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罗莎的眼睛

罗莎·埃斯特维斯说出“两个人”这个短语之后，审讯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三分之一。凯特琳感到自己的手指尖开始发麻——那是在解剖台上遇到意料之外的病理发现时才会出现的生理反应。

“您能描述一下那只手套的更多细节吗？”凯特琳问，声音平稳但语速比平时慢了半拍。

罗莎用粗糙的手指揉了揉眼睛，然后把手放回膝盖上。她的肩膀不再颤抖了，仿佛说出最难的那部分之后，剩余的恐惧反而变得可以承受。

“深棕色。小羊皮。手背上有三个铜扣，扣子上刻着花纹——不是花纹，是字。但我看不懂是什么字。手套的边缘有一圈缝线，线的颜色比皮子浅，是浅棕色的。”她闭上眼睛，像是把记忆中的画面一格一格地回放，“那只手推防火门的时候，食指先接触门板，然后是中指和无名指。小指微微翘着——那个动作很轻，像是怕把门弄疼了。”

罗素翻开笔记本，在其中一页上找到了之前记录的法院物资清单。“格拉斯顿联邦法院法官冬季制服配发的皮手套，标准规格是深棕色小羊皮，手背三颗铜扣，铜扣上刻着联邦司法部的鹰徽。每年十月发放，每位法官两双。整个格拉斯顿联邦司法区目前在职的法官共有七位，其中有资格配发这种手套的只有三位——首席法官、破产庭首席法官、以及第九巡回区驻格拉斯顿联络法官。”

“温斯洛法官本人、塞巴斯蒂安·温斯洛，还有谁？”

“格拉斯顿联邦司法区首席法官艾伦·克劳福德。但他案发当晚在首府参加司法年会，有完整的酒店入住记录和会议签到记录，不在格拉斯顿。”罗素合上笔记本，“所以手套只有两个可能的归属——马库斯自己，或者塞巴斯蒂安。”

凯特琳摇了摇头。“马库斯的手套如果在他的办公室里，凶手可以拿到。如果塞巴斯蒂安是那个戴手套的人，那他在离开议事厅的时候还戴着手套——但他为什么需要戴手套？如果他只是来和弟弟争吵，为什么要戴上制服手套？”

“因为外面冷。”罗素说，“那天晚上零下二度。如果塞巴斯蒂安从首府开车过来，他下车走进法院的时候就会戴着手套。问题不是他为什么戴手套——问题是他离开之后，站在尸体旁边的第二个人是谁。”

罗莎听着两人的对话，嘴唇动了好几次想说话，但都没有发出声音。最终她举起一只手，动作像是在教堂里举手提问。

“还有一件事。”她说，“那只手套——戴在左手。但我之前在这栋大楼里看到过法官们戴手套。他们都是先戴右手，再戴左手。因为右手是写字的手，写字的手不习惯被裹在皮子里，所以法官们在走廊里走路的时候通常会把右手手套脱掉，只用左手戴着手套拿公文包。但这个人的左手手套是反过来的——皮面朝外，衬里朝内，是认真戴好的。就像他特意要让那只左手保持干净。”

罗素和凯特琳对视了一眼。特意戴好的左手手套。温斯洛颅骨上那道从左后方发起的击打，角度精准，力度控制得当，由一个左利手者完成——或者由一个特意在左手上戴好手套以保护指关节和避免留下痕迹的人完成。

“埃斯特维斯女士，”凯特琳蹲下来，平视着罗莎的眼睛，“您刚才说您推开门之后看到了地板上的两只脚——温斯洛法官的脚——伸出在门槛外面。他的脚上穿着皮鞋。但您没有看到他的头。”

“没有。”

“所以他的身体是从门槛往房间内部延伸的。他的头在房间里面，脚在门槛外面。”

“是的。”

凯特琳站起身，转向罗素，声音压得很低。“这个姿势说明他在遭到致命攻击之后试图爬向门口。两次打击，第一次在左后方，击倒了他但没有让他失去意识。他在袭击者离开之后恢复了一些知觉，试图向门口爬——那个他以为是安全出口的方向。然后第二个人出现了，从上方给了他致命一击。温斯洛的头在房间内部，所以第二个人必须站在房间里面才能完成这次打击。这意味着在罗莎推开门的那个时间点，第一个人已经离开或者正在离开，第二个人还站在门槛里面——离她不到二十英尺，中间只隔着一道正在关闭的防火门和一段黑暗的走廊。”

“如果罗莎早三秒钟推开那扇门，她就会和那个人面对面。”

这句话悬在空气中，谁都没有继续往下说。罗莎把脸埋进了手掌里，肩膀剧烈起伏。凯特琳伸手按在她的肩膀上，感觉到工作服下面那具瘦小身躯的剧烈震颤。

“您已经做得够多了。”凯特琳轻声说，“如果不是您把那张照片寄给我们，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帕特里克·萨默斯的名字会被永远埋在服务器日志里。是您让他的名字重新浮上来的。”

罗莎放下手，眼眶通红但没有泪。她吸了吸鼻子，声音沙哑而固执。“还没有浮上来。萨默斯法官只是被记住了——但他没有被伸冤。我父亲在萨尔瓦多教会我一件事。”她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为了纪念他。是为了找出那些把他杀死的。”

审讯结束之后，凯特琳没有直接回法医办公室。她驱车去了格拉斯顿河滨公园，把车停在公园入口处的碎石停车场上。冻雨在午后转成了湿雪，雪花落在挡风玻璃上立刻就融化了，变成一层不断增厚又不断被雨刷刮掉的水膜。

河滨公园在冬天几乎没有人。常绿灌木被修剪成规整的方阵，枯黄的草坪上插着一块“春季植草工程赞助方：格拉斯顿第一国民银行”的标识牌。凯特琳沿着结冰的步道走到河边的长椅区，找了三张长椅才找到她要找的东西。

在那张长椅的铸铁扶手上，钉着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铜质铭牌。铭牌上刻着一行字，字体已经磨损得需要凑近才能辨认。

“爱德华·T·莫斯利。1941年–2019年。美国海军退伍军人。在此长眠。”

但这不是一块正式的纪念碑。铜牌的边缘粗糙不平，螺钉的型号不统一，很明显是私人制作并悄悄钉上去的——也许是某个深夜，某个知道莫斯利故事的人带着电钻和螺丝刀来到这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刻完成了这个非法的纪念仪式。

凯特琳伸出手指，擦掉铭牌上融化的雪水。铜面冰冷，触感粗糙，螺钉的十字纹已经被锈迹填满。她往左走了几步，在距离莫斯利铭牌大约三十英尺的另一张长椅上，找到了第二块铜牌。这块更旧，铜绿已经侵蚀到了字体边缘，但字迹依然清晰。

“帕特里克·J·萨默斯。1951年–2010年。联邦法官。‘法律从它不再平等保护每一个人的那天开始，就不再配被称之为法律。’”

同样的粗糙边缘，同样的非标准螺钉。两个铭牌由同一个人制作并安装。凯特琳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拍下了两块铭牌的特写。然后她在萨默斯长椅上坐下，看向面前灰暗的河水。

格拉斯顿河在冬天流得很慢，水面上漂着细碎的浮冰，冰块互相碰撞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河对岸是联邦法院的铜质天平雕塑，雪花落在天平的两个托盘上，积了薄薄一层白。她想起里奥·杜波依斯把萨默斯的那句话抄在卡片上，放在女儿相框旁边。她想起里奥在档案室里用变形的手指夹住那个棕色信封往衣服里塞的动作。

然后她想起了一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

在案发之前，里奥曾经给温斯洛法官寄过一个棕色信封——玛格丽特·杜波依斯在证词中提到过。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它和温斯洛决定在联邦司法委员会作证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她的手机响了。是罗素。

“我查了里奥·杜波依斯在案发前三个月的法院访客记录。”罗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紧，“他在十月到十二月之间进入法院大楼一共六次。每次登记的理由都是‘会面’。但你猜最后两次他见的人是谁？”

“不是温斯洛。”

“不是。”罗素说，“十月三十日下午，他登记会见的对象是艾弗琳·克罗斯。会面时间四十五分钟，地点在二楼书记官办公室。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他再次登记会见艾弗琳·克罗斯，这次会面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在这两次会面记录之间——温斯洛法官提交了那份要在司法委员会作证的证人陈述书，日期是十一月九日。”

凯特琳从长椅上站起来，雪花从她的外套肩头滑落。她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白雾被风吹散又聚拢。

“里奥去见艾弗琳，然后温斯洛就做出了那个决定。”她说，“里奥给艾弗琳看了什么——或者是里奥对艾弗琳说了什么——促使艾弗琳去说服了温斯洛。”

“或者反过来。艾弗琳拿了里奥带来的某种东西，用在了温斯洛身上。”罗素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们需要重新和艾弗琳谈一次。这次不是关于她和她老板的关系——是关于她到底从里奥·杜波依斯那里收到了什么。”

凯特琳挂掉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她最后看了一眼河岸上那两张长椅，以及嵌在扶手铜牌里的两个名字——两个被同一个系统用不同方式碾碎的人，两个死在同一片灰色天空下的无名者。然后她转过身，朝停车场走去。

她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河滨公园入口处的冬青灌木丛后面，停着一辆深蓝色的轿车。车熄了火，车灯全灭，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深棕色皮手套的人。那人把左手手套上的三颗铜扣一颗一颗擦得锃亮，然后发动了引擎。

轿车无声地滑出停车位，跟在凯特琳的车后面，保持着一个红灯的距离。雪下得更大了，车辙在路面上交错重叠，很快就分不清哪一道属于追踪者，哪一道属于被追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