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浩接到雪乃的电话时，正在警察厅档案室里翻找一份三十九年前的矿难报告。他的手指上沾满了旧档案袋的灰尘，衬衫袖口卷到手肘，桌上堆着三摞泛黄的文件夹，每一摞都有半米高。电话响了三声他才接起来，用肩膀夹着听筒，手里还在翻一页被虫蛀过的出勤记录。
“崔刑警，”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银杏叶，“我是李雪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见您一面。不是去警察厅。在槿城老城区那家叫‘旧车站’的咖啡馆，您知道那个地方吗。今天下午，几点都可以。有些事，我想当面跟您说。”
她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到有些不正常。不是嫌疑人的紧张，不是受害人家属的悲痛，也不是配合调查的市民那种礼貌性的客气。她的语气更像是一个人终于决定把一件藏了很久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让别人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崔志浩挂了电话，把面前的档案推开，靠在椅背上想了很久。窗外有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走廊里有人在大声打电话，隔壁审讯室里传来嫌犯拍桌子骂脏话的闷响。这些声音每天包围着他，是他职业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背景音，但此刻它们都变得很远，像是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他脑子里只有那个女人的声音——轻轻的，稳稳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像一把没有重量却锋利无比的刀。
“旧车站”咖啡馆开在槿城老城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由废弃的火车站售票厅改建而成。店门很小，夹在一家旧书店和一家卖手工皮鞋的老铺子中间，没有招牌，只在门楣上挂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铁皮灯。崔志浩推门进去时，门上的铜铃发出一声低哑的响。咖啡馆里只有靠窗的位置坐了一个人。
雪乃已经在那里了。她面前放着一杯大麦茶，茶已经不冒热气了，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膜。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松松地交叠在一起，像是在等一个约了很久的人，等了很久。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没有化妆，头发也比平时松散一些，几缕碎发垂在耳际，让她看起来比在审讯室时老了，也更真实了。不是那种刻意展现给外人看的优雅端庄，而是一种褪去了所有保护色的、赤裸的疲惫。
崔志浩在她对面坐下。他点了一杯黑咖啡，然后把笔记本和录音笔放在桌上。他没有开录音笔，只是把它放在两个人视线都能看到的地方，然后掏出烟盒，看了雪乃一眼。她点了点头。他点了一根烟，烟雾在冬日下午稀疏的光线里缓慢升腾，像一道被拉得很细的灰色丝线。
“崔刑警，我今天找您出来，不是以嫌疑人的身份，也不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她停顿了一下，用手指轻轻转动桌上的茶杯，茶杯里的大麦茶跟着晃了一圈，几颗沉在杯底的麦粒翻上来又沉下去。“我想告诉您一些事。关于我，关于朴家，关于我父亲。这些事我在审讯室里没有说，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些事和您调查的案子无关。但后来我想了很久，它们也许不是无关。它们是我活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理由。”
她说完这句话，看着崔志浩的眼睛。她的眼睛在下午的逆光里显得很清澈，清澈到可以看见虹膜边缘细微的色素纹路。
“您问过我，为什么一个李秉熙的女儿会在仇人的家里跪了十年。”她把手从茶杯上移开，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像是在法庭上宣誓。“我现在可以告诉您。因为我嫁入朴家，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的。”
崔志浩手里的烟停在嘴边。
“二十六岁那年，我通过东明集团会长夫人郑明淑的介绍认识了朴正浩。不是巧合——是我花了三年时间，做了一整套假身份，伪造了槿城大学家政系的学历，拿到了东明集团慈善基金会文员的职位，然后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和郑明淑成为朋友。我知道她每周三下午会去新罗酒店喝茶，知道她喜欢在喝茶时聊慈善项目，知道她的社交圈子囊括了槿城所有顶级财阀的太太。我把自己变成了最适合出现在她面前的人——一个出身普通但教养良好、性格温顺但处事周到的年轻女人，一个任何一个财阀太太都会觉得适合介绍给自己圈子里某个未婚男人的女人。”
“他需要一个妻子。一个能在媒体面前保持端庄微笑的妻子，一个能替他打理慈善事务、应付社交场合的体面女人，一个能忍受他无数次深夜不归、无数次出差、无数次‘公司应酬’的包容者。他的上一个妻子因为发现了他的秘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下一个妻子必须是绝不会发现任何秘密的人，或者——发现了也绝不会说的人。”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大麦茶。茶液从她喉咙里滑下去时发出一声很轻的吞咽声。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戴上婚戒的那天起，我就在等待一个时机。不是复仇——单纯的复仇太简单了，不值得我花上整个青春去布一个局。我想要的是证据。我想要证明朴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矿山下面埋着多少具白骨，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洗白了多少笔血债。我想要在我父亲去世的地方，放上一束花，然后告诉全世界，不是事故。”
崔志浩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头。他没有说话，但他的目光一直锁定在雪乃脸上，像是在读一本终于翻到了目录的书。
“然后尹美珠出现了，”她说，声音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不是颤抖，不是哽咽，而是一种更细小的、类似刀刃划过布料的微响，“她那么年轻，那么天真，那么确信自己是被爱的。她以为自己是在和另一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但她不知道——她是在和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年的人争夺一个早就被写好结局的剧本。我看着她，就像看着当年的母亲。母亲也是那样爱过父亲的。她以为只要爱得足够用力，就能把一个人从矿山底下拉回来。她错了。”
“尹美珠也错了。但她的错，不是我造成的。是朴正浩。”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雾，外面的街景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光影，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从窗外走过，身影被雾气拉得很长很模糊，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另一个世界。
“崔刑警，”她收回目光，重新看着崔志浩的眼睛，“您问过我，爱不爱他。我现在可以回答您——恨过。我恨了他十年。每天早上给他擦鞋的时候，每天晚上给他端茶的时候，每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辛苦了’就像在拍一匹老马的时候，我都在恨。但那种恨不是您想象的那种恨。不是咬牙切齿的恨，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恨。是另一种——冰一样冷的、可以放在心里任何角落都不会融化也不会被发现的恨。这种恨甚至不需要报复。它只需要等待。等待他自己把自己毁掉。”
崔志浩把烟蒂摁进烟灰缸里，烟雾在他指间散开又聚拢。他沉默了很久，长到咖啡馆的服务员过来给雪乃换了一杯热茶，又给他续了一杯咖啡，直到两杯饮品的表面都重新升起了白色的蒸气。咖啡的苦味在他舌尖上停留了很久，混着烟草的余味，让他觉得喉咙有些发紧。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很少在这个强硬刑警身上出现的、不易察觉的疲惫。
“朴夫人，您刚才说了很多。关于你的婚姻，关于你的仇恨，关于这十年来你承受的所有东西。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有一件事，您从头到尾没有提过。”他把手放在桌上，向前微微倾身，“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尹美珠怀的是朴正浩的孩子？”
雪乃看着他，没有回答。蒸汽从她面前那杯热茶里升起来，在她脸上投下一层半透明的薄纱。
“您知道那个孩子是个男孩。您知道尹美珠的遗嘱里写着要把全部遗产留给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您知道如果那个孩子活下来，她就会成为东武制钢的继承人——一个继承了朴家血脉的孩子，继续坐在您父亲的白骨堆上吃蛋糕、拆礼物、过生日。您恨朴正浩，恨了十年。”他顿了顿，目光没有移开，“但嫉妒——嫉妒是另一回事。不是吗？”
他最后三个字说得很轻，像用指尖敲了一下玻璃杯。杯子没有碎，但所有人都听见了那道细微的、向四周蔓延的裂痕。窗外的街灯亮了，昏黄的灯光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照进来，把雪乃的脸分成明暗两半。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了一点，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只是看着崔志浩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转身走出了咖啡馆。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冬夜的薄雾里，只留下那杯新换的大麦茶还在桌上，热气袅袅地升上去，又慢慢地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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