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送到林朝雨手里的那天,河阳省女子监狱的会面室里发生了一件小事。
说小,是因为在整个青石镇案再审的大背景下,这件事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但方如初知道,这不是小事。这是苏眠用了二十年时间写下的最后一封信。林朝雨接过笔记本的时候,手铐的铁链在桌面上拖出一道沉闷的响声。她没有翻开第一页,而是把本子合着贴在胸口,贴了很久。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方如初隔着玻璃看着她,忽然意识到林朝雨在念什么——她在念苏眠的名字。一遍,两遍,很多遍。像是在用手心里的温度确认——这个孩子还活着。
然后林朝雨翻开了笔记本。她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每一页都停很久。翻到名单那几页的时候,她的手指在每一个名字上轻轻摩挲过去,像在摸一群失散多年的孩子的脸。马玉兰、蒋厚德、方如初、江屿、刘洋、曲秀兰。她看到曲秀兰的名字时停顿了一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着苦涩和释然的表情。她知道曲秀兰。那个在柳巷茶馆里坐了几十年的老太太,陈敬堂的亲姐姐,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自首。林朝雨把那一页翻过去,继续往下看。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她停住了。她的眼睛盯着那四行字,手指停在最后一个字上——“家”。她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泪如雨下,是那种在监狱里被禁止了十八年的、极安静的流泪。眼泪从眼眶里无声地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玻璃前面的台面上,一滴,又一滴。她用手指蘸着眼泪,在玻璃上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字——“囡”。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方如初,声音沙哑但异常清晰。
“她写了‘妈妈’。她第一次在纸上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是1996年。那时候她才两岁多,话都说不清楚。我在地上画了一横一竖一横一竖,我说这是‘妈妈’。她画了三遍才画对。后来她每天都要在地上画一遍,画到那一块水泥地都花了。我说你不用天天画。她说——我怕忘了。”
林朝雨把手指按在笔记本最后一页那两个字——“妈妈”——上面,按了很久。
“她没有忘。”
方如初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天空放晴了。下了这么多天的雨终于停了,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倾泻下来,照在监狱灰色的高墙上。她站在监狱门口,拿出手机拨通了江屿的号码。“笔记本交给林朝雨了。她让我带一句话给苏眠——‘妈妈看到了。妈妈为你骄傲。’”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江屿说——“那你要怎么告诉她?我们找不到她。”
方如初没有回答。她挂了电话,站在监狱门口的公交站台旁边,看着那条空荡荡的长椅。长椅上已经没有苏眠的身影了,只有几片枯黄的落叶被风吹得轻轻打旋。方如初走到长椅前坐下来,从包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开始写字。
“苏眠:笔记本已经交给林朝雨。她哭了。她在玻璃上写了你的小名——‘囡’。她说你两岁多的时候第一次学会写‘妈妈’,在地上画了一遍又一遍,画到水泥地都花了。她说你告诉她——我怕忘了。你没有忘。你还给她的那本书,扉页上你写了‘现在还给妈妈’。她还让我告诉你一句话——‘妈妈看到了。妈妈为你骄傲。’”
她停了一下笔。风吹过站台,把她的头发吹乱了。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我知道你会看到这封信。因为你说过——‘我在看。’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这里。不是写在暗网上,不是写在直播里,是写在这张纸上。因为我知道——你在看的,不只是镜头前面的人。”
她把这一页撕下来,折好,塞进了长椅下面那个之前发现笔记本的缝隙里。她不知道苏眠会不会回来取。但她相信——苏眠会看到。因为苏眠一直在看。她看了二十年。
同一天下午,河阳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法庭第一次开庭。
审判大厅还是那间审判大厅。深红色的地毯,深褐色的法官席,墙上挂着国徽。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媒体记者,有法律界的同行,有从青石镇专程赶来的普通镇民,还有几个戴着白色口罩、眼神沉静而笃定的年轻人。方如初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她猜测他们是“回声”的成员。法警在门口检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气氛庄重而紧张。
法官席上坐着三个人。审判长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法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瘦而威严。她的名字叫陆瑾瑜,是最高法院专门从京州调来主持这次再审的。两位审判员分别来自河阳省高院和邻省高院,都是与陈敬堂没有交集的生面孔。这是最高司法机构为了避嫌而做的特殊安排。书记员宣布开庭之后,陆瑾瑜敲了一下法槌,声音在审判大厅里回荡。
“河阳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就苏眠案原审判决是否存在枉法裁判、相关司法人员是否存在渎职行为,依法进行再审审查。”她抬起头,目光扫过法庭里的每一张脸。“本法庭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压力。无论是来自网络、媒体还是任何组织。本法庭只接受证据。”
方如初坐在辩护席上,面前摆着一摞她花了整整一周整理出来的材料。蒋厚德提供的案卷借阅登记表和进院登记表。王来福偷拍的伤情照片。于东军的账本。马玉兰关于向阳工读学校的证言。曲秀兰的自首供述。陈敬堂写给苏眠的信——虽然这封信按照程序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方如初还是把它放在了材料的最上面。因为那封信里有一句话,是她在法庭上最有力的开场白——“我干预了苏眠案的司法程序,指使办案人员篡改证据,操纵审判结果,将受害人苏眠非法送入精神病院。”这是一个法官对自己罪行的承认。不需要法槌。不需要判决。只需要被念出来。
方如初站起来,开始陈述。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
“审判长,审判员。我作为苏眠案原审辩护律师,在此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第一,2008年12月17日,青石镇派出所民警陆正威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进入河阳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调阅苏眠案卷。案卷借阅登记表显示,陆正威的访问对象是时任刑二庭副庭长的陈敬堂。当天,陆正威在登记表上签名,案卷被借出后至今未归还。同日,陆正威在原讯问笔录上作出多处不利于被害人的修改。两份登记表原件已由退休档案管理员蒋厚德提交本庭。”
“第二,2008年10月15日——即苏眠报案当日——青石镇派出所制作的原始讯问笔录与后续提交法庭的版本存在多处实质性差异。原始笔录中苏眠详细陈述了苏大勇等十一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侵害事实。后续提交法庭的版本中,这些陈述被简化为‘被害人所述事实不清’。本庭可以向青石镇派出所调取原始笔录的副本——如果它还存在于系统里的话。”
陆瑾瑜推了一下金丝边眼镜,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一行字。然后她抬起头。“如果原始笔录已经不存在,辩护人是否有其他证据证明笔录被篡改?”
方如初翻开王来福的证言。她举起那份泛黄的信封。“青石镇卫生院急诊科医生王来福,在2008年1月14日接诊了时年十三岁的苏眠。苏眠当时因暴力侵害导致会阴部撕裂伤,出血量中等,意识模糊。王来福在病历上记录了真实的伤情,拍摄了伤情照片,但出于恐惧——他本人承认——他在病历备注栏里写了‘患者自述摔伤’,并选择不报警。十年后,他向本庭提交了当时拍摄的伤情照片和手写记录。这些照片证明——苏眠在2008年1月就已经遭受了严重暴力侵害,而那份声称她‘处女膜完整’的法医鉴定报告,是在十个月后才制作的。鉴定报告无法否定侵害事实的存在。”
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沉的议论声。陆瑾瑜敲了一下法槌,把嘈杂压了下去。方如初继续陈述。
“第三,向阳工读学校前杂工马玉兰、前值班员林长河的证言证实——1995年至2001年间,一个以陈敬堂为核心的网络从向阳工读学校非法输送了超过一百名未成年人进入名为‘月亮湾’的非法场所。林朝雨——原向阳工读学校学生、现河阳省女子监狱服刑人员——的证言详细描述了该非法场所的运营模式及陈敬堂的参与程度。陈敬堂在自首信中对此已全部承认。”
她拿起下一份文件。
“第四,于东军的账本。这份账本记录了2004年6月至8月间,苏大勇以女儿苏眠抵押高利贷利息的全部交易记录。账本上每一次记录的金额都是五百元整,备注栏写着‘苏大勇欠款,以女抵息’。账本原件已由于东军本人提交给洛城市公安局。”
她拿起最后一份材料。不是证据,是那份名单的复印件。苏眠十年前的名单。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十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旁边都标注了日期、地点和罪行。
“审判长,审判员。这份名单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十年前写下的。她写这份名单的时候,以为法律会帮她。她等了十年。法律没有帮她。”方如初放下名单,抬起头,看着陆瑾瑜的眼睛。“今天,法律站在这里。请告诉那个孩子——十年前,你们关错了人。”
法庭上安静了整整五秒钟。然后陆瑾瑜敲了一下法槌。
“法庭收到上述证据,将依法审查。再审程序继续,择日宣判。”
休庭之后,方如初走出审判大厅。江屿在门口等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任何标记。“刚才有人放在法院门口台阶上的,给‘方律师’。门卫检查过了,没有危险品。”
方如初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纸上是歪歪扭扭的、很用力的字迹。
“方律师:我听到你在法庭上说的话了。你说‘请告诉那个孩子,十年前,你们关错了人’。谢谢你。你十年前就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候没有人听。现在有人听了。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不是因为我的直播,不是因为那些名单,不是因为陈敬堂的自首信。是因为你。你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没有沉默。你在所有人都说我不存在的时候坚持说——她存在。你是那个孩子遇到的第一个不沉默的大人。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不是替我自己。是替那个坐在询问室里等着有人信她的十四岁的我。”
方如初拿着那张纸的手开始发抖。她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
“我在看。我一直都在看。——苏眠”
方如初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中年女律师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抱着一张纸,像抱着一个失散了十年终于找回来的孩子。
江屿等她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口。“还有一个消息。公安部今天上午调整了通缉令的措辞。删掉了‘涉嫌故意杀人’,只保留了‘涉嫌非法拘禁’和‘传播违法信息’。并且加了四个字——‘从轻情节’。”
方如初睁开眼睛。“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法律在给她留一扇门。如果她自首,如果她愿意通过法庭而不是暗网来呈现证据——刑期可能大幅减轻。甚至可以争取缓刑。前提是——她必须现身。”
方如初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看着法院对面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想起十年前苏眠在会见室里画的那只鸟。那只翅膀断了的鸟。现在她知道那只鸟飞到哪里去了。它飞过了安静室的墙,飞过了地下室的天窗,飞过了钟楼的拱窗,飞过了一千二百万人的屏幕。现在它在法院门外的天空中盘旋着,等一扇门打开。不是暗网的门,不是直播间的门,是法律的门。十年前这扇门对她关上了。十年后,这扇门开了一条缝。
晚上,方如初在旅馆里收拾行李准备明天回临渊市。她把苏眠的来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和那张从钟楼上取下来的纸条放在一起——“我回家了。谢谢你们听。”她看着这两张纸,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苏眠在钟楼上说“谢谢你们听”,在给她的信里说“谢谢你”。这个被世界用最残酷的方式对待了二十年的人,在最后的最后,说的是谢谢。不是恨,不是诅咒,不是报复。是谢谢。
方如初合上笔记本,走到窗边。窗外的洛城市正在入夜,建筑群中的灯光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她忽然想起了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的一句话。那是冉阿让临死前对珂赛特和马吕斯说的——“我的孩子们,我很幸福。我在死前能看到你们。我的生命是值得的。”苏眠在书的空白处用铅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字——“等我找到妈妈,我也要说这句话。”方如初不知道苏眠现在在哪里。但她知道一件事——苏眠找到妈妈了。不是回青石镇那个生她的女人身边,是回到了那个在她两岁时把她从墙角抱起来的人心里。
而此刻,在洛城北站那个空荡荡的公交站台上,末班车已经收班了。路灯还在嗡鸣,长椅上的落叶还在打旋。长椅下面的缝隙里,方如初留下的那封信已经不见了。没有人看到是谁取走了它。只有一个把围巾拉得很高的背影,正沿着小路往远处走去。那个背影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像一只飞了很远的鸟,终于找到了落下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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