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仁岛的气温开始往上走。朴志浩写完了那本书。不是出版级别的书稿，是一份自己打印装订的文稿，用的纸张是便利店仓库里的A4复印纸，封面是他自己用厚卡纸裁的，上面用黑色马克笔手写了四个字：记忆之书。全文大约七万字，分为七个章节，从祖父朴泰奎1944年被强征开始写起，到2025年5月青瓷花瓶归还仪式结束。附录里收录了祖父三十七封家书的扫描件、李敏宰文物清单中已确认原持有人身份的九十三件物品明细、安田惠子祖父日记相关页面的影印、以及他在底舱拍下的那张青瓷花瓶照片——黑暗中手机手电筒照在淡青色釉面上的那一张。
他把文稿复印了三份。一份寄给了松坪里的二爷爷，一份寄给了椎名町的林远，一份送到了仁岛市立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室。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快要退休的老太太，接过文稿翻了翻，然后抬头仔细看了朴志浩一眼，说：“这类个人历史记录，我们有专门的收藏架。你写的这个，我会编目入库。”朴志浩道了谢，填了一张捐赠表。在“与文献关系”一栏里，他写的是“文献所述历史事件的直系后代”。离开图书馆时，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六月午后的阳光很烈，地面上的热气蒸上来，把远处东和制钢总部的轮廓蒸得有些变形。他没有回头，沿着人行道往公寓方向走，路过便利店时隔着玻璃看见崔友珍正在收银台后面给一个老人指路。老人手里拿着一张写了地址的纸条，崔友珍探着身子往他手机上画路线图，姿势夸张但很认真。他没有进去打扰，继续往前走。
六月第二个星期，东海国文化厅和檀国文物厅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公报。公报称，截至6月10日，C-9仓库案截获的文物中已完成鉴定的二百一十六件全部启动了归还程序，其中四十三件已正式移交原持有人后代。剩余物品因原持有人身份无法确认，将由两国文物厅共同设立“东和矿业时期文物托管基金”代为保管，同时继续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公报末尾附了一个网址和二维码，是线索征集平台的入口。朴志浩在公寓里刷到这条新闻时，把链接转发给了李敏宰。李敏宰回了一条：“看到了。他们用了我的清单做基础数据库。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继续往里面填名字。”
六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三下午，朴志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东海市号码。接起来，对面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速不快，措辞很谨慎，自我介绍说是东海电视制作公司的制片人，姓安部。安部说，他们正在筹备一部纪录片，题材是关于战后文物追索和归还的，想邀请朴志浩作为受访者之一。朴志浩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问：“纪录片的名字叫什么？”安部说暂定名是《归还：一只青瓷花瓶的八十年》，但最终名字还没定。朴志浩说：“我考虑一下。”挂掉电话之后，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自从归还仪式结束，他已经陆续接到了三家媒体的采访请求——一家报纸、一家网络新闻平台、以及这个制片人。前两次他委婉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值得被放大。祖父才是该被记住的人，不是他。但这一次他犹豫了。不是因为“青瓷花瓶的八十年”这个标题好听，而是因为安部在电话里说了另一句话：“我们在檀国江原道采访了李敏宰教授，他建议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他说你是这个故事里唯一一个亲手把祖父遗物从船上抱下来的人。”朴志浩最终回了一条短信：“我同意接受采访。但拍摄地点必须在仁岛。不在电视台演播室。”安部秒回了两个字：“没问题。”
拍摄定在七月第一个周末，地点是东和矿山旧址纪念馆。安部的摄制组很小，只有四个人——导演、摄像、收音师、和安部本人。朴志浩站在二号坑道入口前，背后是那座低矮的矿洞口和生锈的铁轨。他穿着便利店的白衬衫，没有系领带，手里拿着祖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拍的那张照片的复印件。导演问他第一个问题：“你第一次知道祖父被强征的经历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回答，语速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经过一道审慎的筛选。但当他说到在底舱里打开箱子、看见那只青瓷花瓶的那一刻，声音忽然变得极轻极稳，像深海里的水流。收音师下意识把耳机往耳朵里按了按。
同一天，椎名町的海滨疗养院里，林远正坐在孙女小悠的病房里看一封刚收到的邮件。邮件是东海网络安全厅发来的，“海星计划”第一阶段分析报告已完成。报告附件里有一份表格，列出了通过C-9仓库案数据溯源到的十七个暗网雇佣犯罪相关节点，其中三个已被确认与另一起跨国文物走私案有关。林远逐行看完，在回复栏里写了一段简短的评语，建议下一步将追踪重点放在南港和东协群岛的跳板服务器上。小悠靠在床上，用彩笔在纸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船，船上面站着一个戴帽子的火柴人。她把画举起来给爷爷看，说：“这是你。你在船上，去抓坏人。”林远接过画，认真端详了一会儿，然后用磁铁把它吸在床头柜上方的白板上。
八月，檀国江原道大学法学系的一间会议室里，李敏宰主持了一场小型学术研讨会。参会者包括橘专家、尹组长、安田美和、以及来自东海国和檀国的七八名年轻学者。研讨会的主题是“战后文物追索的法律障碍与国际合作机制”。安田美和在会上做了一场报告，讲的是东和制钢社史馆档案数字化的经验。她在PPT的最后一页放了一张照片——那批被封存七年的旧档案从铁柜里被取出来时的样子，文件边缘发黄、纸屑粘在封条上、光从打开的柜门里斜斜打进去。她说：“这些档案七年前被我亲手锁进去。七年后我亲手把它们拿出来。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至少，我没有让它们烂在柜子里。”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然后响起了掌声。
研讨会结束后，李敏宰单独留了下来。他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翻开那本蓝色文件夹。文件夹里是文物清单的原始打印版，四百七十九件物品，每件旁边都有他用红笔标的备注。有些备注写着“已归还”，有些写着“原持有人已故，后代表达放弃归还意愿”，有些写着“原持有人身份无法确认”。他把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便签纸，纸上用铅笔写着一段话，是安田惠子在自首前托妹妹转交给他的：
“李教授：这份清单是我从祖父日记里偷来的。现在它归你了。安田惠子。”
他把便签纸贴在内页上，合上文件夹，关了会议室的灯。
九月初，仁岛的秋意还很淡，只有早晚的温差变大了些。朴志浩在便利店值夜班时，收到了一封从东海市寄来的挂号信。寄件人是东海地方检察厅。信里是一份正式通知，告知被告人安田惠子因诈骗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缓刑期间须接受保护观察，并继续履行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通知末尾附了一个备注：“被害人朴志浩先生如对判决结果有异议，可在十四日内向检察厅提出抗诉申请。如无异议，此判决将于公示期满后正式生效。”朴志浩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从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一支笔，在通知最后一页的“被害人意见栏”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一行字：“无异议。希望她今后不再使用‘幽灵’这个名字。”
他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回执装进信封，封好口，贴上邮票。第二天早上下了班，他走到公寓附近那家邮局，把信投进了邮筒。邮筒是红色的，漆面在晨光里反着光。他松开手，信从手指间滑进邮筒里，发出一声轻响。
十月，东海市旧城区太平路14号二楼那间出租屋被房东收回。安田惠子搬到了东海市南区一间更小的公寓，月租两万三千东海元，比原来的还便宜一万。新公寓只有一扇窗，朝南，阳光好的时候能晒到半张书桌。她在书桌上新装了一台旧电脑，不是用来做暗网节点，是用来做文物归还数据库的远程校对工作。这份工作是橘专家帮她找的，按件计酬，不算正式聘用，但够付房租和每月的保护观察报到交通费。她的保护观察官姓前田，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圆脸中年男人，每月见她两次，问的问题从“最近有没有接触互联网加密通信工具”到“睡眠质量怎么样”都有。十月的第二次报到，前田合上记录本时忽然说了一句题外话：“安田小姐，有个被害人写来的回执里，附了一句备注。他说希望你不要再用‘幽灵’这个名字。”安田惠子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我知道。已经不用了。”
十一月，林远完成了“海星计划”第一阶段的所有任务。东海网络安全厅提出续约，邀请他继续参与第二阶段——跨境暗网雇佣犯罪数据库的搭建。他签了。签约那天他坐火车从椎名町到东海市，在网络安全厅的旧办公大楼里见到了李成哲和几位新搭档。会后他独自在走廊里走了一圈，经过当年他坐过的办公室门口时停了片刻，但没有推门进去。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画着六边形的便签纸——复印件——折成一只纸飞机，搁在走廊窗台上。然后转身离开了。
十二月，仁岛下了一场小雪。朴志浩站在公寓窗前，看着雪花落在空调外机上，想起一年前他在终审宣判那天从裁判所走回公寓的路。那天下的是雨，他记得很清楚——樱花被打成泥，他把手机拿出来又放回去，反反复复。一年的时间，多少事情已经变了。宫本老太太敲了他的门，送来一锅煮好的年糕汤，说是按仁岛的习惯，年底都要吃。朴志浩端着锅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憋出一句“谢谢”。宫本老太太笑着说：“你终于会多说一个字了。”
他把年糕汤端进屋里，盛了一碗，坐在书桌前慢慢吃。电脑屏幕上，他正在看安部制作公司发来的纪录片粗剪版。画面里，他站在二号坑道前，背后是生锈的铁轨和矿洞口，手里举着祖父那张照片，对着镜头说完了那句话。他没有再看第二遍。他把画面暂停，打开“熔炉”论坛。首页上，一条新的热门帖子正在被顶到最上面，发帖人ID是“旧矿工”，标题是：“推荐一本书——一个年轻人写的，名字叫《记忆之书》。”正文只有一句话：“我们都是被记忆养活的人。”
朴志浩关掉电脑，把吃完的碗端去洗了。水龙头流出的冷水冲在碗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他洗碗的动作很慢，但每一下都很稳，像是在做一件需要精确操作的实验。透过厨房的小窗，可以看到远处东和制钢总部的红色航空障碍灯在雪夜里依旧一明一灭地亮着，像某种从未停止的心跳。他把碗放回沥水架，擦了擦手，走到桌前拿起手机给林远发了一条新消息：
“纪录片下个月播出。安部说想在片尾加一段字幕，写‘谨以此片献给1944至1945年间东和矿业所有被强征的劳工及其后代’。你觉得够吗？”
林远的回复在几分钟后弹出来：
“不够。但你写的书会补上。”
窗外，雪下得更密了。仁岛的夜安静地铺展在这片老工业城区的上空，灯火稀疏，潮声很远。朴志浩在书桌前坐下来，翻开那本《记忆之书》的底稿，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他手写的一段话，墨迹已经干透了，纸面上留有微微的凹痕：
“祖父在1992年冬天去世。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等到花瓶回来。他死后三十三年，花瓶回来了。我把花瓶送到他墓前的那天，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把从松坪里带去的那捧土洒在了矿坑口。风吹过来，把土吹散了。我没有捡。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用来保存的。是用来被记住的。”
他把底稿合上，关掉台灯。公寓陷入黑暗，只有窗外远处那盏红色的航空障碍灯，在雪夜里继续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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