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察厅回来后，雪乃开始失眠。
不是那种翻来覆去、枕头被汗水浸湿的失眠。是另一种——她可以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呼吸均匀，心跳平稳，甚至能感觉到睡意像潮水一样从脚底慢慢涨上来，一直涨到胸口，涨到喉咙，然后就在即将淹没头顶的那一刻，潮水退了。毫无征兆地、干干净净地退了。留下她一个人搁浅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条从东墙延伸到西墙的细长裂缝。
这是她在这张床上睡的第十二个年头。天花板上那条裂缝她看过无数次，在无数个朴正浩彻夜不归的夜晚，在无数个被噩梦惊醒后无法重新入睡的凌晨。但以前裂缝只是一条裂缝，是她用视线反复描摹的一道无关紧要的痕迹。现在它变成了一道开口，每到深夜就会有东西从那里面掉出来，不是灰尘，不是墙皮，是记忆的碎屑——尹美珠的笑声、朴正浩拍她肩膀时掌心的温度、崔正泰把支票放在供桌上时微微颤抖的手指、珍雅端着红豆汤站在门缝后面的那双眼睛。
这些碎屑掉进她脑子里之后不会沉下去。它们浮在意识表面，像一层怎么也撇不干净的油，让她的所有思绪都变得黏稠而浑浊。白天她还能用做饭、打扫、应付警察的约谈来压住这些东西，但一到夜里，一到她一个人躺在这张双人床上的时候，那些东西就翻涌上来。
最常出现的，是尹美珠的日记。
那本日记是朴珍雅找到的。准确地说，是朴珍雅在搜查尹美珠房间时从衣柜底层翻出来的。她在拿着那本日记站在走廊里，脸上的表情像是一个人在废墟里挖出了另一具尸体——不是惊喜，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已经超出承受范围的麻木。她把日记扔在餐桌上，说你看吧，然后转身回了房间，把门锁上了。
日记的封面是普通的牛皮纸，用橡皮筋箍着，边角被翻得起了毛。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一页都记着日期、天气和当天发生的事情。雪乃花了整整两个晚上读完了它。前半夜读前半本，后半夜读后半本。读到天亮时她发现自己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背靠着水槽下面的橱柜，手里攥着那本日记，指节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
日记的前半本记录的是一段秘密恋情。
尹美珠的文字很直白，不修饰，不抒情，只是像记账一样把每次见面都写下来。某月某日，社长送她回家，在车里吻了她。某月某日，社长带她去看了一套新公寓，说等孩子出生后就搬过去。某月某日，社长说他从来没有爱过妻子，他们的婚姻是一桩交易，是两家之间为了矿山开采权而安排的联姻。某月某日，社长说他迟早会离婚，让她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雪乃读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窗外刚好有一只夜鸟飞过，翅膀扑棱的声音像翻动书页。她把日记放在膝盖上，端起放在手边的杯子喝了一口大麦茶。茶已经凉透了，但还在机械地咽着，像是在吞咽某个必须压下去的东西。
日记的后半本，从大约三分之一处开始，笔迹变了。
不再是流畅的、肆意的、带着恋爱中少女特有的圆润弧度的字体。字迹开始变得尖锐，笔压变重，有些地方笔尖划破了纸背，留下参差不齐的小洞。内容也变了。从恋爱日记变成了某种更接近于病历和控诉书的混合体。尹美珠开始记录她发现的真相。
某月某日。社长的前妻不是离婚后移居海东国，而是被他送进了精神病院。某月某日。社长的父亲不是因病去世，而是被劳工遗属起诉后在家中自杀。某月某日。社长在车里装了窃听器，每天监听他妻子出门后说的每一句话，已经监听了三年。某月某日。社长说如果他妻子知道了他们的事，他会处理掉她，就像他父亲处理掉那些不听话的劳工一样。
读到这里时雪乃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厨房水槽上方那扇小窗。窗外是凌晨四点的槿城，天空是深蓝色的，隐隐透着一层即将破晓的灰白。银杏树的枝干在暗蓝的天幕上勾勒出一些交叉的线条，像是被拆散的字母。她把日记翻到下一页。
某月某日。她跟踪社长去了海东国，在他开会的酒店外面等了一整个下午。傍晚时她从窗外看见他正在签署一份文件，文件封面上印着“东武矿山旧址重建计划”——要把整座矿山改建成垃圾处理厂，所有遗骨将被清理、碾碎、与建筑废料一起填埋。她站在窗外，看着他的笔尖在纸上划过，感到肚子里有什么东西踢了她一脚。那是她第一次感到胎儿在动。
某月某日。她尝试逃走。她打包了行李，买了去海东国的船票，打算回老家躲起来。但社长在码头拦住了她。他没有发火，没有打她，只是用手摸了摸她的肚子，说了一句让她至今想起来都会发抖的话。他说：“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孩子想。我可以让他生出来，也可以让他生不出来。”
某月某日。她开始呕吐。不是孕吐，是恐惧。每次听到他的脚步声，她就想吐。每次看见他打开酒柜拿出那瓶清酒，她就想吐。每次他当着妻子的面对她笑，转过头来却用只有她能读懂的冰冷眼神看着她，她就想吐。
某月某日。她发现了一个秘密。社长的妻子——那个永远安静、永远温柔、永远把所有人伺候得服服帖帖的女人——不是傻子。她看见她站在浴室门外，从门缝里望着跪在马桶前呕吐的自己。她以为那个女人会推门进来，会骂她，会打她，会把她赶出去。但那个女人没有。那个女人只是站在门外，在黑暗中站了很久很久，然后转身离开了。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那个女人和她一样，也是被关在这栋宅子里的人。她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印着爱情，一面印着婚姻。但无论哪一面，都被同一只手攥着。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朴正浩生日宴的前一天。
“明天是他的生日。我必须在宴会上喝下那碗汤，一碗当作两碗，一碗饮鸩止渴的汤。我知道汤里会有什么。但我不敢不喝。我害怕他，胜过害怕死。夫人会站在餐桌对面看着我，她会像过去六个月一样微笑着，温柔地，用那双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说的眼睛看着我。如果我能活到明年春天——不，我知道我活不到明年春天。我只是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然后带着他逃到一个社长找不到的地方。但如果我不能逃走，如果我也死在这栋宅子里，我希望有人能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是一个坏女人。我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梦，在梦里遇见了一个错误的人，然后发现这个梦没有出口。”
雪乃把日记合上。
那一夜她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没有动。天快亮的时候，她听见院子里传来第一声鸟叫。她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坐得太久，关节已经僵硬了。她把日记放进围裙口袋里，系上围裙带子，然后开始做早饭。淘米，切菜，煎蛋。每一个动作都和过去十年一样精确。
但鸡蛋下锅时油溅出来，烫到了她的手腕。她低头看着皮肤上迅速变红的那一小块地方，想起尹美珠日记里“在梦里遇见了一个错误的人”这句话，发现自己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既不是笑也不是哭。它是某种更古老的东西——一种被锁在心底太久的、早已被遗忘在理智之外的、比愤怒和悲伤都更加古老的表情。
她看着窗外。冬天的银杏树光秃秃的，但树干的影子被朝阳拉得很长，一直伸到厨房的窗台上，像一根手指，在玻璃上轻轻叩了一下。然后她转身回到灶台前，关掉燃气，把煎焦的鸡蛋倒进垃圾桶，重新打了一颗鸡蛋。
第二颗鸡蛋煎得很完美。蛋黄完整，蛋白边缘焦脆，撒上一点点盐，盛进朴珍雅专用的那只碟子里。碟子是白色陶瓷的，边缘印着一圈淡蓝色的碎花图案，那是十年前她专门为这个小女孩去瓷器店挑的。
她端着碟子敲了敲朴珍雅的门。门里没有回应。她等了几秒，又敲了一下。依然没有声音。她把碟子放在门口的地板上，转身走开。走到走廊中间时她停了下来，因为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尹美珠日记里提到的那个“监听了三年”的窃听器，她从来没有找到过。
她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里的空气很冷，从门缝里灌进来的冬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又落下去。她的手指抵住墙壁，指尖顺着墙皮慢慢向下滑，触碰到踢脚线和地板之间的那道缝隙。缝隙里有灰尘，有细小的砂粒，有一个被挤压变形的回形针，但她要找的东西不在这里。
朴正浩的皮鞋底藏着砒霜粉末，车载音响里装着窃听器，矿山的尾矿里含着足以致癌的砷化物。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有毒的，而他的世界里那些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毒，最终沿着他亲手铺就的道路流进了他的汤碗，流进他情人的血管，流进他自己那颗从未爱过任何人的心脏。她把日记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朴正浩的书房桌上，用他的钢笔压住翻开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写着尹美珠日记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梦没有出口。”
然后她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冲了一把脸。水很凉，凉到太阳穴隐隐作痛。她抬起头时，镜子里是一个额头湿漉漉、嘴唇发白、眼白布满血丝的女人。那个女人看久了，她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两个女人的脸在镜面上缓缓重叠——左边是尹美珠，右边是她。一个嘴角带着被负心人辜负后的委屈和不甘，一个嘴角浮着被岁月淬炼后的冷静与疏离。她们都被同一个男人爱过，被同一个男人打过，被同一个男人困在这栋宅子里变成彼此的倒影。
她突然想起尹美珠第一次进门那天，站在玄关，手里举着两盒系着工整绳结的点心，牙齿整齐地笑着，手指上的银戒指闪闪发光。那个笑容里没有挑衅，没有恶意，只是一个年轻女人因为某件事而高兴的笑，像是刚刚吃了一颗很甜的水果，以为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她不知道那枚水果里有毒。或者说，她知道——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她早就知道。但她还是咬了下去。因为饥饿。因为爱情。因为她以为自己是唯一能消化这种毒的人。
雪乃关掉水龙头，用毛巾擦干脸，走出浴室。走廊里的日光灯闪了一下，发出一声细微的滋滋声，然后重新亮起来。墙上的日历还是十一月的那一页，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记录着每一份剂量的投喂时间。她伸出手，把日历翻到十二月，露出下面一张崭新的、空白的页面。
她在那页空白最上方写了一行字：“明年春天种什么花。”笔迹工整，和她写在慈善茶会支票上的一模一样，和她写在审讯笔录上的签名一模一样，和她写给海东国遗属的那封信上的每一个字一模一样。她写完这行字后放下笔，去厨房煮大麦茶。水烧开时，门铃响了。一声，停顿，又是一声。接着是急促的、连续的拍门声。她关掉炉火，走到玄关，打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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