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庭审进入被告陈述环节。
按照联邦刑事诉讼法，被告有权在证据提交完毕后、陪审团退庭评议前，向法庭做一次个人陈述。这不是作证——被告在陈述中不需要接受交叉询问，他的话不能被检方直接反驳。但同样地，他的话也不能作为证据被陪审团采用。它只能作为参考，一种让陪审团在进入密室之前，最后一次听一听被告声音的机会。
很多辩护律师不建议被告做个人陈述。因为被告一旦开口，陪审团就会用自己的偏见去衡量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停顿。塔尼娅犹豫了整整一晚，最终还是决定让伊莱开口。她只给了他一句忠告：说实话。不是法律上的实话，是你活过的实话。
法槌敲响。法官惠特克宣布程序之后，陪审团的目光齐刷刷转向辩护席。伊莱站起来，法警替他解开了手铐。他拉了拉衬衫袖口——那件白衬衫洗过之后领子有点缩水，扣到最上面一颗时有点勒脖子。他走到证人席，没有坐，站在那里两手交握在身前，像一个站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学生。
“你可以开始了。”惠特克法官说。
伊莱点了点头。他张了张嘴，第一句话卡在喉咙里，像一块碎骨头卡在管道里。他咳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叫伊莱。我来自奥克尼领地东部。那里有一条河，我出生之前就干了。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每周赶驴车去十五英里外买水。水装在绿桶里，喝起来有氯气的味道。他死的时候我十三岁。肺病。死在春天刚来的那个早晨。”
他停了一下。法庭里很安静，但那种安静和之前阿什克罗夫特制造的不一样——不是被权威压住的安静，是人们在等一个他们没听过的东西继续往下说的安静。
“我妹妹叫莱拉。今年九岁。今年三月她开始流鼻血，流了半个小时。我带她去领地上的诊所，医生姓霍兰德。他给我看了一张化验单，上面有很多数字，我看不懂。他说我妹妹得的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他说如果不治疗，她可能在半年内死于一场感冒。”
他没有用“被告”、“当事人”这样的法律术语指代自己。他用“我”。塔尼娅在辩护席上轻轻闭了一下眼，没有打断他。
“治疗需要基因疗法。霍兰德医生在化验单背面写了一个数字。我数了两遍。那是我们家几辈子都攒不到的钱。我把化验单折好，放在胸口口袋里。那天晚上我坐在门口台阶上，看着奥克尼的星星。星星很亮，因为领地每晚十点断电。我父亲说过，咱们祖上在水里打鱼的时候，联邦的人还在泥里刨食。但那条河在我出生之前就干了。联邦在上游修了卡迪拉克水坝。”
旁听席上，奥克尼领地的几个代表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人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指节用力到发白。
“我没有办法在领地上凑够那笔钱。所以我去了联邦首都。老本顿——我老板，他在修理铺干了三十年，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上的人叫马科·卡瓦略，他经营一个叫净水厂的地方。那是一个地下拳场。”
他说出“净水厂”三个字时，陪审团里那个中年教师——坐在第二排最左边的男人，戴黑框眼镜——用手推了一下眼镜腿。
“我打第一场拳的时候，对手叫米克。我赢了他。然后我连续赢了四场。第四场之后，卡瓦略给了我一份合同。合同封面上有一个水印，蓝色的，水滴的形状，里面藏着一副拳套。他说这是利维坦水务的赞助合同。签了之后，公司会付钱给我打拳，给我提供律师，还会记录我的心跳。每一场比赛我都要在胸口贴一个白色的贴片，绿色的灯每三秒闪一次。我所有的数据都会传到利维坦的服务器上。”
他把手放在自己左胸第四根肋骨的位置，按了按。
“卡瓦略说这是为了保护我们。他说场上裁判看到数据异常会叫停比赛。我签了。因为我不懂法律。我只知道我需要钱，莱拉在等我回去。”
他停了一下。法庭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后排一个记者放下了录音笔，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
“第五场拳，我的对手叫雷蒙德·韦德，绰号铁砧。他打过二十多场正规比赛，拿过州级冠军。我在赛前看了他所有的录像，每一场都看了好几遍。我知道他很强。但我不知道有人在他走上拳台之前给他注射了红潮。我不知道红潮是什么——后来我律师告诉我，那是一种能让血管变脆的药。我不知道利维坦的人在诊所里陪着他体检。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早在我走进钢笼之前就已经被人安排好了。”
他停了下来。法庭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响，和净水厂地下室那盏坏掉的灯同一个频率。
“我没有蓄意杀人。我是在他挥拳打向我的时候反击的。拳击里内围反击是基本功。我在修理铺拆零件的时候老本顿教过我——机器有节奏，人也有。韦德的拳有节奏。我在他出拳的空隙里打了一拳。那一拳的力量从脚趾传到拳峰，和我拆掉的每一台引擎一样，是用力气而不是用仇恨打出去的。”
他把右手举起来，手指张开，掌心对着陪审团。指关节上那些结痂已经褪成了浅褐色，在法庭灯光下几乎看不见。
“我打完之后，韦德倒下了。我退到笼壁上，站着没动。我的拳头还在发麻，我胸口那个绿灯还在闪。我不知道那盏灯会把我的每一心跳都变成数据，传到一个我现在才知道的服务器上。我不知道那些数据被锁在合同条款里面，我的律师要打官司才能拿到。我不知道那些数据可以证明——我在击倒韦德之后，心跳在两秒内从一百八十三降到了九十六。这种降速意味着我停了。我没有补拳。我在停下来。”
他放下手，重新交握在身前。
“阿什克罗夫特先生说，法律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给暴力找解释。他说得对。但我想问——如果一个拳手在笼子里为了自保打出的本能反应被称作蓄意谋杀，那么那些给他注射禁药的人，那些在体检报告上做手脚的人，那些把监控录像覆盖掉的人，那些把我的心跳锁在服务器上不让我用来证明自己的人——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又叫什么？”
法庭里响起一阵极细的骚动，像风吹过纸页。后排那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教师低下头，把笔记本翻到了空白的一页，但钢笔悬在那里没写。
伊莱把目光转向旁听席。他的视线越过检方席，越过记者们的头顶，落在第三排靠走道那几个奥克尼代表身上。那个年纪最大的人正在看着他。那人的眼睛很浑浊，眼角有干涸土地一样密集的皱纹，但他没有低头，也没有移开目光。伊莱看着他，停了一下，然后重新转向陪审团，声音忽然变得比之前更低，但更稳。
“我来的地方，没有水。但有一条河。河床上的泥裂成一块一块的，每一块裂缝里都有蜗牛壳。白色的，很小。我妹妹小时候以为那是河留给她的玩具。她不知道那条河已经死了一百年。她也不知道她哥哥在联邦首都打黑拳。她只知道哥说回来就一定会回来。她在等我。”
他把手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五指轻轻握着栏杆边缘。那栏杆是橡木的，被无数只手摸过，表面光滑冰凉。
“我没有别的话了。”
他松开栏杆，退后两步。法警走上来，重新给他戴上手铐。金属咔哒一声合上，在安静的法庭里格外清脆。他被带出侧门时没有回头。侧门合上时的闷响被旁听席上有人用笔敲笔记本封面的声音掩盖了。
塔尼娅站起来，向法官鞠了一躬。“被告陈述完毕。”
法官惠特克宣布暂时休庭，下午由检方和辩方做结案陈词，之后陪审团将退庭评议。法槌敲响，所有人起立。
走廊里，记者们把塔尼娅团团围住。有人问她对伊莱的陈述有何评价，有人说检方会认为这是情感诉求而非事实辩护，有人问她陪审团会被打动吗。她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穿过人群走向法院大门。推开大门的瞬间，正午的阳光迎面扑来，照得她眯起眼睛。她站在台阶上，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仰起头让阳光在脸上停留了片刻。
在她身后的法庭里，陪审团席上那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教师还在座位上坐着。其他陪审员已经陆续从专用通道退场，只有他还坐在那里。他低头看着自己面前那本空白的笔记本，钢笔帽还没打开。过了大概半分钟，他把钢笔拿起来，拧开笔帽，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他把笔帽套回去，站起来，从专用通道走出去。笔记本被他落在了座位上。翻开的那一页上，只有一个词——河。
在拘留室里，伊莱蹲在水泥地上，用指甲在地面上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从床边延伸到门口，歪歪扭扭，和奥克尼那条老河床的形状一模一样。他画完之后把手按在线的末端，闭上眼。阳光从高窗的气孔里射进来，落在他肩胛骨之间，温暖而沉默。
而在奥克尼领地那栋昏暗的老房子里，莱拉正在用蜡笔画画。她画了一条河，蓝色的水在纸面上蜿蜒流过。她没有见过河，只在学校课本上见过河的图片。她把这条蓝色的河画得很长，从纸的一边画到另一边，然后在河边画了一个小人。小人举着手，朝着河的方向。老玛尔塔坐在她旁边，看着那幅画，用枯干的手捂住嘴，什么都没说。窗外，老河床上的蜗牛壳在正午烈日下安静地闪光，和一百年前河水还流淌的时候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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