刚刚走出来的灰色建筑里，有些人的影子永远不会消失。它们被拉得很长很长，从地下室的档案柜一直拖到三楼尽头那间挂着“主任室”牌子的房间门口。
而现在，这根头发可能会把其中一个人的影子彻底钉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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