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监后的第一次家属探视,伊莱等了整整三周。
联邦首都惩教所的探视室是一间狭长的矩形房间,被一道厚厚的防弹玻璃从正中间切成两半。玻璃上布满细密的划痕,把对面的脸切割成无数块碎片。伊莱被狱警带进来时,看到玻璃另一边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莱拉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头发被老玛尔塔用红头绳扎成了两条辫子,一只手放在玻璃上,手指张开,指尖因为用力按着玻璃而微微发白。
老玛尔塔坐在她旁边,手里攥着一条手帕,但没有在哭。她看着伊莱走进来,用那双浑浊但还亮的眼睛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缓缓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的意思,伊莱懂——我还在撑着。她还没事。你欠我的那声谢谢,先欠着。
伊莱在玻璃这边坐下来,把手掌贴在玻璃上,和莱拉的手指对在一起。兄妹俩的手形状几乎一模一样——手指细长,指关节微微突出,像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伊莱的手背上多了几块新的擦伤,是监狱工厂做零件加工时被铁屑划的。莱拉的手还是那么小,小到隔着玻璃看上去像一只停在窗台上的麻雀。
“哥。”莱拉的声音从通话器里传过来,被电流稍微扭了一下,但她的脸没有变形。她把脸凑近玻璃,鼻尖压成了一个扁扁的圆。
“你好了吗?”伊莱问。这是他离开奥克尼时问莱拉的那个问题——一字不差。
“好了,”莱拉说,“玛尔塔说我的血在长回来。”
她没有说“骨髓”,她说“血”。她不懂医学术语,只知道流鼻血好像没以前那么多了。玛尔塔在一旁补充了一句——霍兰德医生上个月给她做了血检,白细胞计数上升了,虽然还没到正常值,但在往上走。不是奇迹,是基因治疗的预付款起作用了。那笔钱,是伊莱在净水厂的前四场拳攒下来的,是卡瓦略最后一次给他的那六万联邦元,是塔尼娅帮他申请的联邦原住民紧急医疗补助的预拨款。
伊莱把手从玻璃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指在监狱制服的裤子上压了压,像是想确认自己还能握住东西。“玛尔塔,家里的水够吗?”
玛尔塔把手帕折好,放进口袋,然后看着伊莱的眼睛。她说话的速度很慢,每个字之间都有停顿,像是每一句话都需要从很深的井底打上来。“老本顿帮你修了屋顶。水站这周涨价了,一桶比上个月贵了两块。但你寄回来的钱,够用到秋天。”
她没有说“谢谢”。她从来不说谢谢。她用事实说话。钱够用到秋天,就是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伊莱低下头,看着玻璃上莱拉的手指印。那些小小的、椭圆形的指纹一个一个印在玻璃上,像是老河床上那些蜗牛壳按上去的印子。
然后莱拉把手从玻璃上收回去,弯下腰,从椅子下面抱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陶罐,圆形的,表面涂着浅褐色的釉。她把陶罐举起来贴在玻璃上,罐底朝外,让伊莱看。罐底粘着一张纸,纸的边缘已经受潮发霉了,但上面的字迹还能看清——是伊莱的签名。黑色的墨迹,笔画很重,压得纸面微微凹陷,和他签在净水厂二楼办公室那张合同上的力道一模一样。
“塔尼娅阿姨说,这个东西很重要,”莱拉的声音从通话器里传过来,认真得不像一个九岁的孩子,“她说你签名字的这张纸,上面没有那个坏公司的印子。她说这就是证据。”
伊莱盯着罐底那张纸。他认出了自己的签名,也认出了自己签下这个名字的那个夜晚——卡瓦略把合同从墨绿色皮垫上推过来时,封面上有一个蓝色的水印。水滴落进碗里的瞬间,拳套的轮廓从水滴中央穿过。但在这张被粘在陶罐底部的合同上,那个水印不存在。纸张是白的,只有黑色的条款和蓝色的签名。这意味着利维坦在法庭上声称拥有他心率数据所有权的合同,并不是他真正签署的那一份的原件。他们复制了签名页,但他们的合同正文掺杂了在他签完之后才被重新替换过的内容——或者在他签完之后,有人把他的签名页装订进了另一份他从未见过的合同。
“莱拉,这个罐子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在你床底下,”莱拉说,把陶罐抱回怀里,“你走了以后,玛尔塔让我去你房间收东西。我在床底下摸到的。罐子上画了河,还有一个小人。小人举着手。就是你。”
伊莱没有回答。他的喉咙里有一块东西卡着,说不出话。他想起自己离开奥克尼那天早晨,在昏暗的灯光下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间。床底下塞着他从小攒到大的旧零件、破杂志、父亲留下来的那本已经翻烂了的引擎拆解图册。他不记得床底下有一个陶罐。但莱拉找到了。
“哥,”莱拉把脸重新凑近玻璃,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分享一个秘密,“塔尼娅阿姨说,她要告那个坏公司。她说你会出来的。她说你不用在笼子里打拳了。”
计时器响了。狱警在旁边宣布探视时间还剩一分钟。老玛尔塔站起来,把莱拉从椅子上抱下来。莱拉把陶罐搁在椅子上,然后把手掌重新贴在玻璃上,五指张开,和刚才一模一样。伊莱把手掌贴上去,隔着玻璃和妹妹的手对在一起。两只手掌在玻璃两侧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形状,指尖对指尖,掌根对掌根。
“等我。”伊莱说。
“我知道。”莱拉说。
她们走后,伊莱被狱警押着重新走过那条灰色走廊。回到牢房以后,他在铁架床上躺下来,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管不停地闪烁。闪烁的频率和三年前净水厂地下室那盏坏掉的灯一模一样,和他第一次打完黑拳之后更衣室里那一盏被修好的灯也一模一样。他闭上眼睛,看到莱拉把陶罐举起来贴在玻璃上的样子,看到罐底那张没有水印的合同,看到他自己在签名栏里写下的名字,每一个笔画都压得纸面微微凹陷。
而在奥克尼领地那栋老房子门口,老玛尔塔和莱拉刚从老本顿的破卡车上跳下来。莱拉把陶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宠物。老本顿熄了火,从驾驶座上艰难地挪下来,用那条瘸腿撑着地面,一拐一拐地走到后车厢,开始往下卸从联邦首都买回来的物资——几袋面粉、一桶食用油、两盒儿童维生素片。他的修理铺生意不好,但他每周都来,已经坚持了几个月。
玛尔塔站在门口看着他卸货,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老本顿听到了。
“那个孩子,在里面好不好?”
老本顿把面粉袋搁在台阶上,直起腰,把烟从嘴上取下来。他看着老玛尔塔的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矿井深处凿出来的石头。
“他比我们想的都硬。他身上有奥克尼的骨头。”
玛尔塔没有回答。她把陶罐从莱拉手里接过来,放在灶台上,用手指摸了摸罐底那张纸的边缘。窗外,老河床上的蜗牛壳在午后烈日下闪着细碎的光。它们排列在干裂的泥纹里,像一串还没有被破译的密码,一直在等待一双愿意读它们的眼睛。而今天,这双眼睛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的。她把陶罐从床底下挖出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罐底那张纸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觉得罐子上那条蓝色的河很好看。那条河,和她画在蜡笔画里的河,是同一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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