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大法官们的偏见

联邦最高法院东翼，大法官内部会议室。

这间房间没有窗户。墙壁上覆盖着深红色的隔音毡，地板铺着暗灰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任何声响。房间中央是一张椭圆形的红木长桌，桌面上摆着九沓文件、九杯水和九支削好的铅笔。没有电脑，没有录音设备，没有任何会被连接到外部网络的电子产品。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会议不做正式记录——这是沿用了上百年的惯例。大法官们需要在一个不被任何人引用、不被任何人审视的空间里，说出他们在法庭上永远不会说的话。

五个人陆续走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首席大法官莫里森·科尔，七十二岁，矮个子，肩膀微微佝偻，但眼睛仍然锐利得像是能从纸背上读出字来。跟在他身后的是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五十九岁，身形高瘦，头发梳成保守的偏分，走路时步伐很快，皮鞋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而急促的闷响。然后是萨缪尔·哈灵顿，六十五岁，圆脸，嘴角永远挂着一个让人分不清是善意还是讽刺的弧度。再后面是艾伦·普莱斯，六十一岁，前联邦总检察长，西装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银色的钢笔，笔帽上刻着联邦司法部的微缩徽章。最后进来的是莉迪亚·门罗，五十三岁，九人中唯一的女性大法官，也是唯一一个曾在原住民权益法律中心担任过主任律师的人。她的投票记录并不总是偏向原住民——她偏向的是文本。法律的文本。这一点让所有人都无法轻易将她归类。

这五个人构成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今天会议室里只有他们五个，因为第一百二十七号案件——奥克尼领地诉联邦政府及利维坦水务案——还有三天就要正式开庭辩论。按照惯例，多数派会在正式开庭前进行非正式的立场协调。这不是阴谋，不是密室交易。这只是法院内部的政治学——一种从来不会被写进判决书、但每一次都会影响判决书的东西。

科尔在长桌主位上坐下来，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翻开面前那沓厚达三百页的卷宗第一页。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去，像是在抚摸一件旧家具的纹理。

“我们开始吧。第一百二十七号案。奥克尼领地诉联邦政府及利维坦水务。原告请求本院裁定《永久水源条约》第三条课以联邦政府积极义务，要求联邦采取实际行动恢复奥克尼领地的传统水源。在座各位都已经读过诉状和答辩状了。我想先听一下你们的初步立场。从卡瓦诺开始。”

卡瓦诺把面前的铅笔拿起来，用橡皮那头轻轻敲了两下桌面。他的手指细长，指关节突出，像是被风吹了五十年的树枝。

“我的立场很简单。条约第三条的措辞是——‘联邦政府承认奥克尼领地人民对其传统水域享有不可剥夺之使用权’。‘承认’这个词不是‘保障’，不是‘提供’，不是‘确保’。‘承认’是一个被动词。它意味着联邦政府不否认奥克尼有水权，但不意味着联邦政府有义务去做什么来让这些水权变得实际可行使。这是消极义务，不是积极义务。如果一百年前签约的人想给联邦课以积极义务，他们会用‘保障’这个词。他们没有用。我们不应该替他们改写条约。”

他把铅笔放下。铅笔在桌面上滚动了一小段距离，停在卷宗旁边。普莱斯点了点头，幅度很小，但足以让科尔注意到。

哈灵顿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搁在圆鼓鼓的小腹上。嘴角那个弧度比平时更深了，像是在品尝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笑话。

“我同意消极义务的定性。但我的理由和卡瓦诺不完全一样。我担心的是先例。如果本院裁定一条一百年前签的条约可以课以联邦‘积极义务’，那么从潘诺尼亚省的输油管道到东部三州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全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告。原住民保留地和自治领在联邦境内有将近六百个。六百个。如果每一个都可以援引‘积极义务’条款来起诉联邦，联邦的基建决策权就等于被历史条约绑死了。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治理问题。”

“治理问题不应该由本院来解决。”门罗打断了他。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精确切割过的花岗石。她面前那沓卷宗已经翻到了第三十七页，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细密的批注。她把铅笔拿在手里，没有敲，只是用拇指慢慢转着笔杆。

“我关心的不是治理。我关心的是条约原文。卡瓦诺说‘承认’是消极的。但同一条约的第七条写着——‘联邦政府承诺，任何可能影响奥克尼水域的公共工程，均应事先与奥克尼部落议会协商’。‘承诺’。‘协商’。这两个词在文本上都是积极的。如果第三条是纯粹的消极表述，那么第七条的存在就无法解释。一个条约不能在同一份文件里用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除非你们愿意承认——条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妥协，它同时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元素。而我们作为法官的工作，不是选一边来用，而是承认两边都在。”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科尔用指尖敲了敲桌面，像是在给一段不和谐的合奏打拍子。然后他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

“门罗说得有道理。但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水权案不是孤立案件。你们都知道，联邦首都法院正在审理一桩刑事案件，被告是一个来自奥克尼的年轻人，罪名是二级谋杀。那桩案子涉及利维坦水务——本案的第二被告。如果我们在水权案中裁定条约课以联邦积极义务，那么那桩刑事案里的辩方就可以援引这个裁定，用来证明联邦和利维坦对奥克尼存在系统的结构性压迫，并以此作为被告的背景性辩护。”

他停了一下，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

“我不是说我们在判决时应该被那桩刑事案绑架。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裁定会直接穿过法庭的墙壁，落进另一间审判庭里，落到那个年轻人的陪审团面前。如果我们裁定奥克尼胜诉，他很可能被无罪释放。如果我们裁定联邦胜诉，他可能面临二十五年徒刑。这个结果，我们在写判决书的时候，是假装不知道，还是坦然面对？”

普莱斯一直没说话。现在他把银色钢笔从口袋里抽出来，搁在桌面上。笔杆和桌面接触时发出一声极细微的脆响，像一根针落在地毯上。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倾向于驳回原告的诉求。但不是因为我假装不知道那桩刑事案。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太清楚那桩刑事案意味着什么。水权案的裁定将决定奥克尼领地在联邦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如果我们承认联邦对奥克尼负有‘积极义务’，我们就不是在解释一条一百年前的条约——我们是在改写联邦和所有原住民领地之间的契约。那是政治行为。政治行为应该由国会来做，不是由本院。”

他拿起钢笔，用笔帽那头轻轻敲了一下桌面。

“另外，我想提醒诸位一件事。利维坦水务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中提到，如果本院裁定条约课以联邦积极义务，卡迪拉克大坝的蓄水量将被迫减少百分之三十。这百分之三十的水，现在灌溉着联邦东部十七个州的一千二百万英亩农田，供应着八座工业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把水还给奥克尼，就意味着从这一千二百万英亩农田、八座城市和每年两百亿联邦元的营收中，切下一块还给那片干涸了一百年的土地。本院有没有权力做这件事？我觉得没有。”

门罗把铅笔搁下。铅笔落在卷宗上，没有滚，只是安静地停在她批注最密集的那一页。

“普莱斯，你刚才说的每一个数字，都来自利维坦水务的‘法庭之友’意见书。那本身就不是中立的证据。那是利维坦用自己的数据写的辩护词。你愿意以它为依据来裁定一个民族的百年水权吗？”

普莱斯没有回答。他把钢笔拿起来，重新插回西装口袋。

哈灵顿把交叉在腹部的手松开，身体前倾，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门罗，你一直在说文本。那你告诉我——第三条的文本里，‘不可剥夺之使用权’这个短语，你怎么解释？‘使用权’不等于‘所有权’。奥克尼有权使用水，但如果水在上游被截断了，那不是联邦夺走了他们的使用权——是水本身不流了。联邦的义务是‘承认’他们的使用权，不是‘保障’水一定会流到他们脚边。”

“那是语义游戏，”门罗说，声音终于升高了一度，但立刻被她自己压了回去，“如果我把你家的自来水管掐断，然后告诉你——‘我承认你有用水的权利，只是水本身不流了’——你觉得这算不算违约？”

会议室里的空气忽然绷紧了一瞬。科尔举起一只手，掌心朝下压了压。

“够了。我们今天不需要表决。在正式辩论之前还有时间。但我要提醒诸位一件事——这个案子不管怎么判，都会被人骂。如果我们判奥克尼胜诉，《联邦纪事报》会骂我们搞司法越权。如果我们判联邦胜诉，《首都观察》会骂我们是资本的走狗。所以请不要考虑外界怎么说。只考虑法律怎么说。”

“可法律从来说的都不是一种话。”卡瓦诺轻声说。

没有人接他的话。卡瓦诺把面前那沓卷宗翻到最后一页，那里附着一份薄薄的附录——不是利维坦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而是一份由联邦首都法院书记处转送过来的审前动议摘要。他用手指点了点那一页，然后抬起眼看着在座的四位同僚。

“这份动议摘要里提到了几件事，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第一，被告的心率数据——完整的、未经删节的原始数据——被锁在利维坦的服务器上。辩方律师申请强制调取，被利维坦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第二，死者韦德赛前被注射了红潮。红潮是一种能显著增强肌肉耐力但会让血管壁变脆的禁药。注射他的人有能力和渠道在体检过程中避开检测，而陪同韦德体检的人，是利维坦战略投资部的副总监。第三，那份体检报告漏检了红潮——不是疏忽，是检测项目清单底部有一行小字注明‘红潮及同类血管扩张型增强剂未纳入本次检测范围’。”

他把动议摘要合上，放在桌面上，用手指压住。

“这些事实不在水权案的卷宗里。但它们在水权案的影子里。我们每写一个字，都会落在这个影子上面。”

普莱斯皱了一下眉。“你是说我们应该因为一桩刑事案件的事实，来影响我们对一条百年条约的解释？”

“不。我是说——我们应该在解释这条条约的时候，知道自己正在做出一个会影响那桩刑事案件结果的裁定。而这个裁定，会落在一个十九岁的奥克尼年轻人身上。他的妹妹还在等他回家。”

会议室里重新安静下来。空气处理系统的低鸣从墙壁深处传出来，像是在给这场沉默配上一段单调而持续的弦乐。

门罗低下头，把她面前那份卷宗翻回第一页。第一条——条约的标题。《永久水源条约》。她用指尖摸了摸“永久”那个词。那个词是用鹅毛笔写的，一百年前的墨水已经变成了深褐色，但笔画的力度还留在羊皮纸上。

“一百年前签字的人，用了‘永久’这个词，”她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们本可以用‘暂时’。本可以用‘在联邦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但他们用了‘永久’。如果我们今天裁定这个词没有意义，那我们等于在说——和原住民用羽毛笔签下的契约，本身就配不上‘永久’。”

哈灵顿嘴角的弧度终于消失了。他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吊灯的每一个切面都反射着冷白的光。

“永久，”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这个世界上最不永久的东西，就是水。”

没有人回应他。卡瓦诺将铅笔搁在卷宗旁边，铅笔滚动了一下，停在桌面上。门罗的铅笔还压在她的批注上。科尔把老花镜摘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眼角。普莱斯把手伸进西装口袋，摸了摸那支银色钢笔的笔帽。

五个人，五支铅笔，五杯没有喝过的水。椭圆形红木长桌的上方，水晶吊灯把每一个人的影子投射在深红色的隔音毡墙上，影子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而在他们每个人面前的卷宗里，同一份条约，同一条条款，正被五双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立场的眼睛读出五种不同的意思。每一个字都在说话——但每一双耳朵都在听自己想听的东西。

在外面走廊里，法务秘书端着一盘新换的咖啡从门前经过。她听到了门缝里漏出来的片刻沉默，但她不知道这沉默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三天后，这扇门会重新打开，九位大法官将鱼贯走进楼上的审判庭，在旁听席和摄像机面前坐定，然后由首席大法官科尔宣布——本院对第一百二十七号案件作出如下判决。

而伊莱此刻正蹲在联邦首都警察局拘留室的水泥地上，用指甲画第四条线。四条线从床边出发，朝四个不同的方向延伸，最后都停在门口——像一个干涸的三角洲。他不知道联邦最高法院在哪里，不知道有五个人的影子正重叠在一张红木长桌上，更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卷宗里，都压着他的心跳。

奥克尼领地那栋老房子里，莱拉的烧已经退了。她正趴在床上，用蜡笔画第二幅画。这幅画上不再是河，而是一个人——一个举着拳头的男孩，站在一个六角形的笼子里。她没有见过笼子，只在学校课本上见过动物园的笼子。她把笼子的铁条画得很密，密得几乎看不见里面的男孩。窗外，老河床上的蜗牛壳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一封封永远寄不出的信。而它们的收件人，此刻正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准备在下一次翻开卷宗时，决定这些信到底应不应该被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