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太足了。
程宇走进去的时候，冷气像一堵墙迎面撞上来，让他裸露在外的胳膊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长条形的会议桌两侧排开，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份装订好的文件，封面上印着红色的“绝密”字样。桌上放了几个保温壶和一次性纸杯，但没有人倒水。
周振邦坐在会议桌的一端，脸色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他的对面坐着郑宏达，市政法委副书记，五十出头，头发染得乌黑，梳着一个与年龄不太相称的偏分。郑宏达正在翻阅文件，神情专注，仿佛这间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秦处长坐在靠窗的位置，金丝边眼镜搁在面前的文件上，正用一块绒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镜片。他看见程宇进来，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别的表情。
程宇在靠门的位置坐下。屁股刚挨着椅子，会议室的门又被推开了。
进来的人让整间屋子瞬间安静了。
骆兆麟，南洋华邦司法部长，五十七岁，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定制西装。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面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额头光洁，目光沉稳，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那种微笑不是亲切，而是一种久居高位的从容——他知道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是谁、想要什么、怕什么。
骆兆麟身后跟着两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一个提公文包，一个端保温杯。两人把东西放好后，无声地退到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动作整齐划一，像排练过。
“开始吧。”骆兆麟在主位上坐下，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稳稳地落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周振邦站起来，把“判官”案件的基本情况做了一遍简报。他说话的时候，骆兆麟一直微微侧着头，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节奏均匀，不快不慢。程宇注意到，当周振邦提到“魏东明直播投票人数已突破八十万”的时候，骆兆麟的手指停了一拍。
“目前的调查进展到哪里？”骆兆麟问。
郑宏达抢先开了口：“我们已经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初步判断是一起模仿性报复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锦海走私贪腐案中某个在逃人员的家属或关系人，利用网络技术制造噱头，目的是抹黑我们司法系统的公信力。”
程宇的手指在桌下慢慢攥紧了。
“嫌疑人身份确认了吗？”骆兆麟又问。
“技术部门正在追踪服务器源头。”郑宏达面不改色地说，“我们已经有几个重点怀疑对象，预计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会有突破。”
秦处长把擦好的眼镜戴上，看了一眼程宇，然后说：“程队长是本案的一线负责人。他可能有更详细的情况要汇报。”
所有目光转向了程宇。
程宇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他站起来，走到会议桌前方，把手中的档案袋放在桌上。档案袋里是他今天早上从明月新村带回来的部分材料——他选择了一些可以说的东西。
“关于嫌疑人的身份，”他开口了，“不是模仿犯。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已经确认。”
会议室里的空气忽然凝固了。
“是谁？”骆兆麟问。
“冯仲。”
这两个字落在桌面上，像两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水面。郑宏达的脸色在日光灯下肉眼可见地白了一层。周振邦的下巴肌肉绷紧了。秦处长依然面无表情，但他擦镜片的手停了下来。
骆兆麟靠在椅背上，右手食指重新开始叩击桌面。节奏比刚才快了一点。
“冯仲已经在八年前被依法执行枪决了。”骆兆麟说，语调依然平稳。
“有证据表明行刑记录被篡改。”程宇说，“我师父——前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郭长海，在八年前就发现了疑点。他的调查申诉被驳回，本人被调离岗位，随后在出租屋内死亡。官方结论是自杀。”
“程队长，”郑宏达打断了他，“你是在暗示当年有人故意放走了冯仲？”
“我没有暗示。我在陈述事实。”
“你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冯仲自己承认了。”程宇说，“我昨天下午在老码头三号仓库接到了他本人的视频。他在视频里亲口讲述了假死的全过程——被关押在国安局南洋分局的地下室，被当作牵制走私案真正幕后人物的活棋子。两年后他逃脱了。这些内容我已经做了录音备份。”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
然后骆兆麟笑了。那个笑容不大，但真实，像是听到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答案。他端起面前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看着程宇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为什么不销声匿迹？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重新出现？”
“因为他想被看见。”程宇说。
骆兆麟的笑容慢慢收敛了。他盯着程宇看了很久，目光变得意味深长。
“一个想被看见的人，和一个想让某些东西永远不被看见的人，有时候会撞在一起。”他说，“程队长，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面对的是一个案子和一群可能在暗中干预调查的人。”
“不。”骆兆麟摇了摇头，“你面对的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往往活不长，坏人往往藏得深。你师父就是一个好人。”
程宇愣住了。
“我认识郭长海。”骆兆麟的声音低沉下来，“八年前，他在调查锦海走私案的时候，曾经通过一条秘密渠道，把一份调查报告送到过我手里。那份报告里提到了冯仲未死的可能性。我当时是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我把报告转给了纪律检查部门。三天后，纪律检查部门回复我——查无实据。又过了一周，郭长海就被调离了专案组。”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圈在座的人。
“今天我要说的是，不管当年是谁放走了冯仲，不管当年是谁害死了郭长海，不管当年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我在这里，就是为了让这些事不被埋掉。”
会议室里响起了几声零星的掌声。郑宏达拍得最响，脸上的表情却像是在咬着牙。
会议在十一点四十分结束。程宇收拾东西时，骆兆麟的秘书走过来，低声说，部长请你在停车场等一下。
停车场的电梯口，骆兆麟一个人站在那里，秘书和司机在车里等着。阳光从停车场的通风口斜射下来，在他银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
“刚才会上我没说完。”骆兆麟说，“郭长海那份报告里，除了提到冯仲未死，还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谁？”
“我。”
程宇没有接话。
“郭长海怀疑我在锦海走私案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他没有证据，但他就是那种会怀疑一切的人。”骆兆麟看着程宇，目光坦诚得让人无法质疑，“我要告诉你的是，他的怀疑是对的——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对。我确实参与了锦海走私案，我参与了怎么把那些藏在系统内部的大鱼捞出来。但我失败了。我捞到一半，就被上面的人按住了。他们告诉我，再捞下去，网要破了。”
“所以你放弃了？”
“我选择了活下来，坐到更高的位置，等着有一天能重新把网撒下去。”骆兆麟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里面是你师父当年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希望有人能记住他，记住他在查的事。现在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是他最该记住的人。”
程宇接过信封。信封的纸质已经发脆，上面写着“骆副检察长亲启”几个字，是老郭的笔迹。
“你相信冯仲吗？”骆兆麟忽然问。
“什么意思？”
“他说他想被看见。你相信吗？”
程宇没有回答。他确实不知道。在他追查的一切线索里，冯仲的形象始终像一个从多个角度拼贴出来的剪影——老郭口中那个因怕穷而贪的孤儿，视频里那个冷静得像手术刀一样的叙述者，直播画面背后那个冷酷的审判者，以及天台上那个在黑暗中留下呼吸声的幽灵。
哪一个是真的冯仲？还是每一个都是？
“小心郑宏达。”骆兆麟临走前说了最后一句话，“他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程宇回到车上，拆开老郭写给骆兆麟的信。信不长，只有两页纸，字迹一如既往地潦草，写到激动的地方，钢笔把纸都划破了。
信的最后一段，老郭写道：
“骆检，我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被你看到。如果看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我要说一句话——这个案子里，每一个人都在说谎。冯仲说谎是为了活着，魏东明说谎是为了脱罪，郑宏达说谎是为了保位。而我说谎，是为了查下去。我对外说我已经不查了，其实我每天都在查。我快要摸到顶了。顶上面站着一个人，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正在看着我。”
程宇把信折好放回信封。窗外的城市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八十万人正在直播间里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而这座城市的一千二百万人口照常上班、吃饭、午睡，仿佛那场残忍的投票只是手机上滚动过的一则普通新闻。
他发动车子，驶出停车场。后视镜里，他看到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秦处长的车。秦处长坐在驾驶座上，正在打电话。他看见程宇的车经过，没有跟上来，只是透过车窗玻璃朝他投来短暂的一瞥。
手机震了。直播间通知：距离魏东明处决投票截止，还剩五十七小时。
程宇把手机丢在副驾驶座上。他现在要去的不是市局，不是老码头，不是明月新村。他要去找一个人——那个每年给明月新村302室交房租的人，那个戴着兜帽在天台留下呼吸声的人，那个说自己“早就死了”却让八十万人盯着他看的人。
冯仲的藏身之处，他已经有了模糊的猜测。
不是因为线索。而是因为老郭在录音带里不经意提到的一句话：冯仲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明月孤儿院。
一个被整个世界忘掉的人，只会回到那个唯一记得他的地方。
程宇踩下油门，朝城北的明月孤儿院驶去。收音机里传来午间新闻，主持人用标准的播音腔念着一条消息：司法部长骆兆麟今日抵达新锦市，将亲自督导“九一三网络犯罪案”的侦破工作。
九一三网络犯罪案。这就是官方给判官直播定下的名称。一个四平八稳的标签，像一张创可贴贴在裂开的伤口上，试图盖住底下仍在淌血的腐肉。
程宇关掉收音机。前方的路逐渐变窄，高楼大厦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老城区低矮的骑楼和斑驳的砖墙。几个放学的孩子穿着校服从他车前跑过，笑声被海风吹散。路边的茶餐厅里坐满了吃午饭的人，电视机吊在天花板上，屏幕上似乎正在播放什么新闻。隔着玻璃，他看见好几个人抬起头盯着电视，嘴里的饭忘了嚼。
那一定是判官直播间的画面。
这座城市正在被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俘获。而所有人，都在心甘情愿地充当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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