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尹美珠又来了。
这一次她没有带点心。她带来了一只行李箱，浅粉色的，拉链上挂着一只毛绒兔子挂件，兔子的耳朵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行李箱立在玄关，像一面旗帜。雪乃看见那只兔子的时候，手里正端着刚煮好的大麦茶，茶杯的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掌心，刚好够烫，又刚好不会让人松手。
“美珠以后就住在家里了。”朴正浩说这话时正在系领带。他面对着玄关的镜子，没有看雪乃。“公司最近事情多，她住在这里方便些。”
雪乃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杯底碰到玻璃桌面时发出一声很轻的响，像是某个人远远地清了一下嗓子。
“好的。”她说。
她走到客房门口，推开门。这间房间一直空着，窗帘是淡蓝色的，床单也是。她每周换洗一次床单，用吸尘器清理地板缝隙里的灰尘，擦拭窗台上那盆从未开过花的君子兰。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房间将来会属于谁，只是觉得一间干净的屋子总有用处。
现在它有用处了。
“需要我帮忙收拾吗？”她问尹美珠。
“不用不用。”尹美珠的行李箱已经打开了，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叠好的衣服，每一层之间还垫着白色的薄纸。她从夹层里拿出一包海苔和一瓶护手霜，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很自然，像是在摆放自己用了很久的东西。
“这个给您。”她突然转身，从行李箱侧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雪乃。
盒子上没有标签。雪乃打开，里面是六块手工巧克力，每一块都做成樱花的形状，花瓣的纹路清晰可见。
“我自己做的。”尹美珠笑了笑，露出那排整齐的牙齿，“社长说您喜欢吃甜的。”
雪乃拿起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可可脂在舌尖融化，甜味很浓，但后味有一丝苦。那一丝苦很轻很薄，像是做巧克力的人在配方里故意加进去的。
“很好吃。”她说。
尹美珠的眼睛亮了一下。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很大，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也更无辜。
下午两点，尹美珠去公司上班了。朴正浩说让她先熟悉一下公司环境。雪乃站在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他们一前一后走出院门。丈夫走在前面，走得很快；女孩跟在后面，步子碎碎的，偶尔要小跑两步才能跟上。
等到汽车引擎声远去，雪乃走进客房。
房间里的空气还残留着那个年轻女人身上的气味。不是香水，是洗衣液的味道，混着一种很淡的体味，甜丝丝的，像是刚出炉的蜂蜜蛋糕。床头柜上的海苔还没有拆封，护手霜的盖子拧得很紧。枕头被躺过，中央凹下去一个小小的弧形。
她打开衣柜。
衣服挂得很整齐。衬衫、裙子、一套运动服，还有一件叠好的睡裙。睡裙是真丝的，淡粉色，领口绣着一朵小小的玫瑰。她的手在睡裙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
在衣柜最底层，压在一叠换洗毛巾下面，她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不是日记本。比日记本更薄，封面是普通的牛皮纸，用橡皮筋箍着，里面夹着一些零散的便条和收据。她翻到第一页，上面用工整的字迹写着一个人名、日期和时间。人名是她丈夫的名字。日期是去年冬天。时间是深夜。
她又翻了一页。第二页的内容和第一页几乎一样，只是时间改成了凌晨。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
雪乃把笔记本合上，塞回原处，用毛巾盖好。然后她走出客房，把门带上，站在走廊里，闭上眼睛。
去年冬天。
那个冬天朴正浩去海东国出了三次差，每次都是三天，每次回来都会带礼物。第一次是一条丝巾。第二次是一对珍珠耳环。第三次什么都没有，他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买。
她记得那段时间他的衬衫上总有一种陌生的味道，不是女人的味道，是药的。消炎药的苦味，混着消毒酒精的刺鼻气息。她以为他生病了，给他熬了三天银耳汤。他喝了，什么也没说。
现在她知道了。他不是生病。他是去海东国看病的，但不是给他自己看。
她睁开眼睛。
电话响了。
她接起来，是一个苍老的声音，用海东国口音的槿语问，这里是朴正浩先生家吗。
“是。”她说。
“我是崔正泰，”那个声音说，“海东国劳工遗属联合会的代表。我想和朴先生谈谈赔偿的事。”
“他不在家。”
“我知道。”那个声音顿了一下，“他这十年都不在家。每一次我们打过去，都是您接的电话。”
雪乃握紧话筒。厨房里的水龙头没有关紧，水滴一下一下砸在不锈钢水槽里，声音很脆，像是在数秒。
“您能帮忙转告他一句话吗？”那个声音继续说，“就说崔正泰还活着。当年他在东武矿山做过三年监工的事，我们手里有证据。如果他不想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法庭上，就拿出诚意来。”
“好的。”雪乃说。
“谢谢您，夫人。”那个声音软下来一些，“您的父亲，是李秉熙先生吧。”
话筒里传出一阵电流的杂音，像是很多年前的雨水落在一只生了锈的铁盆上。
“我是他的朋友，”崔正泰说，“他教我写过化学符号。他说，元素周期表就像一支军队，有些元素天生好斗，和什么都能反应；有些元素藏在最底层，可以沉默一辈子，但一旦遇见对的条件，就能把所有东西都烧干净。他说他最喜欢的是第三十三号。”
“砷。”雪乃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水滴还在砸，一下接一下，像是有人在用指甲敲击玻璃。
“他知道，您也知道。”崔正泰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胸口，“您打算怎么做，夫人？”
雪乃没有回答。
她把话筒放回原位，走到厨房，关紧水龙头。水流断了，最后几滴水落在碗槽里，转了一个圈，顺着排水口流下去，发出类似吞咽的声音。她从兜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打开，里面的粉末还剩下大半。
她看着那些粉末，想起了父亲。
不是五岁那年的父亲。是更早以前，早到记忆已经开始褪色的年纪。父亲把她抱在膝头，用粗糙的手指翻开一本手抄的笔记，指着上面那些弯曲的符号一个一个念给她听。她听不太懂，只记得父亲的声音很温柔，和那些符号的冷硬形状完全相反。
后来父亲被带走了。带走他的那些人穿着同样的制服，皮鞋擦得比她的衣服还亮。他们在她家门口站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们走了，但他们没有走。他们从傍晚站到半夜，然后父亲自己推开门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母亲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父亲在一场事故中去世了。事故。他们用的是这个词。母亲没有哭，她把信纸叠起来，放进一只铁盒里，然后把铁盒埋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
银杏叶落了十四年。母亲也走了。铁盒还在。
雪乃走进院子，手里拿着一把花铲。
银杏树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她蹲下来，避开树根，把铲子插进泥土里。十月的土还有点软，翻起来很轻松。她挖了大约一尺深，铲尖碰到了硬物。
铁盒子比记忆中小。她用袖子擦去表面的泥，发现盒盖上的漆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生了锈的铁皮。打开盒子时铰链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里面没有信。
信被虫蛀了，只剩下几片碎纸，上面的字迹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但在碎纸下面，在盒子的最底部，躺着一本用油纸包裹的笔记本。
她打开油纸。
父亲的笔迹。封面上只写了一行字：“砒石提纯与无味化处理笔记”。
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满了公式和操作步骤，温度控制在多少度，研磨到多少目，如何去除硫磺味，如何让白色粉末在液体中完全溶解而不留任何沉淀。有些页的边角画着简易的装置图，用箭头标明了每个容器的用途。最后一页的底部，父亲用更小的字写了一段话：
“此物无色无味，遇水则溶，入喉无感。微量连续投喂可致慢性脏器衰竭，死亡症状与心脏病无异。用量需根据体重精确计算，误差超过零点零一克可导致过早发作。务必谨慎。务必。务必。”
三个“务必”。最后一个写在纸的边缘，墨迹已经淡到几乎看不见。
雪乃把笔记本合上。
她跪在银杏树下，手里捧着那本笔记，像捧着一只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心脏。周围的落叶被风吹起来，绕着她打了一个旋，然后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膝盖上。
她站起来，把铁盒子重新埋好，把笔记藏在围裙里面，走回屋里。
屋里的灯没有开。傍晚的光线透过竹帘，把她的影子切成一条一条的，贴在走廊的木地板上。她走进厨房，打开燃气灶，坐上一壶水。火焰是蓝色的，在昏暗里跳动，像一只舔舐空气的舌头。
水烧开的时候，院门又响了。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两双皮鞋踩在石板路上的声音，一双沉重稳健，一双轻快活泼。然后是尹美珠的笑声，穿过院子，穿过走廊，穿过半掩的厨房门，刺进她的耳朵里。
笑声里夹着一句话。
那句话被风吹散了一半，但她还是听清了剩下的部分：“今晚我来做饭吧，社长说想尝尝我的手艺——”
水壶的哨声响了。尖利的、绵长的、刺耳的响声灌满整间厨房。
雪乃伸手关掉灶火，把开水倒进暖壶里，动作很稳，没有一滴洒出去。
她把围裙系得更紧一些，感觉到那本笔记本贴着肚皮的凉意。
然后她推开厨房门，走向那个正在玄关脱鞋的年轻女人。
那个女人的鞋也是一双皮鞋，黑色的，鞋面很亮，可以映出走廊顶灯的长条光影。
“需要帮忙吗。”雪乃说。
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银杏叶。但这一次，那片叶子的边缘，有些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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