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姆帕港老城区有一条街，地图上标注为“渔人巷”，但本地人叫它“盐巴街”。
名字的由来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因为街尽头曾经有一座盐仓，也有人说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人命都咸——像被海水腌透的鱼，再怎么晒也晒不干。
阿琼在盐巴街中段找到那扇门的时候，天刚下过雨。积水从破损的雨棚边缘滴下来，砸在铁皮台阶上，节奏不均匀，像一个心律不齐的人在敲钟。
门上没有招牌，只有一个用粉笔写的数字：47。
他在门上敲了三下，停顿，又敲两下。这是那条匿名短信里交代的暗号。
门开了一道缝。一只眼睛在缝隙后面打量他，眼白泛黄，瞳孔像两颗钉子。
“谁介绍的？”
“没人介绍。”阿琼按照短信里的说法回答，“我自己找来的。听说你们需要修冷柜的人。”
门缝又宽了一点。那只眼睛从上到下扫了他一遍，最后停在他手里的工具包上。包是旧的，帆布面沾着油渍和锈迹，一看就是干活的人用的东西。
门开了。
屋子里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是一个被改造成会客厅的仓库。四面墙上贴着褪色的航海图，角落里堆着船用零件和成箱的走私香烟。一盏裸露的灯泡从房梁上垂下来，照着中间一张折叠桌和几把塑料椅。
桌边坐着三个人。两个年轻男人，皮肤黝黑，手臂上纹着同样的锚形图案，应该是打手。中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夏威夷衬衫，脖子上的金链子在灯泡下反着暗沉的光。
胖子抬起下巴看着他。
“修冷柜的？”
“船用冷冻系统。”阿琼把工具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露出里面的制冷剂压力表、铜管扩口器和一整套扳手，“压缩机、蒸发器、冷凝管路，都能修。六年经验，散货船、冷藏运输船、远洋渔船都做过。”
胖子没有看那些工具。他看着阿琼的眼睛。
“你叫什么？”
“阿琼·瓦尔马。”
胖子沉默了几秒。这个名字在恰姆帕港的船舶维修圈子里并不陌生。阿琼在设计院的时候经手过不少项目，业内口碑很好。一个技术过硬、证件齐全的冷冻系统工程师，在任何一家船运公司都能找到体面工作。
“你这种水平的人，为什么要来找我们？”胖子的声音很平，但问题本身是一把刀，“港务局那边随便哪个外包公司都愿意要你。跑来盐巴街，图什么？”
阿琼早有准备。
“我在港务局那边的项目出了事。一批冷藏货在运输途中变质，货主损失很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索赔通知函，上面盖着一家贸易公司的印章，“他们要我赔。法院传票已经在路上了。港务局暂时停了我的资质。”
胖子接过通知函，在灯下仔细看了看。印章是真的。信函的措辞和格式也完全符合瓦萨尼海事仲裁的标准流程。
当然是真的。拉维在U盘里附了一份港务局内部的人事纠纷数据库，阿琼找了一个已经被裁定为不可抗力免责的案件，改了日期和当事人名字，打印出来。印章是从港务局档案室顺出来的废纸上裁下来，用胶水重新贴合后扫描复制的。
胖子把通知函还给阿琼，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
“你想赚快钱。”
“够快就行。”
胖子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打量了阿琼很久。然后他笑了。
“行。测试一下。”
他朝其中一个打手摆了摆下巴。打手站起来，领着阿琼穿过仓库，走进后面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房间里是一个船用冷冻压缩机组的全尺寸模型。阿琼一眼就认出了型号——日系品牌，二十年前的老款，恰姆帕港至少有一半的老旧渔船还在用这种设备。机器正在运转，但声音不对。正常的压缩机应该发出稳定的低频嗡鸣，但这台机器每隔几秒就会出现一次卡顿，伴随着金属摩擦的尖细杂音。
“这台机器有问题，”打手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找出问题，修好它。”
阿琼蹲下来，先用手背试了试压缩机外壳的温度。偏高。他拧开注油口的螺塞，用一根铜丝蘸出一点冷冻机油，对着光看。油液发黑，里面有细小的金属碎屑。
他接着检查了冷凝器管路。手摸到冷凝管弯头处时，指尖感觉到了一个鼓包。管壁在高压下发生了微小变形，内部可能有堵塞。
“压缩机油路堵塞，吸排气阀片磨损严重。冷凝器高压管路有局部阻塞，导致排气压力超标。”阿琼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油污，“这台机器还能转，但最多再撑一个星期。要修的话，得换阀片组，清洗油路，疏通冷凝管弯头。”
打手没有说话。他走到机器旁边，打开一个阿琼没有注意到的检修面板。里面贴着一张记录表，上面是三天前另一个技师写的诊断结论。
结论一字不差。
打手合上面板，朝走廊方向喊了一声：“过了。”
回到会客厅的时候，胖子的态度明显变了。他叫人给阿琼倒了一杯茶，自己点上一根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上升。
“我姓帕蒂尔，”胖子说，“蓝洋水产的人事经理。大家都叫我帕蒂尔先生。”
蓝洋水产。海德拉系列的船东。西塔拉姆·帕蒂尔担任董事的公司。
阿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借这个动作掩盖手指的收紧。他面前的这个胖子，是那条运送人口的海上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我们有一艘船，海德拉7号，下周出港。”帕蒂尔弹了弹烟灰，“船上的冷冻系统一直不稳定，上次出航差点坏在海上。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冷冻工程师随船。”
“多久？”
“两到三个月。远洋作业，中间不回港。”
“工资？”
“三十万卢比。出海前付一半，回来付剩下的一半。”
这个价格是正常行情的五倍。阿琼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拿这个价钱的随船技师，从来不是为了修机器才上船的。他们要么是债台高筑走投无路，要么是有把柄握在公司手里，要么是压根没打算活着回来。
但他只是点了点头。
“行。”
帕蒂尔盯着他又看了一会儿，然后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摊在桌上。是一份船员临时雇佣合同，条款密密麻麻，最后一条用极小的字号印着一行字——
“受雇方自愿放弃在公海作业期间向任何司法管辖区提起劳动仲裁或人身损害索赔的权利。”
阿琼在合同上签了字。
他走出盐巴街47号的时候，雨已经完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被雨水洗过的石板路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斑。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门口那个用粉笔写的“47”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像一行被刻意抹掉的字。
与此同时，四百公里外的瓦萨尼首都大学城里，米拉·夏尔马的室友普里雅坐在一间咖啡馆的角落里，对面是一个穿深色衬衫的男人。
男人自称是记者，来自瓦萨尼的一家独立调查媒体“灯塔新闻”。他通过普里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寻人启事联系到她，说自己在做一篇关于戈帕尔海滩失踪案的深度报道。
普里雅把能回忆起来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他。海滩露营、深夜的袭击、医院里混乱的处置、米拉失踪前最后说过的话。
“她说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男记者问，“任何不同寻常的细节。”
普里雅想了想。
“她出院那天早上，接到过一个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但她接完电话之后脸色很差。我问她怎么了，她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他们说那晚的事不是偶然的’。”
男记者的笔在本子上顿了顿。
“她有没有说‘他们’是谁？”
“没有。”普里雅摇头，“她当时很害怕，我问什么都不肯再说了。然后她说要去药店买药，就出了门。”
“她的手机还在你那里吗？”
普里雅从包里掏出一部手机。米拉的手机，她失踪时没有带走。普里雅用充电器把它充满，一直保留着。
男记者接过手机，在征得普里雅同意后翻看了通话记录。最后一个来电是一个本地号码，回拨过去是空号。倒数第二个来电来自一个未显示号码的加密电话，通话时长四十七秒。
他继续翻看米拉的相册。大部分是大学日常的照片，但在一个名为“课程资料”的隐藏文件夹里，有十几张完全不同的图片。拍摄日期分散在过去三个月，内容是恰姆帕港的码头、集装箱堆场，以及一张远洋渔船的照片。
照片拍得不算清楚，角度歪斜，像是在隐蔽状态下匆忙按下的快门。但那艘船的船名还是能辨认出来。
海德拉5号。
米拉·夏尔马，新闻系四年级学生，在失踪前三个月一直在秘密拍摄蓝洋水产公司的船只。
男记者把手机收进自己的包里。他对普里雅说这些资料可能对调查很重要，需要带回编辑部做技术分析。普里雅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了。
她没有注意到，男记者走出咖啡馆后，没有朝报社的方向走。他拐进一条小巷，拿出自己的私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他的语气和刚才采访时完全不同，变得简洁而紧张，“那个女学生，米拉·夏尔马，她在出事前拍到了海德拉5号的照片。手机现在在我手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销毁。”
“明白了。”
男记者挂断电话，从包里取出米拉的手机，拆掉后盖，拔出SIM卡和存储卡。他把SIM卡掰成两半扔进下水道，然后把手机放在地上，用鞋跟踩碎了屏幕。碎片被他捡起来，分别丢进了三个不同的垃圾桶。
他叫拉杰·库马尔。确实是“灯塔新闻”的记者，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蓝洋水产公司公关部的编外顾问，月薪五万卢比，专门负责处理可能影响公司声誉的敏感信息。
米拉的手机在三个垃圾桶里安静地躺着。屏幕碎裂，主板断裂，存储卡被拉杰塞进自己钱包的夹层里，准备回办公室后用磁铁彻底销毁。
但拉杰不知道的是，米拉生前最后一次打开相册的时候，系统自动将照片备份到了一个云端账户。账户的用户名是她的学号，密码是她养的猫的名字。
而这个云端账户的登录提醒，在她失踪后的第七天，被发送到了她设置的备用邮箱——室友普里雅的邮箱里。
普里雅会在三天后发现这封邮件。届时她将看到那些在恰姆帕港拍摄的照片，以及一个标注着“给普里雅，以防万一”的加密文件夹。
文件夹的密码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天的日期。
阿琼出发去码头的那个早晨，拉维给他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能听到港务局办公室的嘈杂声。
“海德拉7号的出港许可今天批下来了。三天后凌晨三点，高平潮窗口。船长叫安德罗夫，国籍是莫里塔尼亚，实际上原来是东欧某国的人，在黑海一带跑过船。这个人有问题——他以前那艘船在印度洋失踪过两名船员，调查报告写的是‘意外落水’，但当时船上有人匿名指控是他下令动的手。”
阿琼听完，删掉了语音记录。他把工具包打开，检查了每一样东西。制冷剂压力表、铜管扩口器、扳手、电钻、手电筒、备用电池。然后他掀开工具包的底层衬布，把一把用油布包裹的东西放了进去。
那是一把MK3潜水刀。钛合金刀身，锯齿刃口，刀柄尾端带破窗锥。他花了两天时间在恰姆帕港的黑市上找到它，卖家是一个退休的潜水打捞员，收了阿琼三个月工资的价钱。
除了潜水刀，包里还有两样东西。一个防水密封袋，里面装着一部备用手机和两个移动电源。以及一个巴掌大小的塑料盒，里面是六枚自制定向炸药——用工业雷管改装的微型爆破装置，足够炸穿船用钢板，但不能远程引爆，只能定时或者手动触发。
阿琼花了三个晚上在公寓里组装它们。雷管原料来自港口工地上的采石爆破队，他在那里有一个熟人。炸药配方是他从网上学来的，测试过一次，在一座废弃的码头上炸穿了三毫米厚的钢板。
他把工具包拉好，环顾了一眼公寓。这间住了六年的地方，墙上还贴着莉娜画的水彩画——一幅海滩的风景，右下角用彩色铅笔写着“给哥哥”。他把画取下来，卷好，放进一个塑料画筒里。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莉娜的号码。聊天记录停在她出事那天的下午。她发了一张海滩日落照片，阿琼回了一句“注意安全”。
他打字，删掉。再打字，再删掉。
最终他只发了一句话。
“哥来接你了。”
消息发送失败。号码已被注销。
阿琼关掉手机，站起来，拎起工具包。公寓的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几秒，又灭了。
三个小时后，海德拉7号的船长将收到一份最新的随船人员名单。名单里有一个冷冻系统维修技师的名字。他将被分配到二号底舱的工作岗位，负责维护船上所有冷冻设备的正常运行。
他将在上船后的第七个小时，第一次走进底舱。
他将在那里看到一些他这辈子见过最黑的东西。不是黑暗本身——而是被锁在黑暗里的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恐惧，有麻木，有破碎，有已经放弃了一切的空洞。
还有一双眼睛，会在看到他的一瞬间，微微亮起来。尽管那光微弱得几乎看不见。
然后他会对自己说。
还活着。
然后他会开始数。
船上有多少打手，多少管事，多少愿意为了一叠钞票把别人当畜生的人。
他会数得很仔细。因为他要把这些数字记在心里，一个都不漏。
在公海上，没人能审判这些人。
但公海上，也没人能阻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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