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哈洛躺在首都圣玛格丽特医院的外科病房里，左肩缠着厚厚的绷带，纱布底下隐约渗出淡红色的血水。子弹从锁骨下方两英寸处穿过，奇迹般地避开了所有重要血管和神经。主治医生说，这是万幸中的万幸。
但康拉德·哈洛不这么认为。他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看着长子苍白的面容，想起的不是上帝保佑，而是维克托在白桦林边缘合上本子的动作——冷静、精确，像一个完成实验记录的研究员。那发子弹也许确实避开了要害，但朱利安倒下的方式、脸上空白的神情、以及那句“他说得对”，每一个细节都表明：这绝不是走火。
真正的子弹没有打在肩膀上，打在了别的地方。
“爸。”朱利安睁开眼睛，声音嘶哑，“我的猎枪为什么会走火？”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我只记得我站在车旁边，然后听到枪响，然后肩膀很疼。中间那几秒——完全是空白的。”
康拉德深吸一口气。他做了半辈子生意，见过无数撒谎的人，能从眼神和语气的细微变化里分辨真伪。但朱利安此刻的眼神——那是一片被抽干的湖底，连说谎的力气都没有。
“你的猎枪被人动过。”康拉德说，“武器室里那三把枪，在我去检查的时候，只有你的枪管上有消毒水的气味。”
朱利安的眼皮跳了一下。“消毒水？”
“埃弗莫尔精神病院用的是同一种。”康拉德前倾身体，压低声音，“朱利安，你和维克托见过几次面？”
沉默。窗外的枫树正在落叶，枯黄的叶子贴着玻璃窗滑下去，像一只只断了翅膀的蝴蝶。
“五次。”朱利安最终开口，“第一次是你说过的那次，里德咖啡馆。后面四次都是他约的我，每次都很短。他给我看祖父的病历，给我分析我的精神状况，告诉我我大脑里有一些东西是遗传的——是家族血脉里带来的。”
“你相信他？”
“我不确定。”朱利安的声音开始发抖，“但是爸，我二十岁那年站上过楼顶。你不记得了，你那时候在慕尼黑谈生意，是母亲来学校接的我。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失恋想自杀，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天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它一直在说：跳下去。它不是愤怒的，不是悲伤的，它非常冷静，像是在告诉我一个已经被验证了无数遍的物理定律。”
康拉德的手指抓紧了椅子扶手。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过那样的声音。不是叫他跳楼，而是叫他去矿区——去那片被煤灰覆盖的雪地上，找一个矿工的女儿。他没有去。他把那个声音关进了一个铁盒子里，埋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以为它会自己烂掉。
但它没有。它变成了维克托。
病房门被推开，奥菲莉亚和塞巴斯蒂安同时走了进来。奥菲莉亚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毛呢大衣，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眼眶微红，显然来之前哭过。塞巴斯蒂安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包口露出一角哲学课本——即使在来医院的路上，他也没有放下那本书。
“大哥怎么样？”奥菲莉亚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朱利安的额头。
“医生说没有大碍。”康拉德站起来，“既然你们都来了，我有话要说。”
他走到病房门口，确认走廊里没有人，然后把门关上，转过身来看着三个子女。这一瞬间，他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自己不是站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站在一个法庭的被告席上。他的三个孩子是陪审团，而维克托是那个并不在场的检察官。
“关于维克托·哈洛，”康拉德的声音沉重得像灌了铅，“你们都有权利知道真相。”
他把一九四五年的矿区、暴风雪夜、艾琳和弃养协议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说他在父亲的压力下离开了艾琳，说他以为用钱可以了结一切，说艾琳在贫民窟里独自把维克托养到七岁，然后一病不起，孩子被送进了收容所。
“艾琳后来怎么样了？”奥菲莉亚问。
“她死了。一九七二年，死在首都橡树街的一间公寓里。和她一起死的还有三个人。维克托被控谋杀，但因为精神错乱抗辩，没有被判刑，而是送进了埃弗莫尔精神病院。”
“他到底有没有杀人？”塞巴斯蒂安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课堂上追问一个哲学命题。
康拉德沉默了很久。“我不确定。三位精神病专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诊断。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杀死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他的母亲。”
病房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奥菲莉亚捂住了嘴，塞巴斯蒂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朱利安在床上动了动，用一种很轻、很飘的声音说：“他说，他母亲没有给他贫穷。她给了他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知道。他不肯说。”
康拉德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首都的天际线在深秋的暮霭中逐渐模糊。他背对着三个子女，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你们祖父本杰明·哈洛，在一九〇九年被送进埃弗莫尔精神病院，诊断为人格分裂。在那里待了两年零四个月。出院后，他创建了哈洛钢铁公司，用二十年时间建起了这座帝国。”他转过身来，“我从不知道这件事，直到你们祖父去世。伯顿是唯一的知情人。”
“伯顿知道所有的事？”奥菲莉亚问。
“伯顿知道一切。”康拉德苦笑了一声，“他侍奉了两代人，也许比我还了解哈洛家族。但不管他效忠的对象是谁，现在的事实是——维克托已经从精神病院出来了，他手里有祖父的病历，有家族信托基金的章程，还有——朱利安的猎枪。”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敲响了。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走进来。他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一个律师的标准微笑——礼貌、疏离、拒人于千里之外。
“下午好，我是伊拉斯谟·范德林登，维克托·哈洛先生的代理律师。”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向朱利安·哈洛先生送达一份临时监护权申请书的副本。”
“什么监护权？”康拉德大步走过去，从律师手里夺过文件。
文件抬头写着诺瓦联邦首都地区法院，案由是“关于朱利安·哈洛精神状况与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申请”。申请人一栏，赫然签着维克托·哈洛的名字。
“根据诺瓦联邦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第二节，”范德林登律师推了推眼镜，“当直系血亲有合理理由怀疑某家庭成员因精神疾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精神状况鉴定，并在鉴定期间指定临时监护人。我的当事人维克托·哈洛先生，作为朱利安·哈洛先生同父异母的兄弟，具备申请人资格。”
“合理理由？”朱利安从床上撑起身体，绷带被扯动了一下，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他用什么作为合理理由？”
“猎枪走火事件。”范德林登律师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一份文件——那是一份由首都警察局出具的事故报告，“根据现场目击者证词和弹道分析，朱利安先生所使用的猎枪，保险装置完好，扳机力度正常。正常人在清醒状态下，不可能在未扣动扳机的情况下引发走火。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持枪者出现了短暂的精神失常，导致自我伤害行为。”
康拉德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他明白了。那发子弹从来就不是意外——维克托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每一个环节。他频繁约见朱利安，不是为了劝说或胁迫，而是为了观察。观察朱利安的精神状态，寻找他的裂缝，然后把一根撬棍插进去，轻轻一拧。
现在朱利安的精神状况在警察局的官方文件上留下了记录。而维克托，拿着这份记录，用合法的方式申请成为朱利安的监护人。一旦监护权获得法院批准，他将顺理成章地接管朱利安名下的所有股份和财产。
这是一场完美的合法掠夺。
“鉴定听证会将在十五天后举行。”范德林登律师把文件放回公文包，“在此之前，法院不会对朱利安先生的财产进行任何限制。但我的当事人建议——纯粹是出于兄弟情谊——朱利安先生应该主动接受精神治疗。”
律师离开后，病房陷入了一种比枪响更令人窒息的沉默。
奥菲莉亚走到窗边，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她的画展刚刚结束，那些描绘暗室的油画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她忽然觉得，画里那把空荡荡的椅子，此刻正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
塞巴斯蒂安坐在病房角落的凳子上，翻开那本哲学课本，又合上。他想起维克托说过的那个词——“清理”。清理家族的毒素。现在他明白了，维克托的清理，不是杀死，而是剥离。他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掉哈洛家族每个人赖以生存的东西。
朱利安要被剥掉的是自由。
“我不会让他得逞的。”朱利安挣扎着想坐起来，“我要出庭。我要自己证明自己的精神正常。”
“你不行。”康拉德的声音很轻，“那份事故报告一旦提交给法庭，任何法官都会倾向于进行鉴定。你越激烈地证明自己正常，看起来就越不正常。”
“那怎么办？”
康拉德没有回答。他看向塞巴斯蒂安。“你见过他。他是什么样的人？”
塞巴斯蒂安沉默了片刻。“他不是一个疯子。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清醒。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法律会怎么回应每一个动作。他不是在发泄仇恨，他是在完成一个计划。”他顿了顿，“爸，他去过埃弗莫尔的地下档案室，他看过我们祖父的病历。他知道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事。”
“比如？”
“我不知道。但他给我看过这份病历的其中一页。上面写着：家族遗传性精神疾病倾向，建议对其直系及旁系血亲进行追溯性筛查。”
康拉德闭上眼睛，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这场战争还没有真正开打，他已经看到了结局的轮廓。维克托不是带着刀来的，他是带着法律条文、医学报告和家族黑料来的。他的每一步都踩在规则之内，但每一步都在把哈洛家族往规则之外的深渊里推。
走廊里传来护士推着药车经过的声音，轮子在瓷砖地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像是某种机器的齿轮正在咬合。
奥菲莉亚忽然开口了。“我去和他谈。”
所有人都看向她。
“他想让我打开那扇门，”奥菲莉亚看着窗外的暮色，“我在画里画了六年的囚笼，却不知道门外有什么。现在我知道了——门外站的是他。”
康拉德摇了摇头。“你不能一个人去见他。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正是因为不知道，我才要去。”奥菲莉亚转过身来，她的眼睛——那双和康拉德一模一样的深色眼眸——此刻亮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他已经通过画廊接触了我，给我看了我七岁时的素描。他等了我十七年，他一定需要我。一个复仇者如果需要你，就有了弱点。”
塞巴斯蒂安从角落里站起来。“我跟她一起。”
“你？”
“他给过我钥匙。地窖第三层的门。还有祖父的病历。”塞巴斯蒂安把哲学课本塞进帆布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这些。但他说过，我在兄弟三人中，最有可能理解他想做什么。也许他是想让我成为他的某种证人。”
康拉德看着自己的小儿子和女儿，有一瞬间，他觉得他们比他和朱利安都要勇敢。他这一生都在逃避——逃避矿区，逃避弃养协议，逃避父亲冷酷的目光。而他的孩子们，却正在迎向那个他用三十年来躲避的人。
“伯顿会告诉你们地下档案室的位置。”他说，“但记住：无论你们在里面发现什么，先回来告诉我。”
夜幕完全降临时，奥菲莉亚和塞巴斯蒂安离开了医院。他们并肩走过圣玛格丽特医院的石板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你害怕吗？”塞巴斯蒂安问。
“怕。”奥菲莉亚说，“但我更怕继续待在暗室里。”
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首都的夜色里。而医院三楼的外科病房里，朱利安独自醒着，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惨白的日光灯。左肩的伤口在镇痛药的作用下暂时休眠，但另一种疼痛——来自大脑深处的、像被钝刀来回锯动般的疼——正在苏醒。
他想起维克托第一次约见时说的那句话：“你看起来比你父亲更疲惫。”
那时候他以为是一句羞辱。现在他懂了，那是一份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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